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验对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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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种局部和谐的局面，但这些局部的和谐每每都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而被打破。在西欧，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现代工业文明，但是，生产关系的滞后和社会各种矛盾的积累最终导致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欧洲人总结了导致战争的制度原因，认为市场力量和有组织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冲突，是西欧社会的深刻弊病，自由主义的国家不仅没有制约市场力量，反而支持和怂恿这些力量在世界上进行恶性竞争，直至酿成战争。战争既破坏了市场，也摧毁了国家。所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废墟上重建的国家，不应再是自由主义的国家，而是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福利国家，是运用国家机器，有效地平衡竞争性的劳动市场和大众民主的政治制度，并通过收入转移，对社会进行保护性干预的国家，是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相对平衡、相互制约的国家。这种国家形态既运用法律手段，也使用道德工具。西欧福利国家的相互制约机制是人类寻求“和谐”的一次制度创造，但是它在平稳运行了30年左右之后出现了裂痕。虽经多次修补，仍然困难重重，究其原因是福利国家的机制虽然在一段时间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随后又由于其机制的刚性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西欧的近代史就是在强调发展与注重平衡之间不断进行调整的历史。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西欧各国政府的财政转移高达国民经济的50%，甚至更多。国家建立了许多规则，对于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大规模的干预，在国与国之间竖起了高高的壁垒，妨碍资本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这种国内规则的威胁主要来自于境外。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面对来自国际市场的挑战，欧洲各个福利国家纷纷采取干预措施，保护本国的产业。这样一来，国家干预政策就做了大量违反经济规律的事情。接着，欧洲经济开始减速，欧洲人却加大了政府干预的力度，结果导致了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与此同时，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开始经历快速发展。欧洲人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认识到，欧洲的问题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受到了约束。解决的方法是改变政府和公司的关系，给公司松绑，提高公司的规模，让公司到更大的市场中去发展。欧洲统一大市场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大市场的建立给欧洲社会带来了一次深刻的变化：它改变了政府和社会、经济之间的平衡关系。市场的规模超出了民族国家，但是社会和政治却仍然是民族国家的。也就是说，社会力量对于市场失去了约束力，同样，民族国家的民主程序对于大市场的规则也不大起作用。欧洲人很快就发现，这种失衡的状态在很多场合其实对于经济的发展也是不利的。政府的确是给了公司自由，但是公司要发展，还需要一些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这些服务由谁来提供呢？大市场鼓励平等竞争，但是，由于垄断的存在和成员国国家干预力量的强大，致使有些行业具有了先天的优势，这就造成了欧洲共同体内部的发展不均衡，标准不统一，甚至是还有危害市场、破坏自然环境的现象。因此，市场虽然是扩大了，但是不能让它毫无约束。欧洲共同体1985年通过的《单一欧洲法案》不仅仅是制订了大市场的规则，方便了资本的自由流动，而且还制定了促进欧洲贫困区域发展的新规则，对于被市场忽略的领域投入了更多的资金，实行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欧盟的结构基金、区域政策，以及与大市场相配套的社会政策就是这样诞生的。如果再加上用于就业转型的团结基金，以及保护农民利益的“共同农业政策”，欧盟用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团结的支出就占到了支出总额的80%。当然，由于欧盟公共预算只占欧盟GDP的1.09%，欧盟对于市场很少干预，所以在欧盟层面上，经济自由主义的观念和政策仍然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和民族福利国家鼎盛时期的那种政治、经济和社会机制相互制约、彼此和谐的制度还是有较大区别的。可是，随着欧洲统一市场的不断扩大，更多的社会需求，乃至对于大市场进行规范的需求也就相应地出现了。于是，民族国家层面上的政治和社会力量也就必然开始向欧盟层面发展，一方面是为了进一步打破阻碍市场的行政壁垒，让市场能够起平等竞争的作用，同时很重要的就是约束市场的恶性竞争，解决这种竞争带来的不良后果，包括发展的不均衡，社会排斥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所以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在欧洲已经带来了对于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需求。这个规律是欧洲的，也是中国的，是世界的。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这个论断告诉我们：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中国已经进入了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既孕育着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机遇，更要经历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等方面的极其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的主动力就是生产力，变革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回答生产力对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要求。邓小平同志曾经多次说过，“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他还说过，“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这就说明，我们不仅要想方设法地去发展生产力，而且要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切体制机制。不仅如此，我们还需要了解，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使生产力能够健康地发展，能给人们造福，而不是给社会和自然带来危害。过度地、不合理地使用自然资源显然不利于发展生产力；不约束市场“外部性”造成的社会发展不平衡，也不能使生产力健康发展；内地与沿海、城市与乡村的巨大差距显然不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购买力，也不能使生产力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所以，需要采取及时和切实的措施，通过“五大统筹”去解决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的体制、机制不适应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任何其他西方制度的本质特点就在于我们不仅要建立一个经济、社会和政治机制相协调发展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从根本上讲是要为了广大人民能够享受更好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道德取向。有了这种道德取向，我们就可以根据现实的条件和长远的目标，有步骤有计划地采取适宜的措施，循序渐进地建设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