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导向型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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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矛盾化解，是关系到社会建设大局的宏观工程，化解社会矛盾应当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矛盾化解不仅仅是一种纠纷解决的善后和救济性措施，同时也是建设社会和谐的主动性行为。社会矛盾的化解机构是和谐社会的保障力量，同时，也是和谐社会的建设力量。

和谐社会的建设，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这已经成为我们的共识。“发展和稳定”一直是评价各级政府绩效的两个重要指标。目前，各级政府和部门一手抓稳定，一手促发展。在维护地方稳定工作上，各级政府分配了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占用了大量的公共资源。其实，改革和完善我们化解矛盾和解决纠纷的机制和方式，更加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当前各类社会矛盾和矛盾化解机制

当前自上而下的政府绩效评价机制，比较注重硬性和量化指标。因此，面对社会纠纷和冲突，各级政府和组织的直接反应就是解决问题，化解纠纷。在此背景下，比较常用的手法就是动用行政救济手段，给予纠纷当事人一定的经济补偿，以平息冲突。

就单个矛盾和纠纷而言，“花钱买太平”的策略可能是奏效的。但是从全局和社会纠纷演变的整个历程的角度，“花钱买太平”的策略过于简单化，其消极的治理效应不容忽视。

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结构，社会矛盾及其表现出来的纠纷和冲突，也是纷繁复杂的。成熟与完善的纠纷化解机制，应当厘清各种矛盾性质和类型，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化解措施。但是，各级政府和组织忙于化解纠纷，没有时间和精力具体分析其具体的成因和机理。

在很多时候，不同类型的矛盾，我们都采用的是经济补偿的化解手段。然而，对于那些属于价值和心理诉求的矛盾类型，经济补偿就显得苍白无力。另外，不论是什么类型的矛盾和纠纷，都要由政府公共部门充当第一调停者，冲在最前面。从行政机构的纵向角度看，在当前自上而下的压力机制下，社会矛盾所产生的压力，往往容易往下转移。但是，越到基层，解决纠纷的能力和资源就越有限。

我国已经积累了化解社会矛盾的丰富经验，也形成了不同的化解机制和化解资源的体系。在调解类型上，可以分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等。从纠纷当事人诉诸渠道的角度，包括司法部门、各级政府的职能部门、信访、社区、协会组织等。

多元的机制设计，有利于社会矛盾的妥善化解，但目前的问题是，不同的调解部门都有各自的工作理念、化解资源、化解机制甚至基于部门的本位思维。不同的化解机制之间，各自为政，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协调，无法相互配合和相互强化，形成合力，有的时候还会相互抵牾和冲突。由于缺乏整体性的设计，不同条线内的部门性的政策，虽然有利于本部门的事务处理，但是有可能会使其他部门面临更为困难的工作局面。

矛盾化解机制的创新与发展

第一，树立科学的社会稳定观，探索社会稳定的合理评价机制

社会稳定是一个动态平衡的过程。在冲突和协调中寻找平衡，寻求社会发展的合理途径，是当前各国社会治理的共同特征。和谐社会的构建，要求政府的治理目标，向实质性和深层次的社会稳定局面发展，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格局。

因此，社会矛盾和纠纷化解的工作目标，不应该只停留在化解争端和息事宁人的层面。社会矛盾化解不仅关系到纠纷处理本身，也是关系到社会建设大局的宏观工程，化解社会矛盾应当服务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矛盾化解不仅仅是一种纠纷解决的善后和救济性措施，同时也是建设社会和谐的主动性行为。社会矛盾的化解机构是和谐社会的保障力量，同时，也是和谐社会的建设力量。

要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各级政府。要实现政府行为的调整，关键又是评价机制的转型。在理念上，科学的稳定评价机制，应该能够真正探测和衡量一个地方社会稳定的状态和质量，而不是单纯以“平安无事”的标准，进行简单化的评价。这就要求逐步建立和完善与社会稳定相关的工作制度体系，包括信息采集机制、民意收集机制、量化评估机制和多元参与机制。

