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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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因此，《决定》要求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在化解社会矛盾达到社会和谐的过程中，“底线思维”是重要的思维取向。

底线思维是后顾性思维，与战略计划、绩效管理、效益最大化、激励与反馈等注重前瞻性思维不同的是，底线思维注重的是对危机、风险、底线的重视和防范，管理目标上侧重于防范负面因素、堵塞管理漏洞、防止社会动荡。

社会发展就如跑步，要想跑得快，首先是方向明确，这是战略计划的范畴；第二是不能走弯路，不能跌倒，这是底线管理的范畴；第三才是动作技术的问题(绩效管理的范畴)、体质体力的问题(人力资源管理的范畴)、精神状态的问题(激励与负反馈的范畴)等。在这其中，底线起着“最起码保证”的作用。同样道理，在公共管理中，底线思维起着与“最理想境界”、“效益最大化”相对应的“最低防线”、“危机最小化”的作用。

把住各方面可能出现混乱、动荡、倒退、危机的关口，就会间接引导经济社会发展。因此，把底线思维引入公共管理行为，并不是消极的提倡防守，坐吃山空，而是以积极的态度去守住底线，防患未然，推动发展。

六中全会的决定指出，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很多社会深层矛盾日渐表面化，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很多和谐社会建设必备的配套措施，也到了非搞不可的时候；资源、环境、生态压力已经较明显表现出来；“三农”问题日益突出；人民群众的生存发展需要已发展到物质之外的政治、社会、人文等诸多方面。所有这些，都提示我们，社会大变革的过程是一个高风险的过程，是一个需要高度注重防守底线的时期。无论哪一个关口失守，都必将影响全局。必须高度重视底线思维，加强底线管理，系统地防范各种风险，确保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强化底线思维就是做任何事必须想想底线在哪里?突破这些底线的后果会怎样?防范这些底线的主体是谁?守住这些底线的措施是什么?领导干部和管理者必须时刻把这四个问号放在心头，摆在案头，捏在手头。那么，如何确定底线在哪里呢?并非所有要办的事情都是底线，一件事能不能成为底线，关键是看这件事如果没办好，会不会前功尽弃?会不会不可逆转?会不会无法补救?会不会全局被动?譬如：在经济发展中，发展的速度是可以控制的，快了可以调控下来，慢了可以加快发展，但是，一旦经济秩序乱了就会造成全局被动的后果，这方面不少地方教训惨重。那么，经济秩序就是底线。

底线思维是一种系统思维，底线管理是一种系统管理。加强底线管理必须进行系统排查全面防守，漏了某一方面，其他底线也会象多米诺骨牌那样连锁失守。全面的排查起码涉及五个方面。一是安全的底线，考虑政治安全、人身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的有关问题。二是秩序的底线，考虑经济秩序、社会秩序、政治秩序的严肃性和规章制度的连续性。三是绩效的底线，考虑成本效益、质量、规模的最低要求。四是利益的底线，考虑目前的发展会不会危及长远的战略利益，包括环境、规划、生态、资源、人文等。五是权威的底线，一旦政府的权威和政令畅通的底线失守，社会必将陷入无政府主义状态。

一只木桶，最短的一块木板决定它的容量。政策的漏洞、措施的短板往往就是底线所在。改革的配套与政策的体系化是守住底线的基础性、根本性工作。引入竞争机制，提倡优胜劣汰，同时就要考虑被淘汰者的出路或安置；引入激励机制，奖励有功者，同时就要考虑惩戒错误者；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上项目搞开发，同时就要考虑规划、环保、文化、劳力、社保。2005年初，中央颁发《关于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提出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建设问题，这个“体系”的思路，就充分体现了底线思维的特点和要求。

社会成员的信心是固守底线、战胜风险最根本的力量。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经济困难时期，我们战胜了很多困难、风险和危机，靠的就是人民大众对党的领导的信心，靠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万众一心的合力。在当代社会，信心来自信任，信任来自了解，了解来自透明。让群众知道政府面临什么、拥有什么、必须做什么、正在做什么，并通过有效的宣传、说服，建立认同感，建立信任，这是守住底线最宝贵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