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新时期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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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历史上，有现实和长远意义的一件大事。

这也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所形成的堪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相媲美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二）

中共中央之所以以中央全会这样仅次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领导党的全部工作、对外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很高会议规格，来全面、系统解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这就是为了给党内外和国内外传递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信息，即：

此一重大命题，是从现在起到二○二○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四十五年内，我党治国理政之核心理念。

此一重大命题，又是我党在今后更长得多的历史时期内，即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内治国理政之核心理念。

因此，此一重大命题，实质上即是我党在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首要基本理论和纲领问题上的核心理念。

（三）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之所以是我党治国理政的核心理念，其理由是：

此一命题，基于经济发展要求而又提到从总体上把握诸方面社会关系连同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确实是一个提纲挈领、统帅全局的重大命题。

新时期以来，党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不再搞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全党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先后着重从经济、政治、文化方面明确界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又从同经济、政治、文化相联系的狭义的“社会建设”方面界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在，中央进一步从包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社会关系连同人与自然关系在内的更宽广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更加完整丰满的鲜明概括。这就是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实践，郑重提出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努力建设一个“全体社会成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此一集中的理论表达，标志着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的进一步大大深化。

这种深化，既是对历史经验的进一步科学总结，更是对新时期新阶段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进一步总体思考。不仅要求进一步澄清由于过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强调“阶级斗争”而来的某些深层次思维定势和积习，而且要求面对新世纪新阶段的种种新情况新问题，在“中国向何处去”、“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这样的层面上，达成新的深刻共识。

新共识的根本之点，是要求在清醒面对当前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加快发展进程中诸方面社会关系急剧变动、社会矛盾集中暴露的基础上，确认党的根本主张——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此一核心理念主导下，进一步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凝聚改革共识，坚定改革方向，完善改革举措，戮力改革攻坚，并且通过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稳健改革和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来妥善处理各方面社会矛盾，保持和发展社会和谐，不断地把和谐社会建设推进到新的水平和境界。

这就不仅大有利于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之协调一贯及对社会意识行为之引导，而且大有利于党和国家更紧密地团结和联系群众，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更能经受种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而立于不败之地。

正因为这样，此一重大命题，就使党能够在领导中国由不发达国家到中等发达国家之和平发展的历史大飞跃中，面对国内国际复杂矛盾而有清醒分析和核心理念，有必要的精神准备和明确立场，有一系列应对和化解的战略思考和切实措施，同时能够更有力地防止和克服在社会大变动中发生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此一命题适应了我国社会之历史方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党之历史方位（由领导人民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的党、在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到领导人民长期执政的党、在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的深刻变化，把握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体现了当代人类社会进步潮流，使党站到了全社会、全民族、全人类范围的道德高地。无论对于国内还是对于国际，此一重大命题均有资格成为我党昭示天下的战略上和道义上的伟大纲领。

而且，我们还意识到，在当前我国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刻，在即将召开党的下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一年，以此命题为主题，使我党领导层获得一次机会来较为展开地讨论我国现阶段诸方面社会关系连同人与自然关系之整合和构建，把全党思想进一步从对社会主义的某些片面和错误理解中解放出来，并从而进一步形成更加明确和实在的中近期“和谐社会”目标及有系统的方针政策措施，这对于落实邓小平同志关于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各方面更加“定型化”的要求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