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的伦理蕴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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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基石。将人的生存与发展当作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在“以人为本”中所体现的这种以人的健康生存与全面发展为中心的伦理价值取向为科学发展观的伦理合法性提供了充实依据。“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反映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特征，即人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理当占居的主体性地位，它与“人类中心论”或“生态中心论”的伦理价值取向均有质的区别。“人类中心论”是旧式现代性的产物或者可以说是物质主义与科学主义畸形结合的产物，它片面地推崇工具理性，单纯地追求对自然界的征服和占有，忽视了人对自然环境的有效保护和良性创造；这不仅在社会关系层面使人变成丧失自身类的本质属性、物化了的“单面人”，并且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层面上最终破坏了人类与作为自己对象化的自然界的主、客体相统一的融洽关系，使人类精神沦落为一种群体的“利己主义”。

“以人为本”中的人既非莱布尼茨的“单子”式的个体，也不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孤独的个人，而是涵蕴着集体主义精神的群体之人。这种人既有艰苦创业的决心和毅力，也有团结协作的热情和智慧，其群体的道德凝聚力和向心力远非个人中心主义孤傲与浮华的道德弱势可比。“生态中心论”虽然克服了“人类中心论”对自然环境所持的不择手段地加以征服的沙文主义倾向，并且超出其狭隘的伦理视野，把自然界纳入人的道德研究领域，但由于它完全抹杀人与其它动物或植物的本质性区别，忽视人的历史性和全面性，忽略价值与事实的差别，从而深陷泛灵论和自然主义错误之中。“生态中心论”中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实际上弱化了人作为万物之灵的道德主体地位，最终导致人在处理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无从发挥自身的伦理主动性和道德创造性。

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最深层的动力是具有优良人格素质和高度理性良知的现代人，而这就要求给予人以深切的眷注和关怀。张登巧认为：“发展伦理学的人学实质是人的发展，其价值取向是为人的，人是发展伦理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和轴心。”（《道德与文明》，2005年第1期）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以人为本”也就是尊重人、关心人、信任人、提升人和完善人，并且一切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同时人又将自然界对象化而成为发展的主体；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人既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自然界的束缚，又不甘于这种约束而不断地努力以便超越自然界。恩格斯曾就此论道：“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大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归根到底，数百万年以来自然界对人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它自身存在方式与活动方式的历史进化；作为自然界自身发展的代言人，人类的利益与自然界的福祉别无二致。倡导“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意在矫正以往见物不见人的发展主义的偏差，张扬人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主体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从而在将“人为自然立法”纳入“人为自己的行为立法”的过程中，使人的行动上的道德自由与自然界的必然性更为一致。我们可以看到，在科学发展观中所蕴涵的“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它不仅具有“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现实社会意义，更含有“人的全面发展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素”的历史文化价值。“以人为本”，并不意味着人类可以凌驾于自然界之上，随心所欲地向它索取，也不表现为人们可以摆脱“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伦理规范，去寻求所谓绝对自由。相反，“以人为本”的伦理价值取向无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内，均提示着人的责任和义务。只有在面对自然时和身处社会中均能具有高度责任意识和强烈义务感的人们，他们才能全面地挖掘自身在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心理认知、生活审美等各方面的潜力，于不断地推动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同时，也逐步地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

以和谐为主导的伦理认知方式

追求和谐是中国哲学的根本品格，它反映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传统儒家哲学是一种以道德为本体的社会哲学，它向人们展示的是一种以“仁义为本，孝悌为用”的高度重视人际关系和谐的伦理道德学说。在儒家伦理文化传统中，个人、社会、家庭三者之间是共生与协调的关系；儒家的修身即是通过向内修德的方式去教化个人善待自己、他人和社会，例如先秦儒家所倡导的“中和”、“忠恕”、“和为贵”、“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等精神以及礼仪文化早已渗入民众的人伦日用之中，成为他们处世的伦理方法和道德准则。北宋名儒张载推崇“民胞物与”的理念，认为人和万物均由天地所生，性同一源，本无阻隔；这种仁爱普适性的传播,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伦理认知水平及其道德境界。道家哲学是一种以“道”（按黑格尔的理解它就是超自然的原始的理性）为本体的出世哲学，其伦理思想的精粹体现在如何建立与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方面，譬如“天乐”、“德兼于道”、“道法自然”等理念即是如此。道家主张绝圣弃智，返朴归真，以致厌恶技术的应用，发出“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庄子·天地》）之论，这当然有其偏颇的一面,但道家大胆质疑技术理性的绝对合理性，倡导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也有其保护环境，造福人类的积极的一面。在道家一系列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观点中，也蕴涵着人与人的关系，表达了特定的伦理价值理念和道德价值关系；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不仅象征着自然关系的交融，而且隐喻着人际关系的谐和。墨家强调“爱无差等”，主张为人之道要“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这种伦理思想反映了古代中国人企求在经济与社会活动中通过互爱互助去实现社会和谐与安康的善良道德愿望。在中国历史上，经过文化的碰撞和磨合，儒墨思想的互补成为现代义利统一观的源泉，而儒道思想的互补，则使天道与人道以及自然与人为相通、协调、统一，从而实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飞跃。道德的衰退和自然生态的破坏是当代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两个严重的威胁。传统中国哲学中所蕴涵的“和谐”这一伦理理念有助于唤醒人的道德自觉，唤起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富有责任心和义务感的伦理情感，有益于人类遏制上述威胁的增长，并且因此而成为我国当代科学发展观赖以形成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

在科学发展观中所蕴涵的以和谐为核心要素的伦理智慧，也来自对我国以往发展经验的总结和教训的汲取。科学发展观中所讲的和谐，意指人们应当在对立中去把握统一，也就是在正确地处理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的过程中，实现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国为了加快实现工业化，有意或无意地剥夺农民，扩大了剪刀差,造成城乡关系的失调，谈不上和谐发展，六、七十年代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导致经济凋敝，人心涣散，更谈不上现代化意义上的和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但由于经验不足或由于某些体制方面的原因，也出现了一些偏差，譬如环境、资源、人口之间的矛盾增大，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收入差距的扩大，社会阶层不合理布局的形成以及社会问题的显露，等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高瞻远瞩，综合东方人文文化的伦理智慧和西方科技文化的时代精粹，并且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和发展特点，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在科学发展观中，集中体现了我国人民以和谐为主导的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的伦理认知，并且充分反映了我国人民以先进文化为导向的、努力调控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的愿望、意志和决心。和谐这一发展伦理理念的确立，它既是对以科学主义为主要认知方式和工具理性为基本价值取向的传统工业化道路的历史反思，又是对当代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交融的新型工业化必然走向的现实把握，并且由此而达到了对于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等新型现代性文化要素的高度的伦理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