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应把握好四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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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构建和谐社会，大体涉及十个方面的问题，即：理论、历史、未来、现实、指导思想、任务目标、原则、途径、部署、关键。六中全会公报用十个段落扼要阐述了这十个问题。其构建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具体内容，已在决定中详细论述。这里，笔者想透过字面的东西，探讨几个深层的问题，对其中的四个关系作一分析。

构建和谐社会与“四位一体”总体格局的关系

如何把握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涉及到如何从更广阔的视野，即从中国21世纪现代化总体格局的角度来审视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性问题。其中涉及到十六届六中全会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内在联系。

虽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明确提出“和谐社会”的命题，但是，它开启了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纪元，并在实践中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应该说是为促进社会和谐做了努力的。当时重点放在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这个层面，也是由所处阶段面临的突出矛盾及主要任务决定的。当然，对“中国现代化”这个命题的内涵有一个认识过程。

2002年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候，内容已经明显拓展，当时提的是六条标准，一是经济发展，二是民主健全，三是科教进步，四是文化繁荣，五是社会和谐，六是生活殷实。但在实践中，存在着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主要抓的是第一条（经济发展）和第六条（生活殷实），而对中间几条，特别是“民主健全”、“社会和谐”这两条有所不足。

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四位一体的现代化”总体格局，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谐社会、先进文化。这是对中国现代化认识的突破性升华。虽然也是“四个现代化”，但与当年讲的“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已经明显不同。现在讲的实际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现代化新的格局。此“四化”非彼“四化”，可惜这一问题并未引起普遍重视。

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从四个新的“现代化”里面把和谐社会拎出来，把它凸显出来。但是，它的宏观背景是“四位一体的现代化”总体格局。我觉得，只有从这个高度来研究问题，才能深刻把握和谐社会的真正价值。

关于和谐社会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其他方面的关系问题，这里不再展开讨论，只集中谈一下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关系问题。

虽然六中全会公报没有出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命题，但仅据此绝不能得出“放弃市场经济”的结论，因为“四位一体的现代化”总体格局的第一位，即是市场经济。在我看来，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社会体制改革。这是对前一段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升华和拓展，下一步要推进这两者之间的改革。这里提出三点：

第一，针对改革28年来影响社会和谐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应把社会改革放在重要位置。这里，政府行政管理改革既包括社会改革的内容，也包括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内容，属于综合性和系统性的改革，应该放在第一的位置。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本身还有很多艰巨任务没有完成，包括国有企业改革、金融改革、财税改革，还要继续推进。特别是垄断性的改革还需要“啃硬骨头”。

第三，寻找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的“结合部”，比如说创建公共服务体制，包括就业、社保、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等，这些既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也有社会体制改革的内容，需要将这两方面改革结合起来向前推进，从而有助于推进新的“四位一体”现代化的进程。

在建立公共服务体制过程中把握好“人文关怀”与“经济可行”的关系

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相应构建公共服务体制。在这方面，我的一个基本想法是寻求“人文关怀”与“经济可行”的统一。之所以使用这种提法，是基于两点认识：

一是一定要有“人文关怀”，这涉及对“以人为本”的“人”的把握问题。我曾探讨过“人”的三层含义：第一，从横向分析，这里的“人”不是指某一部分人，甚至也不是指多数人，而是指全体人民（五中全会明确指出，“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第二，从纵向分析，这里的人不仅指当代人，而且包括下几代人（现在人们将社会公平还局限于当代人彼此之间的公平问题，不够，还应该包括“代际”之间的公平问题，而这往往是被忽视的）；第三，从内核分析，这里的人不是“单需”之人，而是“多需”之人，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参与社会生活及提高自身多种素质的需求。现在的问题是“人文关怀”不够，横向上没有“打到边儿”，纵向上没有“打到底儿”，内核上没有“打到心儿”。因此要特别强调“人文关怀”。

