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话语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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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重视解决分配不公正、发展不平衡等各种各样的实践问题；同时，也不能忽视在“意识”、“观念”、“理论”、“学术”方面存在的问题。因为，和谐社会建设归根结底就是寻求一种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和谐，而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都受着社会意识的支配和影响。“意识”、“观念”的背后说到底是一定历史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人生观在起着作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一、资本：作为一种强势话语

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向世人贡献了其不朽名著《资本论》，对“资本主义”这一“猴体”进行解剖，科学揭示了“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制度规定、体制特征、运行机制和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在我国的学术界理论界有人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和资本理论提出种种质疑和批评，认为马克思的认识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主张重新认识资本和资本主义。作为对马克思理论的修正或批评性成果，他们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有的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写出了种种“资本新论”、“新资本论”，还大玩文字魔术，把已经作古的马克思请来请去，进行着时空变换式的对话。

本文所说的“资本话语”指的就是当前学术界、理论界发表的与马克思不同甚至是根本对立的关于“资本”的种种“观点”和“看法”，这些观点和看法汇集在一起就形成一种颇具声势的“话语”。其主要表现是：

其一，在资本与社会生产的关系问题上，主张“资本生产要素论”。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资本”从来就不是什么“生产要素”。对此，马克思说得非常明确：“货币，即购买对工人的支配权这个行为，在这里只表现为引起这个过程的手段，而不表现为这个过程本身的要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P259）但有人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认为在“原始未开化状态”下，生产要素只有劳动；在封建制度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土地的使用不再是“无偿的”，从而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实现，逐渐地而且不可逆转地显示了劳动和土地之外的另一个新的生产要素的巨大作用，这就是资本。”他们公开为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翻案，认为它“对深化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作用的认识，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影响。”（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P15、16）

其二，在资本与创造价值的关系问题上，主张“资本创造价值论”。

马克思认为“活劳动”耗费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一些人不同意马克思的这一论断，认为资本也创造价值。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方式方法。更有甚者，打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思想的旗号，对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和价值理论进行颠覆和解构。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有人认为，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能够逻辑地推出资本等“非劳动要素”对商品价值的决定作用。理由是：在同一部门内部，劳动生产力较高的生产者，在同一劳动时间内会创造较多的价值；反之，劳动生产力较低的生产者，在同一劳动时间内则只能创造较少的价值。因此，“劳动生产力与价值量成正比”而不是成反比。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这里，“除了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外，其余四个全是非劳动要素，它们可依次概括为科学技术、组织管理、资本（指利用劳动和土地这两种初级生产要素生产出来又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去的中间产品，如机器、厂房、设备以及原材料和燃料等）和土地。”“显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上述诸因素中任何一个发生变化，都会引起劳动生产力的相应变化，从而对价值决定产生影响。”因此，不仅是劳动，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非劳动要素”也“参与了价值创造”和价值决定。（蔡继明、李仁君：《广义价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P203）部门内部的价值生产如此，部门之间的情况也是这样。“就不同的部门而言，比较生产力与价值量成正比”，而部门之间的“比较生产力同样受非劳动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资本因素的影响。“当劳动要素相同（这里指劳动的综合能力相同）或不变时，比较生产力的差别或变动则要归结于非劳动要素的差别和变动，这就意味着非劳动要素同样参与价值决定。”（蔡继明、李仁君：《广义价值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P205、207、208）

