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共享和谐：走向善治的理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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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提出以“共建共享”来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标志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理性与公正理性的融合进程正在进一步走向“善治”的更高的精神境界。“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理念的提出和形成，表明我们党的群众观念和群众路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

今年3月7日，在全国政协工、青、妇委员联组讨论会上，同志提出了“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的理念。这一理念，不仅引发了与会代表的热烈反响，而且也引起了学术理论界的浓厚兴趣。从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历史理性精神角度来考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同愿景的形成，标志着13亿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达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共识，标志着当代中国人的发展理性与公正理性的高度融合。现在进一步提出以“共建共享”来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理念，则标志着中国社会的发展理性与公正理性的融合进程正在进一步走向“善治”的更高的精神境界。

一、理性互动：公共治理的最佳状态

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考察，当今中国社会的流行词汇里引进了一个时髦的政治词汇，这就是“治理”概念。英语中的“治理”（GOVERNANCE）可以追溯到古拉丁语和古希腊语中的“操舵”一词，原意指控制、指导或操纵，与GOVRERMENT的含义交叉。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成为国内外政治学一个最为时髦的字眼。治理思想代表着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模式，即多个主体对公共事务的共同参与，治理的主体不但包括政府和其他公共机构，还包括私人部门和公民社会组织。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善治”就是良好的治理，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结合的最佳均衡状态。善治的基本要素有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等。

同志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只有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才能使这一宏伟目标变成现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造福全体人民的伟大事业，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不断从和谐社会建设中得到实惠，才能使和谐社会建设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从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来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种更为高级的社会治理结构，这主要是因为共建共享机制标志着一种新的公共管理模式开始形成。这种治理机制对我们具有三方面的启示：改革政府部门，使其更加高效、廉洁、开放、透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优化资源配置，增加竞争性；鼓励公民、社会组织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提供有效的参与渠道，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只有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者理性互动，才能有效地满足社会整合的需求。

同时，共建共享机制之所以是一种理性互动的公共治理的最佳状态，还因为这一机制标志着公共治理的和谐，标志着政府、市场、第三部门这三者之间的协调和配合。现代社会基本由三类组织构成：一类是公共部门，一类是企业，一类是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这三者能否各司其职，对社会的和谐有直接的影响。由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在社会发展中，其主要的功能就是能有效、快速地配置各类社会资源。市场注重的是效率，但解决不了社会公正与社会公平。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仅重视效率可能制造很多社会的不和谐。政府及其公共部门所发挥的作用，正好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通过公共财政、公共政策以及通过社会公正来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维护社会的和谐。同样，作为民间组织的非营利社会系统，既可以弥补市场的某些缺陷，也可以弥补政府的某些不足，是对政府、企业以及市场功能的重要补充。所以，共建共享机制能使政府、市场和第三部门达到合理的配合，将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重要的作用。

二、权利本位：和谐社会的理性基础

同志强调：“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地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把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和谐社会贯穿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过程，真正做到在共建中共享、在共享中共建。”这段话完整地体现了“以人为本”思想的实质与核心，指明了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这主要就是以发展理性来促进公正理性的发育，同时以公正理性进一步促进发展理性的落实。

民主法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第一个基本特征和重要原则，也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目标。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一种制度、体制，作为一种基本的治国方略，究其要义首先或主要是用来“治官”、“治吏”的，尤其在我们这样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全国各族人民享有的最广大的民主，它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和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护人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主体不是别人，就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行使国家行政管理权或者司法权的国家机构和国家公职人员，只是在人民授权范围内行使国家管理某些权力的执行者，任何机构和个人决不能未经人民授权或者超越人民授权，成为人民之外或者人民之上的治理国家的主体。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的就是在价值观念层面上确立人民群众权利本位的目标取向，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理性基础。实行依法治国、建设和谐社会，就是要唤起人们的价值主体意识、公民权利意识，就是要使人们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独立人格、自由、尊严和切身利益。必须懂得权利本位在人们的法律观念中占据中心位置，随着我国加快建设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的进程，人们将会越来越重视自身的权利。可以相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成的过程，就是公民权利得到切实保障和全面实施的过程，也就是人民的价值主体意识得到充分实现的过程。

三、历史主体：群众路线的理论创新

总结近30年的改革开放史,使我们对于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力的重要性，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和体会。纵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史，人们不难意识到，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是亿万人民群众活生生的创造活动和发挥历史主动精神的历史进程。虽然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处于低潮，但是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风景这边独好。由此可见，党的群众观念和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执政的生命线和不二法宝。

然而，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下,我们党的群众观念和群众路线遭受到严峻的挑战和考验。黄炎培曾在延安时期就政党“周期率”发表讲话时提出过“惰性发作”的问题。他指出，“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他所讲的“惰性发作”问题值得今天的人们格外警惕，作为一种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官僚主义的“惰性发作”仍然像幽灵一样，毒化着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造成了在执政条件下严重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近十年我国频频发生的高官腐败案例就是一个明证。

今年1月同志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根据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全面加强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建设，弘扬新风正气，抵制歪风邪气，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努力实现领导干部作风的进一步转变。然而，党的作风是党的性质宗旨、纲领路线的体现，是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情操的综合反映，是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外在表现，因此作风转变的深层结构有一个核心价值理念转变的问题，只有核心价值理念实现了真正的转变，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才有针对性，也才能取得实效。同时，作风建设一靠教育，二靠制度。“文化是制度之母”，核心价值理念是执行制度的理性保障。当前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些是制度缺位，有些则是已经制定的制度执行难，因而作风建设的制度落实需要核心价值理念的确立与支撑。当前作风建设的重点理应大力遏制拜金主义、官僚主义和专制主义三大歪风邪气,使价值理念切实转变为艰苦奋斗的执政理念、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民主法治的群众观念,才有可能切实转变领导干部的作风,切实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能力。

近年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新一代领导人十分重视党的群众观念和群众路线的理论创新。在科学发展观形成的同时，同志强调“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这句话从根本上指明了党的群众观念的本质和核心。在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时，同志强调，社会活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和基本原则。在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时候，他的着眼点也还是进一步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并且他一再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群众的事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地去做。他重申，要心系群众、服务人民，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时刻摆正自己和人民群众的位置，在思想感情上贴近人民群众，下大力气做好关心困难群众生产生活的工作，多办顺应民意、化解民忧、为民谋利的实事。他非常重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时时处处强调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总理更是强调“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属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归功于人民。政府工作人员除了当好人民的公仆以外，没有任何权力。”他还说，一个舰队决定了它速度快慢的不是那个航行最快的船只，而是那个最慢的船只。如果我们改善了困难群体的生活状况，也就改善了整个社会的生活状况。

应该说，“共建共享”和谐社会的理念的提出和形成，是一个重要标志，表明我们党的群众观念和群众路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