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别党员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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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在领导民主革命斗争过程中，为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如情报工作）、增强党在中上层社会中的力量以及联系群众开展合法斗争等方面的需要，曾发展过相当数量的特别党员。民主革命已过去50多年了，一些人因对这段史实不清楚而产生了种种误传。因此，有必要对特别党员问题作一个系统的考察，给人们一个清晰明白的印象。同时，弄清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全面正确理解我党关于发展党员的思想，消除目前关于发展党员问题面临的片面认识。

一、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

关于什么是特别党员这个问题，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凡党员处于特别地位，而不过一般党的组织生活者，谓之特别党员。”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特别党员是指那些具有较高社会地位担负特别的工作任务而受到特别管理的党员。特别党员之特别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特别党员具有特别的社会身份。普通党员的社会出身基本上是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与此不同，特别党员主要是当时社会的“中上层社会出身”（如官吏、军官、资本家、社团领导人、社会名流）或“其社会地位与中上层有联系的分子”。按阶级成份论，这些人应归入官僚阶级、买办阶级、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范畴。与此相联系，特别党员都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处于社会的中上层，有些“在公开组织中已经取得一定领导地位”。

二是在党内特别党员受到特别的管理。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党章规定只要是正式党员即可担任，并没有要求一定是党组织的领导人才可担任。但是，由于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的原因，特别党员的入党介绍人往往由党的中高级党组织的领导人担任。如邵飘萍（1925年入党）入党介绍人是。特别党员被吸收入党，还须上级组织批准。批准特别党员的组织常常要党的高级组织乃至中央批准。一般做法是，由党的高级组织的领导人代表相应的组织来吸收和批准。如杨度（1929年入党）是由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代表中央批准的。

对特别党员怎么进行管理呢？当时中央组织部曾规定：“一切有上层地位的党员，应该由适当高级党委直接管理。”通常采取两种方式：一是不编入支部，不参加支部的组织生活。赵寿山（曾任国民党第38军军长）曾回忆说，他在作为特别党员期间，“从来没有过过党的组织生活”。二是由较为高级的负责同志与之个别联系并进行教育。采用这样的管理方式，是为特别党员的党员身份保密。特别党员的党员身份不仅对党外保密，即使在党内也处于只有很少几个人知情的秘密状态。赵寿山1942年由批准入党，中央其他领导人都不知道这情况。特别党员一旦不再从事秘密工作转而从事党的公开工作后，其党员身份在党内公开也就成为普通党员。特别党员转为普通党员，有的是直接编入党的支部组织，同其他党员一起过组织生活而公开党员身份。有的却仍将其特别党员这段历史保密而重新公开申请入党。

二、特别党员之特别，最根本的是他们肩负着党组织分配给的特别的工作任务

特别党员承担的特别的工作任务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掩护党组织的秘密活动。党的文件明确规定：“在上层负责的公开工作的同志要掩护与援助下层工作的及秘密的同志去进行工作”，“在情况允许的限度内掩护党的秘密组织进行工作。”在掩护党组织秘密活动方面，特别党员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黄贤度（1937年入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出任江西上高县县长，根据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将一批地下工作同志分别安插在县区乡政府、国民兵团和县大队。

二是营救被捕的同志和进步人士。为了保存党的骨干，减少党组织的损失，特别党员常常利用较高的社会地位，采取巧妙的手段，营救被捕的同志和进步人士。胡愈之（1933年入党）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参与营救被国民党逮捕和迫害的牛兰夫妇（时任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陈独秀、许德珩、侯外庐、陈赓、罗登贤、廖承志、余文化等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特别党员袁殊以汪伪清乡委员会政治工作团长、江苏省教育厅长等身份，利用日汪订立的《关于苏州地区清乡工作之日华协定》，巧妙保释了遭日军逮捕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有二三十名之多。

三是给党组织以经济、物资方面的支持。在经济、物资方面支持党的组织是普通党员的义务，更是特别党员的一种工作任务。例如，广大华行总经理卢绪章（1937年入党），在重庆国民党中统、军统中广交“朋友”，还成了陈果夫的座上客，为广大华行的药品和器械经营打开了局面，生意蒸蒸日上，从而为新四军提供所需药品，为党组织筹集经费。

