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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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世界历史诸多特点中的一个重要特色，有学者甚至把20世纪称为“国际组织的世纪”。在我国，改革开放不仅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也不断生成，从而促使中国社会从“强国家、弱社会”或“国家主义”的“总体性社会”，向着国家(政治)、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三元结构转化。

民间组织不仅可提供一定社会公共服务、维护一定群体的利益、推进民主政治，而且还能分担社会风险、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首先，民间组织可承担起政府改革后的部分职能，并成为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在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国政府正在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会逐步把一些社会管理职能交给社会中介组织，发挥民间社会组织的作用。在传统的政府与社会二元结构的关系中，社会与政府高度整合，政府直接面对的是社会及社会中的个人，当政府与社会产生矛盾的时候，就会形成直接对立的局面，而无任何缓冲的余地。发展民间社会组织，就在国家与分散的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一个中介力量，一方面，社会组织能够将其所代表群体的心声下情上达；另一方面也能以桥梁纽带身份使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上情下达，还能进行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协调和对话。在此，民间社会组织起到政府和社会成员矛盾缓冲带的作用，为人们的利益表达提供了多种渠道与合法性的表达方式。这样，可以减少社会成员个人的失范行为和对抗性的社会冲突，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有组织的集体的规范行为，总比分散的个人的失范行为容易管理。

其次，民间组织能帮助政府建立起民主的管理机制，实现社会成员有序的政治参与。民主的管理机制是一个政府政治文明的价值取向，是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实践，逐步把微观利益主体独立出来，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当中，都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诉求。民间组织根植于基层，其在日常工作中能够了解社会各阶层的不同需求，并将来自民间单个的资源与能量汇聚起来，成为一种团体的诉求:一方面，它可以有组织、有目的地进行社会动员，整合和影响组织成员的价值观及利益表达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为组织成员的利益表达提供了形式与渠道的多样性，保障公民利益表达的畅通。这就可能减少上访等利益诉求的形式。

再次，社会组织的自治机制可以有效地实现社会整合，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谐社会的底线是必须有社会的和平与稳定。否则，和谐无从谈起。我国的社会转型已进入了快速时期，也是中国改革最为关键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利益结构的调整所积蓄的矛盾和危机都有可能在这一时期集中地爆发出来，引发社会的动荡，从而将中国推向一个“高风险的社会”。民间社会组织的自治性、民间性、志愿性、组织性、公益性以及社会与个人中介地位的特点，决定了其可以发挥自我管理、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作用。它可以通过组织的制度化管理，规范和整合其组织成员的行为；也可以凝聚组织成员的意见，实现政府与个体成员的有效沟通，扩大社会成员对政治的有序参与，减少和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的稳定；还能有效地动员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帮助政府解决社会管理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对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进城农民、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群、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等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社会援助，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公平，在缓解当前我国社会贫富差距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公民通过志愿参与无偿服务他人、回报社会为特征的各种社会组织，有利于促使全社会形成热心公益、扶贫帮困、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发展的社会氛围和人际关系，实现社会价值理性的回归，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国目前民间组织无论是在量还是质的方面，都是低水平的。令人感到高兴的是，早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总书记就明确指出:“要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总理在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要“坚决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和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的作用。”因此，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应各自发挥应有的作用，形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