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党执政得失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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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政党政治的实践看，执政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虽然各国政党的执政模式不同，它们的性质、信仰、纲领、执政理念和社会基础千差万别，但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存在一些共同规律。总书记曾经说过，对世界上其他政党的一些做法和措施，我们不能照抄照搬。但对于他们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要研究和借鉴。

新的一年，我们约请中央编译局等单位有关专家，在《世界》栏目陆续刊登讨论国外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文章，以开阔眼界，打开思路，更好地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中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自身建设的规律。

21世纪到来以后，中国共产党越来越重视党的建设的战略性思考，注重从政党发展规律和执政规律的角度研究党的建设和发展，先后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课题。为了探索执政规律，我党又提出了研究世界政党执政经验教训的任务。

理论研究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对世界政党执政科学的探索，来为我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服务。

世界政党失去政权的教训

20世纪末期，世界政坛出现了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相继失去政权，其中包括苏联和东欧的共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日本自民党的执政地位虽然失而复得，但其政治格局已是今非昔比了。如果我们把视角再宽泛一些就会看到，美国的、英国的保守党、德国的基民盟－社民盟也经受了一次失去执政地位的痛苦。

从政党执政规律的角度来看，在美国、英国、德国等一些多党制国家，其政党轮替实际上是一种正常的所谓“钟摆效应”，一次失去政权并不意味着永远失去执政的机会。对其他政党而言，其上台与下台，对社会影响的程度也各不相同。但是，分析各国政党失去政权的教训，对于探索政党执政的规律和加强政党建设都是很有必要的。综观世界主要政党，之所以会失去政权，其主要教训是：

（一）缺乏经常化的党群联系机制。在政党的所有特性中，其代表性是第一位的。几乎所有的政党都声称代表人民的利益，都力求得到人民最广泛的支持。人民的支持是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西方多党制国家，由于民众对政党的支持比例会直接影响到下一次选举，决定该党是否能够获得执政地位或者能否继续执政，因此，西方多党制下的政党经常通过各种民意调查来关注自己受到民众支持的比例，注重与民众的制度化联系。相比而言，像苏共这样几十年来长期执政的政党，其执政行为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大，传统上往往在强调不能脱离群众的同时，反对党群关系上的“尾巴主义”。同时由于选举制度上的不健全，群众在短期内对执政党的约束机制很难及时地表现出来，其党群联系机制也没能完全建立起来。长期对群众的疏离，导致了人民群众甚至普通党员对党的冷漠情绪，削弱了政党的执政基础，这是一些老党失去政权的重要原因。

（二）不能及时推进政党建设的革新。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始于19世纪上半叶，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这段时间里，世界政党经历了从纯粹的议会党派向群众政党、从群众政党到现在的所谓大众政党的转型。社会主义政党可以看作是19世纪中叶政党群众化的产物之一，主要的社会主义政党在二战后和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在转型过程中，各种类型的政党都注重加强政党自身的建设，对自身的理念、目标和组织结构进行了调整，以适应政治环境的变化。总的来说，政党建设都倾向于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政党目标的实用性和组织系统的开放性。然而，长期执政可能导致这样一种现象：在执政党传统的意识形态、组织体制等各方面都会附着相应的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反过来强化传统党建模式，使得一些传统的东西变得僵化，使得改革难以进行。这样往往把党的建设中一些本来可以一点一点解决的问题积累起来，最后形成一种“欲改不能”的局势。

对比苏共与中共上个世纪改革的历史，不难看出苏共党的建设在这方面的失误。

（三）政党改革路径选择的失误。从历史的长河来看，政党改变自己的执政体制，重新安排党群关系，对自身的理念、目标和组织结构进行变革似乎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然而，具体到某一个政党来说，每一个重大的改革举措却直接关乎该党的生死存亡。因此，政党发展或者改革的路径选择是政党研究领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西方专门有一种研究制度变迁的学问，叫做制度经济学，其最基本的理论是：制度变迁要充分考虑改革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效益，要衡量比较成本和比较收益，要遵循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比如说，一个政党要批评其前任领导人，须知道这样做一方面会利于确立新任领导班子的革新形象，另一方面也会损害民众对党的历史的评价。因此就需要衡量，哪方面的效果会大一些，总体上对党有利还是有害？在可以推动政党发展的多种选择中，一般会选择那种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路径，也就是边际效用最大化的路径。

目前学术界认同的观点是，苏共之所以迅速地垮台，与其激进的改革策略有很大的关系，苏共对党的历史和传统组织结构的严厉的批判和迅速地抛弃，超出了苏共党员和苏联人民的承受能力，违背了改革的渐进原则。

世界政党执政的成功经验

（一）法理型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如何处理党政关系是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的重要内容，因为执政体制和执政方式实际上就是党执掌政权、主导公共权力部门的模式。