还有一些人则提出“社会劳动创造价值论”和“劳动整体创造价值论”。前者的基本思路和逻辑是：“活劳动”与“死劳动”或物化劳动的区分是相对的，只是一种观察或分析视角的不同，从社会看是活劳动创造价值，而从企业看则表现为物化劳动、活劳动共同创造价值。企业物化劳动（生产资料）就是社会活劳动的凝结和成果。因此，活劳动创造价值，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参见钱伯海：《社会劳动创造价值之我见》，载《经济学家》1994年第2期。）后者的基本思路和逻辑是：劳动是一个整体范畴，既离不开主体条件，也离不开客体条件，是主体与客体“合为整体的统一”。价值是劳动整体创造的，不仅主体条件创造价值，客体条件也创造价值。“劳动客体是指进入劳动过程的自然条件和资产条件”，“自然条件包括土地、矿藏、空气、水源、日光等等……。资产条件实际是物化劳动，是已有的劳动产品作为劳动要素再投入”。（钱津：《劳动价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参见P20-35）从行文来看，这些人并没有直接说“资本也创造价值”，但实际上是承认“资本创造价值论”的。例如他们讲，凭物化劳动取得收入就是靠资本取得收入。（参见钱伯海：《劳动价值论与三次产业》，载《经济学家》1995年第3期。）他们认为，萨伊的“生产要素价值论”“除去将劳动界定为是劳动主体活动不科学以外，基本认识没有错，即对价值创造源泉的认识没有错，因为，这只不过是说出了一种客观存在的普遍的事实，不仅是事实的现象，而且是事实的本质，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也无法改变的事实。”（钱津：《劳动价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P31-32）

值得深思的是，在此类资本话语的干扰搅混下，我国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屡屡犯糊涂，被弄得浑话连连，谬见迭出。一位教授讲：“不能笼统地说资本家和资本创造价值或不创造价值”，因为，“关于资本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马克思从价值增殖的角度，把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不变资本不创造价值，可变资本可以创造价值。”（洪远朋、马艳：《关于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研讨的十点认识》，载《深化认识劳动价值论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P365）而前不久仙逝的另一位教授在种种催逼之下也说：资本市场，如“证券市场是能够创造价值的。如果说证券市场无非是把你口袋里的钱弄到我手里，并不创造价值，那我们要这个市场干什么？”（参见王新建：《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学术研讨会综述》，载《经济学动态》第3期，2003年。）

其三，将社会关系、社会存在普遍资本化的“泛资本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一种特定的生产关系，即雇佣劳动关系。在其中，一方是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则是丧失生产资料从而不得不出卖自己劳动力的雇佣工人；一方以最大化利润的攫取为生产性投入的根本目的，另一方则以自身活的能量的耗费来充当实现最大化利润的手段和工具；前者就是资本，后者就是劳动。

与此不同，如果说，上述资本话语，无论是“资本生产要素论”还是“资本创造价值论”，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把“资本”归结为生产劳动过程所必须的“物”的因素，如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或辅助材料等，因而是一种“物质资本论”；那么，近年来，人们则从西方社会特别是从美国引入了“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等资本理论。这些资本理论的共性之一就是将这样那样的非物质（实体性）因素看成是资本。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雅各布?明塞尔那里，“所谓人力资本，指的是蕴含于人自身中的各种生产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雅各布?明塞尔：《人力资本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译者序Pⅰ）物质资本理论强调生产劳动过程中各种“物质因素”对于财富创造和价值增殖的重要性，而人力资本理论则强调“人的因素”，准确地说，是人的生产知识与技能的重要性。按照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D.普特南的看法，“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分别指的是提高个人生产率的工具和培训）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罗伯特?D.普特南：《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与公共生活》，载《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P155-156）也就是说，社会资本理论强调的是社会组织和结构，社会制度、规范和秩序，社会信任、合作和互惠等对经济进步、集体行动和社会收益的重要性。正如普特南所指出的：“一个依赖普遍性互惠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信任的社会更有效率”，“信任为社会生活提供了润滑剂”。（罗伯特?D.普特南：《繁荣的社群――社会资本与公共生活》，载《社会资本与社会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P158）与人力资本不同，依靠社会资本，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获益，但它又不为任何个人所私有，它是一种“公共品”即公共资本。文化和文化资本指的是“一个符号和意义系统”，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可以以三种形式存在：①具体的形式，即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②客观的形式，即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如图片、图书、词典、工具、机械等）存在，这些产品是理论的实现或客体化，也可以是某些理论、问题的批判，等等；③体制的形式，即以一种客观化的、必须加以区别对待的形式存在（如我们在教育资质当中观察到的那样）”。文化资本的提出使有关人类资本的定义超越了经济主义的范畴而具有一定的人文主义内涵。（皮埃尔?布迪厄：《资本的形式》，载《全球化与文化资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P6）总之，只要是能给人带来收益、带来好处的，不管它是什么，都可以叫做“资本”。