四是统战联络工作。根据中央要求，统一战线工作的面要尽可能地广泛，“不仅在文化教育部门，而且应该到军事、政府、党务、经济各种部门中活动。不仅于在野的士绅名流中活动，还要在当权的人士中活动。不仅在进步的分子中活动，还要在中间的和某些顽固分子中活动。”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特别党员为发展和扩大党的统一战线开展了广泛工作。例如，王昆仑（1933年入党）以国民党候补中委、立法委员的公开身份，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在重庆参与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团结了一批派成员、国民党左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在党的周围。续范亭（1938年入党）以国民党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身份，做山西和西北国民党上层人士阎锡山、傅作义、赵承绶、杨集贤、邓宝珊和马占山等的统战工作。

五是推动开展各种进步活动。一些特别党员利用自己的公开身份参加并推动公开的群众性的进步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郭沫若（1927年入党）抗战时期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身份，领导大后方的进步文化运动；李杜（1935年入党）在抗战胜利后，撰写《东北抗日联军之沿革》等文章在《新华日报》发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1947年7月参加李济深、蔡廷锴等人组织的反对内战活动。

六是获取各种情报。特别党员因其公开的较高的社会地位，本身就掌握着大量的情报，并容易从其他方面获取更多的党组织所需要的各种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情报。1927年7月上旬秘密入党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武汉政府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决定反共，准备假意邀请叶挺、上庐山开会，扣留他们。得知此情报后，立刻找到叶挺、，并在甘棠湖秘密会谈，叶挺、随后即率部队开赴南昌，参加南昌起义。

七是率部起义。有一些特别党员是部队的主官，对部队有合法的直接控制权。他们利用这种地位做各种起义准备工作，在革命进程的适当时机，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率部起义，投入革命阵营，给予敌人以最直接的打击。特别党员领导的起义比较著名的有：1929年11月15日，国民党江西吉安县靖卫大队大队长罗炳辉（1929年入党），在吉安率所部600余人起义，将起义部队改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五团；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1931年入党）同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部1.7万人在宁都起义，全体加入中国工农红军，被改编为红五军团。

八是策动反正。瓦解敌军是争取武装斗争胜利的重要手段。瓦解敌军的途径和方式很多，但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还是策动反正和率部起义两种形式。在策动反正方面，特别党员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1946年初，国民党军新编第六路军郝鹏举部两万余人在台儿庄附近起义。为争取这次起义，郝部中的两位中共特别党员第3军军长兼第1师师长乜庭宾（1945年入党）、第2师师长张奇（1945年入党）与国民党第33集团军副司令官张克侠（1929年入党）分别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

需要指出的是，特别党员虽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做掩护，但要完成工作任务仍须冒着极大的风险，许多偶然因素都会使他们遭受被追捕之苦、牢狱之灾，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有不少特别党员为民主革命胜利壮烈牺牲。

三、有关特别党员问题存在的几个误解

长期以来，在对特别党员的认识上存在一些误解，有必要予以澄清。

其一，特别党员不能简单地被称为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现在有的书和文章将特别党员指称为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这是不准确的。众所周知，在民主革命早期，“当时党处在地下时，一切党员都是秘密的”。所以，“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是普通党员的通称。从概念上讲，“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是全称概念，特别党员是特称概念，特别党员属于“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的范畴，但有着远比“地下党员”或“秘密党员”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具体的规定。有两份文献说明了特别党员与秘密党员的区别。1938年6月，、刘少奇在给朱瑞的电报中指示说：“在牺盟及其他一切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与政府机关中之党员，均须组织党团，但须特别注意秘密工作，不要使关系暴露，并根据情况保持某些同志为特别党员。”1946年1月5日，就郝鹏举部起义事向中共中央发电报说：“郝部有两个师长是特别党员；另外我们由淮北区打入十几个秘密党员，均担任官佐。”

其二，特别党员不是特殊党员。有的文章和书中把特别党员称为“特殊党员”。这是不对的。党的文献从来没有将特别党员称作“特殊党员”；党的文献一直是将“特殊党员”指称为在党内闹特殊化的党员，特殊党员是一个否定性的称谓。

其三，特别党员与候补党员的区别。还有一些人将特别党员等同于候补党员。这也是不准确的。特别党员或许有候补期，但绝不等同于候补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