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美学与和谐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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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纲领性文件，落实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必将对和谐文化、和谐美学建设产生一个创造性的突破。

首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和谐文化、和谐美学的源泉，和谐美学只是对和谐社会的实践活动和审美经验的理论概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将形成一种新的人与对象、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和谐关系，在此基础上将产生一种新的审美关系，创造一种新的现代的和谐美，形成一种新的和谐美学。这种关系的不同侧面，将呈现为不同的美的形态。人与社会的和谐形成新的社会美；人与自然的和谐形成新的自然美；人与人的和谐形成新的人际美。新的和谐的人，以新的和谐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观念，去审视、概括并审美地反映和表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活现实，这种和谐的人与艺术的和谐，便形成新的和谐艺术美。在这里关键的是新的和谐的人，它是社会美的呈现者，自然美的生成者，艺术美的创造者。而新的和谐的人，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过程中才能被创造出来。没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没有和谐社会这个社会存在，没有和谐人的发展，和谐美学就难以生根、发展，和谐美学就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没有基础，没有前提条件，和谐文化建设就成为一句空谈。

其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是和谐文化、和谐美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和谐文化、和谐美学的发展有多种因素，如中华文化和谐精神的承传、世界文化中和谐思想的镜鉴，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和谐现实生活的创造这个物质基础，却是最根本的动力。没有这个动力，和谐文化、和谐美学就难于健康地发展，和谐文化、和谐美学即使作了初步的构造，也会因为缺乏这个常活常青的动力，而萎缩甚至停滞。和谐文化、和谐美学随着和谐社会、和谐生活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和谐社会、和谐生活不断提高而提高。

再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决定着和谐文化、和谐美学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从总体上说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和谐文化、和谐美学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属性，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但问题却不能反过来，说任何的和谐文化、和谐美学都是社会主义的文化。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和谐文化、和谐美学是诞生在什么社会制度上，是生长在什么社会存在的基础上，是活在什么社会现实生活之中。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是和谐文化、和谐美学的灵魂，是必须予以充分重视和强调的。

最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不但为和谐文化、和谐美学的建设提供了基础、动力和发展方向，同时也为彻底消解和超越近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文化现象提供了条件。二元对立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根本特征，近现代西方文化一直是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的二元对立中嬗变的。虽然马克思对人与对象、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一系列矛盾早已作了辩证的阐释，但马克思之后，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并没有改变，仍继续沿着二元对立的路标走向极端化，原因在于畸形的社会制度还存在。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一个科学的辩证的和谐文化的新时代真正开始了。

可以肯定，中国当代的和谐美学，作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然是一种和谐的发展，不和谐、不均衡、不协调，发展就会受挫，甚至受阻，难于持续的进行。科学发展观在其精神实质上也可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观，它将使马克思主义的和谐美学获得一个创造性突破性的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就是以和谐的态度、和谐的观念、和谐的思维去研究问题，以和谐的方法审视、解决美学问题。美本来就是以人为本的人同对象的和谐自由的关系，不以人为本，就难于有和谐的美。以西方后现代语境中出现的生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生态美学，虽然强调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比主客二元对立前进了一步，但问题是在这个“整体和谐”中，是以人为本，是以自然为本，还是二者绝对平等形态下的以自然为本，却没有厘清，淹没了以人为本这个关键。只有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使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上分裂的、对立的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审美范畴、审美趣味来一个突破性的发展，使在近现代多极分化为独立形态的崇高、丑、荒诞、喜剧、悲剧，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大语境下，得到新的融合，新的变革，新的创造和新的发展。

建设和谐美学应以全人类的优秀文化为思想文化资源。和谐观念、和谐理想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和优良传统，中华文化在这一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和谐文化”。远自黄帝时代，就已萌发了“协和万邦”的思想；《尚书•舜典》中，已产生了“八音克谐”，“神人以和”的观念；在《周易》和《诗经》中已有大量的“和”的理念的运用和表现。春秋期间的和同之辩，对“和”的思想作了更深刻的哲学论证和阐释，提出“以他平他谓之和”、“和实生物”等重要观点。老子讲“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孔子以“仁”释“礼”，倡“中庸”之道，其学生有子倡“和为贵”。子思的《中庸》把和与中联系起来，发展成更系统更深刻的中和思想。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把“人和”提到诸和之首。墨子讲“兼爱”、“兼利”、“非攻”。汉代的董仲舒论述了中和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他指出“成于和，生必和也；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下之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对和的思想作了更哲学更本体性的论述。宋明理学，特别是朱熹把中和的观念更普遍化、更生活化、更实用化，王夫之把朱熹的思想传承到了清代。从远古直到清末，“和”的思想绵延不断，“和”的传统渗透于中华文化的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基因之中。一切体现和谐理念、和谐精神、具有和谐价值取向的中华文化，都是我们当代马克思主义和谐美学的文化资源。

总之，加强和谐美学建设，弘扬中华文化的和谐精神，对于克服西方人感性与理性的分裂，促进人的全面和谐的发展；对转变人对自然征服、摧残的敌对状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对消解人与人对立、人与社会对抗，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都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对丰富、提升社会美、自然美、人的美、艺术美的文化底蕴和人文内涵，也具有直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