除此之外，还出现了“知识资本”、“符号资本”、“国家资本”、“国有资本”、“公有资本”等资本理论；甚至还有所谓的“自然资本”理论，将各种自然环境、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也看成是资本。在当下中国学术界理论界，真可谓：此也一资本，彼也一资本，无时无处不资本；开口是资本，闭口是资本，资本话语满天飞。

在此，我们并不一概否认像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泛资本”理论在西方社会的学术学理的和实践的意义，但如果脱离这些理论赖以产生的具体历史环境、条件和背景，生吞活剥地拿来抽象地加以运用，这决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和做法。从这些理论对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发生的现实作用看，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这些资本理论造成了一种意识形态遮蔽，使马克思毕其一生而完成了的理论解蔽和由此澄清了的一些基本理论事实重新变得晦而不明。更何况，“资本生产要素论”、“资本创造价值论”这些资本理论，完全是重新拾起庸俗经济学的陈词滥调来对抗马克思的科学经济学思想。无论是遮蔽还是对抗，其结果都是给我们的社会造成许多不良影响，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面临诸多挑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和高度重视。

二、资本话语：严重侵蚀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

其一，“资本话语”在认识论上对资本本质的“扭曲”，使得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认识基础处于“不在状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以对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为基础。没有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就没有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正确认识，也就没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认识和真理基础。

什么是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正确认识呢？真理在比较中存在，有比较才有鉴别。我们不妨拿马克思的观点同前述种种资本话语做一番比较。

第一，马克思区分了社会生产的“内容”与“形式”，并阐明了资本与社会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社会生产的内容指生产劳动进行所必须的构成要素以及由此形成的现实生产力，它由主体-人和客体-自然组成，表征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形式指的则是生产劳动中人与人的社会结合方式，也即社会生产关系，它表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为，把社会生产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区别开来的是社会生产的形式，资本和资本主义就是人类社会生产在特定历史阶段所采取的一种形式。“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P925-926）但是，资本和资本主义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在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然“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P393-394）由此决定了它的历史性和暂时性。

第二，马克思区分了资本的“内容”与“形式”。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必然产生各种具体形式。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就是资本在其运动中所采取的不同存在形式。就生产资本而言，它又可以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等不同的存在形式。资本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其实质和内容则保持不变，即它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雇佣劳动关系”。机器、厂房、原料和辅助材料，工人的劳动力都不过是生产资本存在的不同形式，也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但决不是像人力资本理论所说的，劳动力本身也是资本。甚至，在社会资本理论和文化资本理论看来，人的肤色、族群身份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资本，马克思则认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生产关系中才成为受资本剥削的雇佣劳动者，成为资本体系中的一个活的因素。

第三，马克思区分了商品价值的“质”与“量”，“质的决定”与“量的决定”，并阐明了资本与商品价值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价值的质的决定是一元的，这就是活劳动耗费；而量的决定则是多元的。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等，都可以通过影响和决定劳动生产力的水平影响和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而影响和决定商品的价值量。一元与多元并不矛盾，更不能混为一谈。承认科技水平、土地肥力等外在条件对价值量的影响和决定作用，并不意味着必须否定活劳动耗费对价值本质的内在决定作用，从而推翻劳动价值论。至于资本，就其本身而言，无论是与商品价值的质的决定还是与它的量的决定，都没有任何本质和必然的联系，资本并非是商品价值决定的一个因素。

第四，马克思区分了“资本生产”与“资本流通”。资本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这一目的的实现离不开流通领域，但决不能由此就认为价值和剩余价值是在流通领域生产和创造出来的。在马克思看来，流通过程只涉及价值的实现和实现的程度，而与价值的本质和源泉无关。流通时间是对生产时间的一种外在“限制”，只有在流通时间为零时，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才可能达到所谓的最大化，但在现实中，或长或短或多或少的流通时间总会通过限制和影响生产时间而限制和影响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不言而喻，证券市场只涉及资本流通，而与资本的生产，从而与价值的生产和创造、与价值的本质和源泉没有必然联系。