以多元参与的机制建设为切入点，推动评价机制的转变，以评价机制调动纠纷化解工作的转变。在矛盾化解中，真正实现“情理法”兼顾。既保护个人利益，救济困难群体，同时也弘扬社会正气、维护法律权威、构建成熟理性的公民文化。要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社会和谐，在更高的层次上达成社会稳定。

第二，正确认识社会矛盾，建立社会矛盾的分类处理机制

现代社会的矛盾和纠纷，在形式和性质上均有很大的差异。应当科学认识当前社会矛盾现状和发展趋势，参考国内外实践经验和教训，建立当前社会矛盾的分类标准。进一步的工作，应当根据社会矛盾和纠纷的性质，及其发生、演变的逻辑，建立以化解为导向，服务于纠纷调解的社会矛盾分类体系。

应当在社会矛盾的科学分类基础上，建立社会矛盾的分类处理机制。根据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差异，选择最佳的调解介入时间，采取不同的化解策略，确定合理的调解主体，以及配备相应的调解资源。分类处理机制，将有利于调解工作策略得当、有的放矢和资源整合，提高纠纷化解的质量和效率。

第三，整合化解矛盾的社会资源，建构多元参与的调解机制

化解矛盾，平息冲突，维护社会稳定，是一项重要的公共事务。作为社会公共治理的内容，它不仅是政府一家的职责，其他社会机构也应当是重要的力量。

化解社会矛盾的领域中，多元参与的机制具有明显的优越性。首先，社会调解资源的引入，有利于解决政府公共资源不足的难题；其次，社会调解机构在体制和工作机制上，具有更大的弹性。避免政府行为刚性和不公平现象产生；再次，在一些类型的矛盾纠纷中，社会机构的调停更容易被纠纷当事人所接受，有利于获得更好的调解效果；第四，社会参与的调解模式，本身也是社会发育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有利于从根本上化解矛盾和纠纷。

结合中国国情和国际经验，目前有发展前途的社会调解资源，包括社区积极分子、律师、人民法官的庭外调解、非政府组织以及专业化的调停机构等。进一步发挥社会调解手段的作用，有几个方面的问题有待解决和完善。首先是地位问题。要确立社会调解机构的独立性和平等地位。政府可以采取合同外包等方式，由社会机构承担调解职能，并转移相应的公共资源。使社会机构承担调解任务能够得到相应经济补偿，建立可持续性的社会参与制度。其次，是如何发挥社会调解的积极性问题。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在全社会树立参与调解的社会责任意识，让一些社会机构和成员自觉参与调解过程。最后，是社会调解行为的规范化问题。政府可确立相应的调解准入标准，通过制定规范标准，让具有调解能力与资源的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四，协调各类调解机构，建立相互强化的合作治理机制

现在的矛盾化解主要分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三类，各类调解机构和资源都发挥着重要的功能。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加强各类调解机构之间的沟通和协调，整合各种调解资源，减少相互抵触和消减的现象，更为有效地发挥调解资源的功效。

当前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协调机制，就是利用一级党政组织的统一领导权力，在行政权力的框架下形成协调和合作。针对一些常规性、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需要开拓更多的协调机制。

相关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各类调解途径之间的具体衔接问题。“接口”问题关系到能否充分发挥各类组织的调解功能，关系到一个矛盾纠纷是否能够最终化解。衔接问题的解决，要以科学认识社会矛盾发展规律，以及各类调解组织的科学定位为基础。其中比较重要的问题，包括资源配置、绩效评价、共识建设等等。

建设和谐导向型矛盾化解机制，应当根据当前社会矛盾的性质和表现形式，进行科学分类。针对社会纠纷的不同特点，采取相应的解决机制，包括介入主体、资源配置、化解策略等方面的设计。这样，有望形成科学分类、依次介入、手段多元、相互强化、整体协调的“分类”与“合作”的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