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历史和理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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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起点

所谓“制度起点”，它应当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紧密相连的。按照《决定》的说法，“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人类自分裂为阶级社会以来，许多思想家基于对现实社会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的不满，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提出了这样那样的改造方案，将许多美好的愿望，诸如小康、大同、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均富、和谐等等，作为理想加以追求。尽管资本主义社会标榜实现了某些理念，但有着极大的局限性，带有不少的虚幻性。要真正地、完全地在全社会实现“社会和谐”等美好的愿望，只有到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才有可能。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将上述美好的愿望作了科学的说明，而且指出了实现“社会和谐”等美好的愿望的根本路径。这就是共产党人为什么执著地信奉马克思主义，不懈地追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理；也是无数革命先烈为什么为了这样的追求而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根由。就“社会和谐”而言，它应当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依据这个理论而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或本质属性。

既然如此，我们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起点在哪里呢？我以为，应当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时。因为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我国开始步入朝思暮想的社会主义社会，尽管到了80年代才明确：那只是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不管怎么说，几千年的剥削制度消灭了，国家的发展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历程。事实上，那时已开始提出我们现在称之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些任务。比如，提出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希望造成社会和谐的景象。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头七八年的社会发展，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属于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大量减少，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相对地突出起来。这样的矛盾，从本质上说，虽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也需妥当解决。怎么解决？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所谓团结，不就是社会和谐吗?！按照的说法，就是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采取这个方针，“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这种可亲性，具体表现为，“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半个世纪前的这些思想，演绎成现代时尚语言，不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一种原生态质吗?!

历史起点

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起点是何意思？本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起点，应当同时是它的历史起点。但自1957年夏天党的指导思想发生逆转后，这个历史起点则移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什么其制度起点同历史起点会发生这样的错位呢？《决定》指出：我们党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艰辛探索，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这里讲的正面经验，无疑是指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所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等。所谓反面经验，则是指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遭受的曲折和挫折。按照邓小平的说法：党犯了“左”的错误。这一“左”，差不多整整20年。“左”的极端是“”。这场“革命”搞了10年，是一场大灾难。具体说来，就是1957年下半年以后，否定了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到了“”，则是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尽管在宣传上还讲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之类，但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结果，是民主法制受到破坏，造成大批冤假错案，社会处于无序状态，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只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政治运动连绵不断，那么就不可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彼此相克的两个指导方针。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起点，就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移至70年代后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之后了。

为什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起点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呢？因为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由此将改变过去的那套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要求的治国理政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了基本前提和经济基础。经过一系列的拨乱反正，结束了长时期的社会动乱，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逐步健全，各民族的平等友爱关系得到加强，各阶层的正当利益有了安全保障。一个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开始出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初步形成。正如《决定》所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积极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促进社会和谐进行了不懈努力。”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成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起点。

理论起点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起点，无疑应当是2004年9月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这次全会是我们党第一次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尽管十六大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时已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要求，这对形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但它毕竟与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概念还不是一回事。一个理论概念的形成，一个重要思想的诞生，自然有许多孕育它的思想因子和直接的理论胚胎，但形成新概念、提出新思想，不能不是理论认识的一次飞跃。

这几年，党中央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还在不断地丰富，其理论内涵和构建要求越来越明确。2005年2月，阐明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指出：它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间，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讲话，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标志着我们党已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来认识构建和谐社会问题。这次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工作原则和重大部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认识升华到一个新的层面的集中反映，说明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基本框架在日渐形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起点、历史起点和理论起点，有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错位。这是历史形成的，反映了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进步和深化，也说明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不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