由上不难看出，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是辩证的：马克思坚持了资本与社会生产的辩证法，资本存在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法，资本与商品“价值决定”的辩证法，“资本生产”与“资本流通”的辩证法。他用矛盾的观点和方法分析社会历史问题，承认事物的“差异”、“区别”和“对立”，深入剖析了资本不同于“劳动”、“土地”等经济范畴和经济关系的独特规定，真正展示了事物存在的“多样性”。他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穷究变化，探微发展，真正体现了一种过程思维。与此相反，前述资本话语则是形而上学的：他们无视事物的形式与内容、质与量等的区别，抹杀多样性，否定辩证法，真所谓是黑夜观牛――全是黑牛。他们“用对钱袋的影响来衡量每一种活动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Ⅰ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P300），一如马克思所批评的，“按照某种类比任意把一切东西拉扯在一起……把极不同类的东西混为一谈”，把什么都看成是价值创造者，把什么都说成是资本，照其逻辑，“眼睛的实体是视力的资本”，连“人体的四肢也是资本，……臂，尤其是手，都是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P250、211）这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处于日常思维层面的“美文学的言辞”，最终必然流于“和泥论”而不是“和谐论”。他们用非历史的眼光看问题，不注重变化，不承认发展，是一种典型的实体性思维。他们责怨马克思“从根本上否定市场经济前途”。（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绪论P4）似乎要肯定市场经济的前途，就必须承认资本是创造价值的，必须肯定资本存在的自然性、永恒性、绝对性。在他们那里，“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P211）

因此可以说，前述种种资本话语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混淆是非，将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就是扰乱心智，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糊涂，把清水搅浑。“假作真时真亦假”，真假不分，从认识论上讲，就是一种认识危机，一种真理危机。在此基础上决不会有真正的和谐社会和社会和谐。

其二，“资本话语”在价值观上用资本逻辑的“误导”，使得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价值纽带处于“不在状态”。

积极健康的价值观、人生观的导引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在认识、观念层面，如果说把握真理遵循规律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那么，在根本上达到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纽带和核心。

从历史上看，资本和资本家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会有真正的社会和谐。其中的价值根源，马克思作了深入剖析：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P254、253）结果就形成了意识形态中的三大“拜物教”，即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心”被钱袋所包裹，变成了很奇怪的东西。

从现实来看，如果任由前述种种资本话语熏染教化社会，将形成一种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呢？我们先看这样一个事例。

从价值观上讲，狼历来是毒辣、凶狠和残暴的象征，那些道德品质恶劣和价值观歪邪的人往往被比喻为“狼子野心”、“狼心狗肺”、“狼贪鼠窃”、“狼猛蜂毒”等。但是，近年来，由文学作品《狼图腾》引发的“狼”文化出版物（如《狼》、《狼道》、《狼的故事》、《酷狼――美国西部拓荒传奇》）对“狼性”和“狼道主义”却大加颂扬，说什么“一只有勇气、有理想的狼，它为所有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的生命提供了借鉴。”还认为：“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好。理想是什么？理想是一种比生存更深层次的欲望”；公然叫嚣：“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残忍。我是一只狼，注定了是一只狼，一只锋牙利爪的狼，鲜血与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我只要活着就必须有什么东西去死。当所有的牛羊沐浴在阳光里自由自在地吃喝时，那就意味着我死了。”（参见李建军：《是珍珠，还是豌豆？――评》，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

我们不能说这种“狼性”和“狼道主义”的张扬与前述资本话语的宣示没有干系，它恰恰是得到资本话语百般呵护的市场资本逻辑在文学作品中的再现，是用文学语言表达出的市场资本逻辑，是被资本逻辑浸淫后生发的价值观、人生观的宣泄，它实际上已经捕捉到了“狼道”“狼性”与资本逻辑和性征之间的同质同构性。同属于“狼文化”出版物的《狼魂――强者的经营法则》和《像狼一样思考――神奇的商业法则》就这样讲：“狼的智慧和谋略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从狼的一系列行动中，我们看到的是强者与智者的完美结合。学学狼的这些谋略，能使我们在市场竞争中获益匪浅”，因为“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中，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市场角逐中，如果心存善良，对竞争对手一味地心慈手软，那么就会被对方毫不留情地吃掉，这已经被无数事实所证明，而且还将不断被新的事实证明”。（参见李建军：《是珍珠，还是豌豆？――评》，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像豺狼一样地按照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处世不正是市场上“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赢者通吃”的资本逻辑和生活态度吗？这种“反人性、反文明的道德，除了制造‘巨大的混乱’，除了让人们陷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生存恐惧之中，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积极的、美好的东西。”（参见李建军：《是珍珠，还是豌豆？――评》，载《文艺争鸣》2005年第2期。）