西方政党执掌政权的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党、政分开。政党既不直接领导政府，本身也不具有政府职能。政党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组织选举，参与社区活动，联系公众和社会组织，以影响公众的政策选择，达到争取选民、取得政权并巩固执政地位的目的。其控制公共权力的手段主要通过组织控制、政治约束和政策协调等方法来实现。

这种执政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的组织和活动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政党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按照政府运作的游戏规则来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以及政党的领导人相对于法律的自主性和随意性大大减弱，有利于政治运行的稳定和政治更替与发展的有序。

（二）制度化的党群联系。民众的支持是一切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因而各国执政党都十分重视加强党与民众的联系。在西方国家，选民的支持构成了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政党为了赢得大选，必须加强与民众的联系。

西方政党重视与选民的互动和沟通，许多政党专门设立了从事民众工作的地方组织，党的领导人如有的议会的议员设有专门接待民众来访的机构，以保持政党与民众之间经常化、制度化的联系。同时，他们还注意与群众团体、利益集团的互动，有些西方政党吸收群众团体和利益集团为团体党员。例如，英国工党的大部分党员都来自作为团体会员的工会。

西方政党与民众和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相互需要、相互支持的平等关系多于一方对另一方的领导和服从的关系。这样有利于政党真实地了解和反映民意。

（三）政党对传媒的合理利用。当前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媒体对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处理好同新闻媒体的关系已成为各国执政党的重要课题。西方国家标榜新闻自由，其媒体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新闻媒体被称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种权力”。

西方政党处理与媒体关系的主要做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占有新闻媒体，宣传党的理念、形象和政策主张，重视更新宣传观念和宣传方法，改进宣传机制，树立良好的政党形象。二是通过经济和政治手段间接控制和影响媒体。由于不能直接用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干预媒体，于是他们十分重视对媒体的公关，化解媒体对执政党的消极报道，积极引导舆论导向。

（四）政党建设的现代化。尽管各国政党的性质、信仰、纲领、执政理念、社会基础千差万别，但它们在政党建设方面仍存在共同规律。尤其是在当前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民主化迅猛发展的形势下，一些执政党顺应时展的潮流，加大自身建设力度，推进政党现代化建设。

一是加强理论创新，扩大执政理念的包容性。理论纲领是政党的行动指针，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能否制定符合时代要求的理论纲领，事关执政党的前途和命运。当前，一些西方政党在制定新纲领时，通常要举办很多辩论会、研讨会、座谈会、网上论坛等，发动全体党员积极参与。德国社会目前进行的新纲领大讨论已持续数年之久，还邀请党外人士和国外政要参加，这就使得纲领革新成为全党思想观念更新的自然进程。

在社会分化组合加快和文化发展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一些政党在思想理论纲领革新方面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其政策主张更具有全民性、时代感。在西方，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深刻变化，政党原有的阶级界限和社会基础也随之改变。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许多执政党为了适应社会意识形态多元化以及政治选择多样化的需要，那些能跟上潮流并具有较大感召力的口号，往往被各类政党共同使用。

二是发展党内民主，加强组织动员能力。西方政党主要的活动是参加竞选，大多数西方政党对党员的管理，都着眼于吸收热心于政治并真正认同本党的积极分子，而对于入党条件和党员的组织活动等不作严格的要求。这些政党一般按照民主原则运行，党的组织生活完全采用开放形式。

为了遏制政党高层的寡头化倾向和政党的官僚化倾向，增强政党对民众的吸引力和对其他政党的竞争能力，西方政党越来越多地采取以下措施发展党内民主：扩大基层组织的权利，提高上级组织的服务意识；进一步加强直接民主；为了吸引青年选民，引进“项目党员制”（项目党员是指只参加党的某些项目活动的成员）；开放建党，设置更多的论坛和对话平台，让社会精英有更多、更快捷的渠道参与党内工作。

西方政党认为，投票选举党的领导人既是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形式，也是增进政党自身的凝聚力、选拔更为合格和更具权威的领导人的重要途径。近年来，西方政党主要采取了不断加大党内直接选举力度的方法。

三是注重建立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决策机制。决策是否科学，能否得到广泛认同和拥护，直接关系政党执政业绩的好坏。

西方政党为了推进政党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首先是合理利用“外脑”，增强社会科学家在政党的政策研究中的作用。国外执政党一般都有专门的政策研究机构，为党的领袖和党组织提供决策草案。西方许多政党倾向于选择党外的思想库、咨询机构、研究所及专门委员会作为决策的参谋助手。美国共和党极为重视传统基金会、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的政策建议，这两家机构素有共和党“影子内阁”之称。其次是扩大党员在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参与，增强决策的权威性和党员对决策的认同感。例如法国社会党2002年选举受挫后，在党内就组织了约5000场不同形式的座谈会、讨论会，深刻反思其选举失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