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政策预期值是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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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要评出一些近些年来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的话，那么“改革”一词应该是列入其中的。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是激发能量的动力源。然而我们也要注意到，正是由于改革带来的社会变化和利益调整，社会成员所面临的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加，对于未来生存前景的准确预期越来越难以把握。

我们很多人都会面对各种各样、程度不一的不确定因素：企业发展的前景如何并何时影响到自己的岗位，机构改革特别是机构精简何时会精简到自己头上；单位的人事制度改革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自己的收入；教育收费制度的变动会不会恰好落在自己孩子的头上？医疗保障制度、购房贷款制度、物价调整……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

类似上述问题在现实社会中已经极为普遍。普通社会成员对于政府政策实施的持续时间，对于新政策的出台，往往缺乏必要的预期，或者说存在着一个所谓政策预期值不高的问题。

从政策科学的角度来看，所谓政策，即是政府对社会公共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准则和行为。根据这样的理解，我们必须注意到如下一些基本命题。第一，绝大多数政策的调整，都将在实际上导致有些人相对受益而另一些人相对受损，从而会直接影响到相关人员对于政策的认同感；第二，争取最大多数人对于一项政策的理解、支持以及认同，是使政策有效实施的必要的人文条件；第三，一个国家的政策取向和走向直接决定了政策相关人的行为选择，从而也影响到政策实施的效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从理性法则来看，任何政策相关人一般均会根据政策的调整和走向所可能带来的受益或受损情况而作出行为的调整。譬如说，在教育收费不确定的情况下，相关人就无从决定是储存一定的教育经费还是不储存这笔经费；在未来一定时期房价走向不确定的情况下，相关人就不能理智地决定是现在购房还是等一段时间再购房，如此等等。社会成员要作出理智的行为选择，需要具备必要的考量要素，如关于新政策何时出台的明确告知，以及关于新政策对自己带来的是受益还是受损的相对准确的估计等等。在缺乏必要的考量要素的情况下，任何社会成员作出的选择都具有较大的风险特征，甚至陷入非理性的泥潭。

这种政策取向或走向的变化是否能够使政策相关人产生明确的预期，就是我们所说的政策预期值的问题。一项现行政策持续实施的时间、一项新政策的内容及何时出台，这些能否在公众中具有明确的预期，构成了政策预期值的核心。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说，一个社会的政策预期值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

首先，政策预期值是政策相关人作出理性的行为选择的重要依据。任何一个人参与社会的过程，既是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也是与社会进行博弈的过程。如果政策的预期值不高，那么政策相关人就会产生心理不安从而无法作出理性的行为选择，这将对社会的有序发展和市场的有序运作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其次，政策预期值直接关系到政府的诚信建设。政策是政府的行为，因而人们对于政策的预期，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反映了对政府行为的预期。人们能够对政府的行为作出相对准确的预期，就可以提升人们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

最后，政策预期值还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一个社会的稳定既是政治秩序的稳定，同时也包括政策准则和政策行为的持续性和可预期性。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能够预期到政府行为的准则和方式，预期到政府在今后的三年、五年乃至于更长的时间内所作出的政策调整，那么就可以在社会成员的心理、人文层面上奠定社会稳定的基础。

多少年来，作为改革开放一系列举措的组成部分，政策调整的频率和力度均处于较高的状态。正是这样的频率和力度，一方面使社会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也确实给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带来了利益受益或受损以及生活前景的某种不确定性。在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背景下，面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课题，致力于提高政策预期值的问题应当提到我们的议事日程。

提高政策预期值的努力，可以有以下一些途径：

一是，审慎地对待政策的调整。提高政策预期值并不是说不需要进行政策调整，而是说需要审慎地对待政策调整。尤其是要注意到，要将政策调整有可能带来的利益受损面减少到最小的程度。

二是，在政策调整中充分注意到民意的基础。有学者将社会的利益表达作为利益综合和政策制定的前提和基础，因为只有通过广泛的利益表达机制，才能奠定政策的广泛群众基础，使政策得到最大程度的认同和支持。

三是，提高政策制定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人们对于政策缺乏预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制定政策过程的“暗箱化”。当人们能够注意到政策制定主体在思考着什么、在引导着什么并采取什么样的规则改变着什么，那么人们对政策的走向就有可能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因而也就可能产生较高的政策预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