因此完全可以说，前述种种资本话语造成的结果之二就是良莠不分，颠倒黑白，把好的、善的、美的说成是坏的、恶的、丑的，而把坏的、恶的、丑的说成是好的、善的、美的。从价值观、人生观上讲，这就是一种价值危机、信仰危机。危机之下，哪有和谐？哪来的和谐？

其三，“资本话语”在指导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使得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原则处于“不在状态”。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也讲社会和谐，法国的巴师夏就写过一本竭力论证资本主义“永存与和谐”、名为《和谐经济论》的书；即便是封建社会也在宣扬社会和谐，由此才产生了儒家的所谓“和合文化”。但这些都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质的不同。我们追求的是“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是个极重要的限定词。“社会主义”不言而喻是“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

然而，在我国，围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20世纪90年代掀起了新一轮大讨论，2001年达到高峰，至今余音未绝。前述“资本生产要素论”和“资本创造价值论”就是在劳动价值论争论中出现的一股质疑和反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逆流。他们认为，劳动价值论只承认劳动一个因素对价值创造的决定作用不科学，对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持有者不道义、不公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够用了”，“它无力说明社会主义世界的演变和发展趋势，至少，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走向缺乏理论说服力，特别是同我们正在进行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实践格格不入。”“劳动价值理论同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实践之间的脱节和抵触，……特别尖锐地表现在它同我国现阶段所实行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制度的矛盾上，还明显地表现在它同我国旨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一系列指导方针和原则的抵触上”。在他们看来，发生这种抵触和矛盾并不奇怪，是必然的。因为，“除了从原始实物交换条件下所得出的抽象劳动以外，劳动价值论不承认其他任何要素也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包括土地、资本、科学技术、经营管理和知识等等。”（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再序、绪论）不难看出，这与其说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不够用”了，不如说是“不能用”了；与其说是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如说是要否定和抛弃它。但反对劳动价值论决不是目的，其矛头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有的人给省部级领导干部大谈“驾驭经济的理论支点”，却将之归结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三个假定”（经济人、资源稀缺和保护个人产权）和“三个原理”（利润最大化、供求和等价交换）。虽然没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言辞，但实际上已经把马克思主义架空了，从他的文章里，根本看不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究竟有什么作用，有什么指导意义。正因为如此，这种观点很快受到了回应和质疑。（参见程恩富：《用什么经济理论驾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王东京教授商榷》，载《高校理论战线》2004年第9期。）

有人就不那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而是非常干脆地认为，马克思主义解决不了市场经济中的问题。面对社会各界越来越高的质疑批评之声，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说：“光批判不行，关键还得拿出办法来”。言外之意，只有西方主流经济学才能给中国市场经济以出路。这种看法在高校大行其道，使得学生不愿学马克思主义，“抵触情绪”十足；老师不好教，相当的人觉得教马克思主义“没意思”，纷纷改换门庭。被封为“主流经济学”而春风得意的是那些对西方主流经济学顶礼膜拜又极力贬斥马克思主义的人，那些坚定地宣讲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反而成了什么“草根经济学”！

因此完全可以说，前述种种资本话语造成的结果之三就是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种种资本话语的冲击下，马克思主义受到全面挑战，致使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处于“话语弱势”，与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极不相称。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却连“老祖宗”都不要了，这就是国家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上的危机。这种状况已经引起国家领导层的高度重视。这种状况不改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纯粹是一句空话。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任重而道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弱势地位，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人、武装人。为此，必须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

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在推动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中的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

