党员干部廉洁从政准则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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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制度建设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上个世纪末起党在执政实践中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对执政党建设有着深刻的警戒意义。当今世界，国家治理和政党治理成为普遍关注的时代新课题，中国尤其突出。一个7600多万党员的大党，在13亿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国家和政党的治理情况之复杂、问题之多、难度之大，可以想象。总书记在十七届四中全会的讲话中，用“世所罕见”一词来强调党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揭示了国家治理和政党治理的举足轻重。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与国家治理和政党治理相对应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新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这“一个事业”和“一个工程”构成内在统一关系。从两者的关联来认识治国与治党的关系，搞好“一个工程”建设是搞好“一个事业”建设的前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说中国的问题“关键在党”。因此，国家治理取决于政党治理，执政党建设直接影响国家的发展进步。从严治党历来就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自身建设的要求，一个思想行为、组织观念、纪律约束松懈的党，绝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的主心骨。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从严治党的目标、任务和具体要求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从时代环境和国内情况的实际出发，突出从严治党的针对性，是党的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实践，使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空前严峻。党已经积累的丰富经验是应对“四大考验”的资源优势，然而，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不熟悉、不了解、不懂得的东西增多。如果不能做到严格治理，大党、老党、长期执政的党也终有一天可能走到地位丧失、政权垮台、组织崩溃这一步。一些国家政权剧变的经验教训警示党丝毫不能掉以轻心，中国发展的现实告诫党必须从严治党。改革开放后社会发生的变化深刻影响着党执政环境的变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提出了制度适应、调整和创新的需求。由于各种原因，党员干部腐败现象的滋生甚至蔓延成为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党中央重拳出击反腐败，各种举措接连出台，成效已经显示出来。反腐败斗争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管党治党是从严治党的正确路径。《廉政准则》作为规范党员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的重要基础性党内法规，是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制度化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文献。

二、《廉政准则》体现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向前推进

《廉政准则》是在1997年3月《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以下简称《准则试行》）基础上修订的。时隔近13年，这一准则从试行到正式确定，标志着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深入向前推进。

与《准则试行》相比，《廉政准则》具有更加鲜明的特点，它含义明白、边界清晰、责任到位、要求明确、方法详细、途径具体。从框架上看，廉洁从政行为规范、实施与监督、附则的三章结构没有变化，但《廉政准则》在前面加了“总则”部分，这就使它的党内法规性质得以彰显。从内容上看，《准则试行》规定了领导干部从政行为六大方面的“禁止”和30种“不准”的行为，《廉政准则》增添为八大方面的“禁止”和52种“不准”的行为，这就使规范更加全面。从思路上看，《廉政准则》第二章“实施与监督”，由《准则试行》的5个条款增加为6个条款，在原先基础上更加突出和强化了监督的分量，并在违反准则“依照规定给予批评教育、组织处理或者纪律处分”后面，加上“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以示严惩不贷。《廉政准则》全文为3007字，增加不多的篇幅却承载着更加厚重的分量，它凝结着执政党建设实践深入发展的经验，积淀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成果。

《廉政准则》体现了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新要求。从印发《准则试行》到修订《廉政准则》的近13年，经历了世纪交替的时代洗礼，应对着世界形势深刻变动和国内情况深刻变动的各种挑战，中国共产党战胜风险、把握机遇和取得成就的业绩，始终与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紧密相关。《廉政准则》与时俱进地体现了新情况，反映了党在推进反腐败斗争实践中的新成果。《廉政准则》修订最多的就是“廉洁从政行为”这一章，在保留《准则试行》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很多新的规定。如鉴于近年来党员领导干部利用职权为配偶、子女及其身边工作人员谋取私利频发的现象，增列和加重了一系列针对性强的条款；如增加了“禁止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的条款；如增加了对党员领导干部离任或退休后一定期限的行为规范，杜绝职务“期权效应”的新腐败现象，等等。这些新规定，体现了党惩治腐败的力度进一步加强，从严治党的思路进一步清晰。

三、《廉政准则》凸显用制度管党治党的战略思路

《廉政准则》是中国共产党诸多规章中的一个法规，针对的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严格地说，《廉政准则》中所规定的“禁止”和“不准”的行为，与党的先进性根本就是格格不入的，无论触犯哪一条，不要说从政，就是做一个普通党员也不合格。一些评论将《廉政准则》称为从政“高压线”，指的是党员领导干部从政的最低要求，如果连这样的要求都做不到，那么，不管是什么级别的党员领导干部，都只能成为人民的罪人，阶下囚就是他们最后的结局。尽管如此，《廉政准则》仍然有重要的意义，它显示了党中央坚持用制度管党治党的思路和决心。

作为执政党，怎样治理需要有战略思维。中国共产党对自身的基本任务有清晰的定位，如党要管党、党管干部、党管人才。这样的任务都是正确的。但是，怎样管党、怎样管干部管人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人治的方法不行，政策的方法也靠不住，最好的方法就是靠制度，制度管党治党是最有效的方法。制度的约束是刚性的，违反制度就是越过了底线，就必须受到惩罚。

制度作为成文的规定，如何对制约对象产生效果，涉及到制度执行力的问题。制度失缺当然不好，但制度虚置也不行。从一些典型案例可以发现，党内和党员领导干部发生的问题有许多不是制度失缺而是制度虚置。有制度不执行，再好的制度也只是一种摆设，制度在那里空转的形式主义必须坚决克服。制度建设重要的不在于出台多少法规，而在于制度执行力的强弱。社会对《廉政准则》的期待不是规定了多少“禁止”和“不准”的行为，而是它能不能切实有效地贯彻执行。

如果说中国的问题关键是党的话，那么，党的问题关键在干部，干部的问题关键在制度，制度的问题关键在执行。能否使《廉政准则》的刚性制约切实有效，既需要被制约对象的自觉遵守，又需要制约主体的外部监督。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制度管党治党的有效性依靠自律与他律的统一。《廉政准则》指向的制约对象十分明确，即处级以上的党员领导干部，处级以下应参照《廉政准则》执行。对领导干部来说，《廉政准则》体现着两层意义。其一，它是自律的要求，就是说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严格按照《廉政准则》规范自己的从政行为。其二，它是他律的约束，就是说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接受监督。廉洁从政既需要提高自觉性，又需要加强外部监督。《廉政准则》的一个突出之处就是比《准则试行》更加重了监督的分量。如第十一条强调“党员领导干部应当向党组织如实汇报个人事项，自觉接受监督”；如第十四条强调“贯彻实施本准则，要坚持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相结合，发挥派、人民团体、人民群众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如此突出党员干部从政行为的监督问题，是制度管党治党战略思路的亮点，贯彻执行《廉政准则》，不与加强监督相结合就不可能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