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文化挑战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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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艰巨性同腐败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直接相关。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难题在于，反腐倡廉的社会文化资源相当短缺。因此，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大课题。

警惕“腐败文化”蔓延

如果腐败呈现出普遍化、流行化、社会化的趋势，除了体制层面的原因外，还因为它获得了一种文化上更有力、更稳定的支持。这就意味着，腐败也容易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一些人的日常行为模式之中。当前，我国的集团性腐败、体制内腐败以及人们的羡腐心理等等，都是“腐败文化”滋长蔓延的可怕信号。

集团性腐败。集团性腐败或集体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特定群体在共同私利的驱动下，形成了利益联盟，使得本应服务和服从于公众利益的公共权力异化，蜕变成了谋取集团利益的工具，使权力逐步私有化、商品化。在集团性腐败行为中，客观上由于责任主体分散，形成了利益风险共同体，因而相对于个体腐败行为，它的压力和风险是有限的。在一些人看来，法不责众，大家都腐败，也就无所谓腐败了。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集团内部轻则形成各行其是、心照不宣、互不拆台的松散关系，重则形成互相关照、互相利用、互相掩护、分享腐败所得的生存机制。集团性腐败比个体腐败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和腐蚀性，因为它具有示范效应，使得上行下效，好比森林火灾，成片成片蔓延。

体制内腐败。体制内腐败就是在文件等官方形式下公开从事的腐败行为。体制内腐败比体制外的腐败具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和破坏性。但是，由于这种行为本身有政府部门的强制力保证实施，具有普遍性和公开性特征，往往不被视为腐败行为，其危险性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警醒。

羡腐心态。这样的现象，可以说已经是见怪不怪：领导干部真心拒贿，却被人讥讽为“太呆板”、“假正经”、“不合群”；而不法商人通过找关系行贿赂去包工程揽项目，则又会被人羡称为“有能力”、“有门路”、“有眼光”。那些贪官和不法商人一旦马失前蹄，落入法网，一些人背后的议论无非是“后台不硬”、“赶上他倒霉”之类。总之，“笑贫不笑贪”。

现实中，为什么不贪不占、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的干部时常会被孤立?为什么一些“反腐斗士”会被周围人所不容?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人触犯了某些“权势阶层”的利益，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与已经形成的“腐败氛围”格格不入，这些人的自律行为破坏了某种“游戏规则”，触犯了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于是，腐败者就会“集体无意识”地联合起来，制造各种各样的压力，给这些人小鞋穿。更为可怕的是，在这种腐败氛围中，原本清正廉洁者不仅受到孤立、排斥和打击，而且有可能被毒化，想做到出污泥而不染都很难。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那些为腐败鸣锣开道或喊冤叫屈的“理论氛围”，什么“水至清则无鱼”、“小节无害”、“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腐败难免”等等。是什么在容忍腐败、同情腐败乃至羡慕腐败、攀比腐败？归根结底，是“腐败文化”。

正视反腐败斗争面临的文化挑战

来自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家长制”的影响。我国传统社会中以封建家长专制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曾经并且仍然对我们的政治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在现实中，这一文化取向，给官僚主义的滋长和蔓延提供了观念支持。一些领导干部专横跋扈，颐指气使，权力不受限制，思想一贯“正确”；而下属只能对他惟命是从，甚至形成人身依附关系。二是“官本位”的影响。“官本位”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陈腐的社会意识，其价值追求和判断标准就在于做官和官之大小，至今它还根深蒂固并且顽强地表现着，使一些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它的俘虏。三是“人治”的影响。我国传统人治文化的主要危害，就是按个人意志去行使权力、解决问题。因此，领导者的私情、私欲、爱憎以及亲疏关系，就成了其思想和行为中不可或缺的决定性因素。于是，就有人变“任人唯贤”为“任人唯亲”，致使昏庸无耻、贪赃枉法之徒混迹官场，横行一时。

来自中外文化碰撞中文化变异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摆脱了极“左”思潮忽视人文关怀、忽视个人利益的阴影，注意引导个人利益的实现和对个性价值的保护，这些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西方追求个性解放、张扬个人利益的文化理念，也伴随着开放的步伐进入我国而备受欢迎。于是，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褊狭自私意识与西方现代资产阶级惟利是图、疯狂追求个人享乐的文化价值理念相混合，变异出当代版的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在其影响下，一些党员干部为一己私利而不惜放弃、破坏乃至侵害他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走上以权谋私、贪赃枉法的腐败歧途。

市场经济折射出的文化阴影的挑战。市场经济以竞争性、交换性、求利性的特点，实现由市场完成资源有效配置，保证经济良性循环的目标。这些特点在经济领域是积极的、理性的。但如果这些理念被运用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则难免发生变异而给社会良性发展带来挑战。在现实中，随着市场经济这种文化理念向其他领域的逐步渗透，重个体利益轻集体利益、重局部利益轻整体利益、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的价值诉求不断被强化，权力寻租、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在一些地方泛滥成灾。

加强反腐败的文化建构

“先进文化可以养廉”。反腐败不仅要将一些腐败分子挖出来示众，而且要纠正那种“笑贫不笑贪”的扭曲现象，在全体公民中营造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廉政文化氛围。因此，反腐败不单单是一场政治斗争，也是一场文化斗争。努力建构与培育廉政文化和政治文明，是新世纪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内容和目标。

在反腐败斗争中，要重视文化意识。目前，我国生产方式的多样性，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多层次性，文化观念的多元性，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为警惕西方颓废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腐蚀与影响，为防止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反映到党内来，在反腐败斗争中，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重视文化建设的紧迫性与重要性。重视文化建设，就要引导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培养高尚情趣，形成科学文明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方式；就要引导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加强文化修养，升华自己的人格，具有秉公执纪的党性原则、严于律己的慎独精神；就要引导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处理好工作与休闲、劳动与享乐、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构造起新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体系。

在反腐败斗争中，要增加文化含量。毋庸置疑，没有科学的文化观念作指导，反腐败斗争是难以形成先进而正确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因此，必须重视增加文化含量，树立反腐败斗争和文化建设“两手抓”、互相促进的观念。增加反腐败斗争的文化含量，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不懈地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文化教育培养，防止在思想文化的多样性面前失去自主性。

在反腐败斗争中，要营造文化氛围。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引发人们文化理念和文化消费方式的深刻变化，人们对是非曲直、利弊得失、尊卑荣辱等的价值判断标准也在发生变化。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对不同的社会事物会作出不同的判断和取舍，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势必导致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文化心理上的失衡和迷离。在反腐败斗争中，要通过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通过把握正确的文化舆论导向，积极倡导多重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中有进步意义的部分，引导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追求积极健康的文化时尚，以促生全社会的先进文化思潮。

在反腐败斗争中，要注重文化规范。廉政文化，仅仅依靠思想道德教育，依靠人的自觉性，是建不成的。它还需要有结构性的基础，建立文化规范和政治规范，形成一整套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我们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提出的各种“不准”和“规定”，既是政治规范、制度规范，也是文化规范。只有文化规范和政治规范双管齐下，才能养成人们的廉政文化习惯。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健全和完善这样一种机制，充分运用政治监督和文化监督的力量，培育提高领导者的政治文化素质。从这个意义上说，廉政文化的建设与政治制度的建设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