没有公平，就没有和谐，公平是和谐的重要标志。我们必须承认，一些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效率和公平，都达到相当的水平。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社会公平、福利的措施，比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还要完备得多。”（刘国光：《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载《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4期。）但是，也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运动在推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谐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社会阶级矛盾，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潮，推行了社会保障、福利的措施。”（刘国光：《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载《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4期。）马克思早就指出：“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P331）

没有无产阶级长期不懈的斗争，没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持久影响，就没有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进步和成就。这一点也是西方思想界理论界许多有识之士的一种共识。意大利著名政治思想史专家萨尔沃?马斯泰罗内就认为，“回顾既往，我们可以断言，‘世俗民主’和‘基督徒民主’、‘左翼民主’和‘右翼民主’、‘马克思主义民主’和‘自由民主’都共同参加了今日欧洲的建设，而这往往是人们没有注意到的。”（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洲民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P420）从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的“头脑”（思想武器），不仅捍卫了最底层劳动者的权益、尊严和荣誉，而且在同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各种思潮的较量中共同参与推动了西方现代社会结构的形塑、蛹化和蜕变。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不仅不相“抵触和矛盾”，而且相反，它恰恰是破解现实存在的一些重大社会问题的有力武器，比如，“收入差距不断拉大问题”和“需求不足与过度消费并存的问题”。马克思“资本理论”告诉我们：“剩余劳动”是资本存在的基础和活的灵魂，没有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正是在获取最大化利润即剩余价值的内在目的驱迫下，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这是社会上占有生产资料的少数人生活糜烂、消费过度的物质基础。同时，资本对剩余劳动的最大化的盘剥，必然造成有效需求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不足，使社会上丧失生产资料的大多数人生活在赤贫、饥饿和疾病之中。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并行不悖，这是资本积累的必然趋势。“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用的共同结果和写照。

中国作为一个首先取得革命胜利而经济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上需要利用资本的“文明作用”，同样需要强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方向引导和价值范导，克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文明病”。因为，资本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社会和谐和和谐发展，恰恰相反，资本主导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不断走向全面对抗和冲突的社会。不仅是对工人的奴役式使用导致劳资关系、财富的增长与人的发展之间的紧张和冲突，而且，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掠夺式使用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和冲突；普遍而无情的商业竞争，不仅使（在业）工人与（失业）工人之间，而且使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处于严重的紧张和冲突状态。从国际范围来看，一个国家的生产越是发达，劳动生产率越高，那里的“劳动强度”，从而对劳动者的剥削就越大，越是超过国际水平。这是生产和交往发展与人的解放之间的紧张和冲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P614）因此，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中引进和发展资本关系并不是目的本身，目的在于“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实现人类社会向更高更文明形态的跃迁。

耐人寻味的是，各种资本话语在中国大地上肆意鼓噪、喧闹之时，2001年第三届“国际马克思大会”在巴黎召开，大会的主题正是“人类与资本”。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重新审察“资本”，深入探讨资本主义发展与人类解放的关系，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理论共鸣和诉求。我们应在深刻剖析和反思中扬弃和超越资本，而不是进一步伸张资本逻辑，并以之置换、挤兑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弱势地位，从理论和思想认识层面来看，主要着力点有二：

