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需关注和解决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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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发展总支出占GDP总量的比例偏低

社会发展总支出直接影响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也是增强居民生活安全感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2005年，我国社会发展总支出共计22380亿元，占GDP的12.2%，人均1717元，其中社会保障、福利支出为13427亿元，占GDP的7.3%，人均1030元，社会文教科卫支出8953亿元，占GDP的4.9%，人均687元。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社会发展总支出明显偏低。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三项支出合计占GDP的比例，我国约为10%，低于美国、法国的16%和30%，也低于波兰、俄罗斯、伊朗、巴西等国20%左右的比例。

二、居民消费率下降到历史最低点

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消费率过低。按可比价格计算，居民消费额从1990年至2005年年均递增7%，低于同期GDP年均增长9.6%的速度。居民消费率从1990年的48.8%降为2005年的38.0%，已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最低点。从世界消费率看，各国消费率大致在60%~80%之间，高于我国20个~40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固定资产投资率从1990年的23.3%上升至2005年的47.5%，2006年预测将上升至54.5%；而每一单位投资的新增GDP，即投资效果系数，由1990年的45.1%降为29.8%，降低了34%。二是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增长慢，尤其是广大农民和农民工收入偏低。据调查，约有80%的中低收入者对消费有较大需求而无购买力，消费能力最低的贫困人口居高不下，消费能力较强的中等收入者占总人口的20%左右，比例偏低。当前中低收入者承受教育、医疗、住房三项支出的巨大压力。2005年，三项支出约占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25%，约占农民消费支出的1/3。消费率较低和下降趋势，是长期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形成的。

三、社会公平和公正没有得到改善，各种收入差距仍呈扩大趋势

1．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它是各种收入差距的综合反映。据2005年城乡住户调查，20%的高收入与20%低收入的比较，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为5.7倍，比上年扩大了0.2倍；农民收入差距为7.3倍，比上年扩大了1.4倍；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差距，由上年的6.3倍扩大为6.6倍。据有关部门调查，2004年，我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53，比1984年的0.26扩大了1倍，不仅超过了0.4的警戒线，而且也超过了美、法、日、英、德、韩等国0.3~0.4的水平。

2．城乡收入差距逐年扩大。近年来，由于农民收入增幅低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为2.57倍，1985年曾缩小为1.86倍，以后逐年扩大，2005年扩大为3.22倍，2006年估计将扩大至3.36倍。由于农民基本上不享受社会保障，而城镇单位职工和离退休人员享受社会保障、各种福利和补贴，因此，城乡收入实际差距应为6倍左右。

3．行业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由于缺乏有效控制，垄断行业及一些高收入行业的收入水平增速过快。其中，2005年金融证券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最高，达5.64万元，比上年增长11.7%；最低的是林业职工，约为7250元。最高与最低的行业收入差距由上年的7.5倍扩大为2005年的7.8倍，如果包括高收入行业的奖金和工资外收入，则行业差距更大。

4．地区差距扩大。近几年，国家虽对开发西部加大了力度，但东西部的差距仍呈扩大趋势。2005年，全国人均GDP已达14040元，东部为22076元，为西部8822元的2.5倍，比1991年的1.86倍扩大了0.64倍。东部以上海人均GDP最高，为51474元，省区以浙江最高，为27703元，贵州最低，为5052元，两省比较，由1991年的2.7倍扩大为5.7倍。

四、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为负增长，影响社会和谐发展

社会秩序指数由警力、刑事、治安、贪污、生产安全等五项指标组成。按逆指标计算，2005年比1978年，社会秩序指数下降了32%，年均递减1.4%；社会稳定指数增减相抵后年均递减0.5%。此两项指数互相影响，均呈现负增长，直接影响了经济社会综合指数的增长。1979年~2005年，经济社会的综合指数年均递增5.3%，若包括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有关指标综合计算，则年均递增只有4.2%。可见，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影响经济社会综合指数1.1个百分点，影响度为21%，其中1991年~2005年影响度上升为28%。这表明，社会的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

几点对策建议：

（一）提高社会发展总支出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

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从当前我国国情和经济实力看，已具备了建立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条件，社会保障支出应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国家应重视发展科教文卫和社会福利事业，并将其作为硬指标纳入社会发展规划。建议到2020年，社会发展总支出占GDP的比例应从目前的12%提高到20%左右，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应从目前2.5%提高到5%左右，社会保障覆盖面从目前的32%提高到60%。实践证明，增加社会发展投入不仅不会牺牲经济增长的目标，反而会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二）调整消费与投资的关系，着力提高消费率

通过宏观调控，解决投资与消费的矛盾，从投资拉动转向以消费拉动为主导。提高居民收入，是拉动消费增长的根本措施。尤其应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水平。要加快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解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从制度和政策上保障居民的消费动能。要发挥财政政策促进消费的作用，通过转移支付，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减轻农民消费负担。力争在近期内扭转居民消费增长慢于GDP增长的趋势，到2020年将消费率提高到50%以上。

（三）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

制度建设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保证。一是要大幅度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调整工资和福利政策，在城乡有条件的地区普遍实施低保和社会救助制度，保证低收入者的基本生存条件和享有医疗、基础教育等权利。二是要从战略上调整城乡关系。在财税政策上，要继续向农村倾斜，并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文化、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的发展。要改善农民工的生存条件，保障其享有最基本的社会保险和福利，使他们融入城镇。只有减少农业和农民的比重，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城乡差距才有望逐步缩小。三是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建立较完善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利用税收、价格政策调控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

（四）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比例，从目前的1.3%提高至2%以上，至少使环保投入能补偿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从源头防治污染和保护生态，全面推行清洁生产，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率的节约型增长方式。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坚持保护优先、开发有序，强化对自然资源的生态保护。为避免短期行为对环境造成破坏，对禁止开发的生态区，允许一些地区GDP零增长或负增长。

（五）建议计划统计部门尽快制定一套切合实际的考核指标

为了彻底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考核指标，建议计划统计部门设计一套突出以人为本，体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综合指标体系。指标体系应反映生活质量、人口素质、社会发展、经济效益、投资效果、环境质量、社会稳定、社会安全生产等可持续发展的质量指标，全面考核各地政绩，并加强对考核目标的定期督促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