二是要讲“经济可行”。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面对着巨大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因此既要有人文激情，也要有理性的思考。特别是在涉及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要讲可操作性。

至于“公共服务”这一范畴概念，在不同场合下也是有差异的。一是从广泛意义上使用的“公共服务”，其“公共服务”不仅包括提供公共品，而且也包括其他，其内涵实际上涵盖了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产品这四方面的内容，这是一个“大公共服务”的概念；二是比较狭义的“公共服务”，指的是教育和医疗等“公共事业”。

我想，我们是否可采取第三种含义的“公共服务”，即介于广义和狭义之间。具体来说，现阶段我国公共服务体制创新应包括四项基本内容，即“四根支柱支撑公共服务体制”：（一）建立促进就业、减少贫困和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性”服务体制；（二）建立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公共文化、基础研究等“公共事业性”服务体制；（三）建立公益性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公益基础性”服务体制；（四）建立生产安全、消费安全、社会安全、国防安全等“公共安全性”服务体制。这都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具体内容这里不再展开。

在建立公共服务体制过程中，既要目标明确，又要循序渐进。例如，在减少贫困和收入分配问题上，第一步要采取措施，遏止、缓解收入分配扩大的趋势，第二步则应在遏止、缓解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扭转收入分配扩大的趋势。由“遏止、缓解收入分配扩大的趋势”到“扭转收入分配扩大的趋势”，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社会和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在构建和谐社会时，我们必须牢记，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解决前进中的矛盾和问题唯有用发展的办法、改革的办法。因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按照新的发展观，发展包括四个层次，即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及人自身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是整个和谐发展的基础，尤其是对于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在今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的主要矛盾“始终”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考虑到每年1000多万新增人口所产生的需要，考虑到城镇每年有800万～1000万新增劳动力和每年新增900万～1000万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要，考虑到13亿人口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等等，必须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从而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

除了经济发展，还必须注重发展社会事业，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现在，虽然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但是这一主要矛盾却有新的表现形式，突出的是广大社会成员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上升与理应由各级政府和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产品短缺且配置失当形成的矛盾。在这里，无法适应人民群众新要求的旧有服务体制、机制及运作过程中的权力寻租等，使得本应以“善治”为特征的政府部门，非但没有雪中送炭，反而给本已短缺且配置失当的公共产品分配“雪上加霜”。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从社会和谐的角度说，必须把握公平正义这一基本条件。当前，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方面，存在诸多的缺陷，甚至存在重大的缺陷。例如，广大成员的机会平等制度和规则平等制度等方面，存在重大缺陷；再如，在财税体制，特别是在公共财政体制方面，也存在较大缺陷。因此必须推进制度的创新。

总之，一个是“社会要和谐，首先要发展”，另一个是“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六中全会公报虽然没有使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这样一个命题，但是此处提出了“公平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值得重视和研究。

公共利益代表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关系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关系问题。这在我国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

我认为，在当代社会中，不能否认政府也是一个行为主体，但是，它应该是一个体现公共利益的行为主体，而不应该成为一个具有自身的特殊利益的市场运营主体。现在的问题是，一些政府部门偏离了“公共利益代表”的定位，存在违背公共利益，追求自身部门利益、单位利益甚至个人利益的问题，并尽力追求这种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还试图将这种权力和利益定型化、制度化，特别是在掌控资源和行政审批问题上表现尤甚。

这不可避免地涉及政府部门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关系问题。从存在的问题看，一些单位利用其资源分配、行业监管或行政管理的机会，与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纠合在一起，甚至被他们所“俘获”。一个恶劣的社会关系链：贪腐官员———资源分配———不法商人的社会关系链已经形成。

部门利益化和与利益集团的结合，凸显了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的第三种资本，即权力资本，在这个“资本三角结构”中，权力资本的能量越来越突出。当前中国的一些社会矛盾之所以如此尖锐，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症结”。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触动和解决这一“症结”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块“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