其一，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科学的学理定位，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流派特别是当代西方主流理论的关系。从我们国家来看，这些年一些人之所以诽谤、攻击马克思主义，要么是从坚持马克思主义到怀疑、动摇、抛弃、否定马克思主义，要么从来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定位不准，认识不科学。以经济学为例。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历史发展中，以马歇尔为标志发生了明显的“价格论转向”，其解释框架中的“价值”范畴指向的实质上是“价格”，在种种数学模型包裹下的所谓“价值理论”实质上是一种“价格理论”。西方古典经济学从斯密中经李嘉图到马克思的发展，已经完成了“价值理论”的科学建构，在马克思那里，不仅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且以此为基础创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理论。就价格与价值的关系而言，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价格虽然以价值为基础，但只有在本原和本质意义上理解才是正确的；价格虽然为价值所决定和限制，但只有在总量和总体上理解才是正确的。价格毕竟有自身相对独立的存在和运变规律。价格和价值的关系是辩证的，而不是机械的线性对应和决定关系。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揭示了价值对价格在质上的本原性决定和总量上的限制作用，而西方主流经济学价格论则借助于各种数学模型和图表曲线多方面、多层面、多角度揭示了价格在市场上的运变特征和规律，提出了许多有利于组织社会化大生产，提高经济绩效，增进社会财富的观点。这当然不是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缺乏自己的价格理论，而是要认识到，承认劳动价值论并不意味着非得否定主流经济学的价格论，反之，接受主流经济学的价格论也并不意味着必须抛弃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遗憾的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过去，我们看不清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学理上的这种辩证关系，错误地将之解读为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立的另一种价值理论，在极“左”的政治意识形态观念的作用下，用马克思主义拒斥、否定西方主流经济学。而现在的一些人，同样是因为看不清这种辩证关系，在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的强力作用下，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格理论排斥、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进而排斥、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理论，拼凑出种种无逻辑、无体系、无历史的资本话语。在西方，排斥、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曾经是一种单纯的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偏见，这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因丧失价值论基础而成为一种无根的“独断论”，从而陷入严重的理论悖谬而不能自拔。（参见王峰明：《西方主流经济学“价格论转向”的哲学悖谬——一种立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审视》，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1期。）我们说，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充分吸收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但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定位问题，这种吸收和借鉴就是空幻的口号，反过来，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也就成了空幻的口号。

其二，要彻底改变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学科割据的现状，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研究和把握。还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例。商品价值理论可谓是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问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创立，在方法论上是借助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辩证法完成的。因此，不懂得哲学辩证法，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思想，就不能真正弄懂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仅如此，马克思开辟的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高度认识、界说、论述经济范畴和经济原理，着力透过人与物的关系揭示把握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独特研究路径和方法，赋予其经济思想以浓厚的“人-哲学”色彩。如果说，不很好地研究掌握高等数学，就不可能很好地研究掌握现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那么，不很好地研究掌握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就不可能很好地研究掌握其经济思想。在马克思那里，哲学与经济学始终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正像巴里?克拉克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是原初的社会科学。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卡尔?马克思等人均是以广阔的视野研究社会体系。直到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学才开始裂变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史、社会心理学以及社会哲学等学科。”（巴里?克拉克：《政治经济学——比较的观点》，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导言P1）

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却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解成不同的学科加以研究，“在高等院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部门，仍然是在所谓‘加强学科建设’的名义下固守以学科为中心的僵化模式，拒绝‘以实际问题为中心’开展研究。各学科之间虽然不能说没有任何联系，但大体上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开展以现实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障碍重重。”结果呢？“把学科界限看得太死，结果是哲学越搞越抽象，路子越走越窄；而经济学、政治学研究者则因为哲学素养太低，识别能力差，而很容易掉进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陷阱。”“其结果势必是主观主义的思想路线得不到彻底清算，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不到认真贯彻，‘东教条’、‘西教条’轮流横行。”（刘奔：《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宣传与应用中值得注意的若干问题》，载《学术界》2005年第4期。）的确如此。前述种种资本话语，向马克思主义发起的种种挑战，同马克思进行的种种对话，其他种种攻击、歪曲、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资本理论的倾向，都毫无例外地表现出对哲学辩证法、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肤浅理解，甚至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从另一方面来看，一些努力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人，则由于不懂得哲学辩证法，在回应向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挑战时显得有气无力、力不从心。例如，庞巴维克等人用来诋毁颠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杀手锏——“价值转型问题”，从哲学辩证法的角度看并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因为价格是价值的现象形态，两者的关系遵循现象与本质的辩证法则。但是若以“计量经济学”的标准来衡量，就可能是一个永远也得不到证明的问题，任何量化的和实证的研究都未尝不是在往“死胡同”里钻。更为荒唐的是，从某种狭隘的学科标准出发裁衡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其在哲学和经济学两方面都受到“合法性”质疑，从事哲学研究的否认马克思有哲学思想，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则拒绝承认马克思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被挤兑成了一种“夹缝”中的学科或干脆说是一种“夹缝学科”，处境艰难，局面尴尬！

总之，要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用和现实价值，从学理定位和学科研究两个方面着手，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弱势地位，从而为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思想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