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是福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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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听老百姓说这样一句话：“快乐是金，健康是福。”细想之，以精神愉悦、身心健康来攀升生活质量，尽享现代文明带来的优越，这是目前中国百姓普遍所祈求和希冀的。然而对于为官者，其福何在？窃以为，实该是“廉政是福”四字了。

廉政即廉洁从政、清白做官。做官者因同样是人，所以同样需要精神、心理和生理的健康。但正是由于做了官，情况也就有所不同，为官者若要真正健康，就还得要思想健康。而思想健康的最基本保障，就在于为官清廉。由是，为官者“廉政是福”之说便也就言在由衷了。

那么，廉政是福，“福”在何处？

首先，廉政者不贪不占，心安理得。有人说：“诚做一日事，乐得一宿安”，说的是本本份份的劳动，即可获得过上安稳舒心的日子。而贪赃枉法者，由于心虚，往往一遇风吹草动，便会心惊胆战，坐无宁日。从建国以来被判处死刑的大贪官刘青山、张子善、阎健宏、胡长清、成克杰伏法后的自白看，他们有一共同点，就是贪了之后心虚，事发之后心慌，查究之后心恐，判了之后心凉。因此，为官者只有勤政为民，两袖清风，脂膏不沾，才能使自己没有负疚感，心理上没有负面的紧张和压力，日子才能过得踏实，心理才能真正坦然，这不仅于生理健康大有裨益，还由于勤于谋政，有一种成就感或奉献感，往往还会使人从内心里感到一种由衷的愉悦，能够笑对上级，笑对群众，笑对社会，也笑对自己，何乐不为？孰不福也！

其次廉政者奉公敬业，令人尊敬。大凡为官清廉者，事业心、责任心、使命感都很强。他们甘于奉献，不思索取；尽心尽责，追求事业；摆正位置，为民着想。大家熟知的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其为官之所为就令人称道。公元819年他因反对痴于迷信佛教的唐宪宗皇帝搞劳命伤财的“迎佛骨进长安”活动，被贬至八千里外的广东潮州做一地方小官。但他不计个人得失，到任后连干实事：一是驱除鳄鱼，“先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使百姓家畜不再受鳄鱼祸害；二是兴修水利，并积极推广北方先进的耕作技术，使当地人民物质生活得到改善；三是赎放奴婢，下令奴婢可用工钱赎身抵债，使社会风气得到改良，无数家庭重获团圆；四是举办教育，发动人们请先生、建学校，让当地人摆脱愚昧无知，结果使潮州出的进士由韩愈之前仅3名到南宋时多达172名。因此，韩愈不仅显赫文坛，政治上忧国忧民公而忘私为民办实事的品质同样为百姓所世代传颂。而韩愈本人对自己所最感欣慰的，也是在造福百姓之处。

第三，廉政者抵制诱惑，人格高尚。分析现实生活中腐败分子的腐败之源，多是因经不起金钱、美色等诱惑所致。他们不是在花花绿绿的票子面前折腰、落水，就是在娇声娇气的“肉弹”面前心旌动摇，或是在大是大非面前迷失方向，最终走上目无法纪、营私舞弊、行贿受贿的歧途。而廉政者则完全不一样，他们能如韩愈那样刚正不阿，“为替圣明除弊政，敢将衰朽惜残年”，能如包拯那样公平处世，“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等等这些，决定了他们有着令腐败者不可思议的视金钱如粪土、视美色如蛆蝇的高尚的精神境界。他们正如唐代诗人罗隐在一首诗中写的：“国计已推肝胆许，家财不为子孙谋。”即为官从政只献身国家，不利用自己职权为子孙后代、亲朋好友编网拉线，以谋取丰厚的家财。其实，谁也懂得这样一个道理：“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软”，只不过廉政者就能对此信守不移，苏轼曰：“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这“一毫”都不拿，正是他们受人尊崇，赞誉而自得之处。

第四，廉政者人气旺盛，民众支持。廉政者由于自身清政廉洁，而且往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自然深得民众的依赖和喜爱。康熙年间，被誉为“天下第一清官”的江苏巡抚张伯行就是一位好官。他历官近30年，生活清寒简朴，日用之米面菜蔬寸丝尺布以至磨面用的牛和磨都是从河南老家运至江南住所，仅用江南清水一杯。他爱民如子，每到一处都积极筹资建书院，为国家培养人才；令各州县设义塾，供穷苦孩子读书，使百姓皆知礼仪。他刚正不阿，辖区每有水旱灾荒即上书朝廷，请求减免赋税，开仓济民；当他在苏省乡试中被头号赃官噶礼反诬受贿被革职治罪后，他临危不惧，泰然自若。那时扬州、苏州的士子百姓纷纷上书朝廷，要求公审，结果被精明的康熙皇帝为他洗罪正名，将民愤极大的贪官噶礼革去一切职务。士子百姓闻讯无不欢声雀跃，家家门前贴出红幅，上书“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可见，张伯行如此深得百姓爱戴与尊敬，其由十分明了，那就是他的品性赢得了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他有了如此旺盛的“人气”，有了人民群众这块“真正的铜墙铁壁”，在邪恶面前，他何以不能凛然相对、泰然自若？此“福”，实可谓不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