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化背景下腐败定义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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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生活中，腐败就是以公权谋取私利。对腐败进行道德谴责，这是定义腐败时必须明确的基本问题。

笔者发现，中文文化圈对腐败定义的道德评判是不明确的，而英语语境对腐败的道德否定色彩非常强烈。

《现代汉语词典》、《高级汉语大词典》等词典对腐败的定义如下：物体腐烂，腐败食物；行为堕落的，腐败行为；（制度、组织、机构、措施等）混乱、黑暗，政治腐败。

我国《刑法》中没有对腐败的定义，只是在第八章定义了“贪污贿赂罪”。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显然，汉语词典中的定义没有对腐败进行道德评判，《刑法》只定义了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贪污贿赂犯罪。

今年3月，总书记倡导在全社会树立“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及时提醒了我们，定义腐败时必须明确：腐败是可耻的。

与中文不同，英文词典对腐败不仅有完整的定义，而且全部直接表明对腐败的道德评判：腐败是道德败坏的。

《朗文简易英汉词典》定义腐败是morallybad，esp，dishonest。即“道德败坏的；不诚实的”。

《牛津高级英汉词典》定义腐败是immoral；dishonest（espthroughtakingbribes）。即“不道德的、不诚实的”。

《韦伯新世界大学词典》中腐败的定义是morallyunsoundordebased；perverted；evil；depraved。即“道德上不正当的，或者品质恶劣的、下贱的、邪恶的、堕落的”。

正是这种常识性、普及性的词典给予腐败以道德上起码的否决，所以英、美等国家非常注重从政道德监督机制的建设，美国有《政府道德法》，英国有《荣誉法典》，他们形成了从政道德的法律体系。德国、新加坡等国也十分注重这方面的专项立法。这里不排除宗教等文化传统的影响，同时也正是这种深厚的宗教氛围和法治文化，形成了这些国家公民对腐败行为的耻感，从而使这些国家的政治人物待人接物慎之又慎。

腐败在舆论上是公众不齿的，在个人心灵上是不洁的。基于上述英文共有的、突出的表达，笔者建议将腐败定义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利用公共权力打破正常秩序或者规则，谋取私利，满足私欲，严重损害公众和他人利益的不道德的行为。这里的“公共权力”包括国家权力；“私”包括与自己利益紧密相关的人或者组织。简单说，腐败就是和偷、抢、骗等不正当行为一样，是用非法方式，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据为己有。

必须承认，现实生活中，部分民众对腐败的谴责是不到位的，对身边具体的领导干部公款吃喝、公车私用、特权办事、收受礼品等行为，一般持无奈的接受态度，有些甚至还略有羡慕之情。他们不是“零容忍”，而是一定程度上的默认，认为当官的理应比一般的平民享有高得多的待遇，哪怕是占用公共财产。少数领导干部更是讲“常例”和“潜规则”，把接受并适应一定程度的腐败看成是政治上“成熟”的标志，所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是也。

古代的地方官把收例钱和三节两寿（本人及太太）收礼视为当然。只要在官场许可的范围内，以权谋私、营私舞弊等行为大都无事。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于同治八年（1870年），经曾国藩奏调先后署理磁州、易州知州，光绪元年（1875年）去职，做了五年知州，退养故里之后“隐于乡里，大治园林，广置姬妾，颇娱声色之好，以迄逝世”。赵烈文去世于光绪十九年（1894年）。做五年官，却可以享受20年园林声色的生活。赵烈文的品味谋略被曾国藩高度认可，而曾国藩奏调赵烈文任职是对其“贡献”的一种回报，赵烈文同意出任知州亦是对这种回报的心安理得的接受。当官腐败就成为当权者们回报与接受回报的一种方式。

如今，类似的事件也在发生着：林福久当了几年的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税侦分局局长，就可以广置园林19处；广东省鹤山市原市委书记张汝韶当了书记几年就可累资上千万元。如果不是他们后来的肆无忌惮导致案发，其所作所为还被部分圈内人士看成“算不了什么”。在这种对腐败高容忍的文化背景下，很多人对腐败的一般态度为：不以为耻，反以为常。

腐败必须受到法律的惩处，但是即使少数干部受到了法律制裁，其依然有着不小的面子和影响力，腐败的耻感荡然无存。个别被制裁的贪官曾扬言：“杀了我一个，幸福三代人。”没有耻感，贪官的下场很难在熟人中产生警戒作用。

没有良好道德习俗为底蕴的法制建设，其积极效应将十分有限。打一场胜败强化、荣辱观淡化的反腐倡廉战争是极其危险的。在这里，理想信念、伦理道德起着总开关的作用。内在的自律不强，任何外在的监督约束都可能遭到规避、突破乃至践踏。以德治心、依法治世，既是古老的智慧，也是我们党一贯的追求。从邓小平的“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到的“以德治国”理论，再到总书记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理论，把制度建设融于文化建设，一脉相承，卓有成效。

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反腐倡廉工作提供了直接的利器，直接指导对腐败的定义和定性工作。腐败分子见利忘义、违法乱纪，以图骄奢淫逸，必将背离人民，危害祖国。基于此，我们今后必须大声地宣布：腐败是不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