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建设考验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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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型时期，历史发展的转折或转型过程给社会带来的震荡和冲击是急剧而强烈的，解决贫富悬殊、收入差距等问题不仅是解决穷人的问题，也是解决全局性的社会经济问题

10月11日，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县委书记刘文鹏和来自新疆、青海、湖南等地的100余位县委书记正在中央党校接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专题培训。是日，为期4天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落下帷幕。

当记者与刘文鹏等学员谈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在新世纪新阶段“被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特别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将逐步扭转，来自西部地区的县委书记们对和谐社会建设寄予了更多的期望。

中国社会存在“五失”

大凡和谐社会建设相对成功的国家，政治领导人大多能把握社会发展的动态，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社会矛盾的运动变化，在执政理念上进行适时而必要的调整和革新，以防止出现社会矛盾激化而引起社会发展的大起大落

“东西部差距有历史的、自然的诸多因素。西部大开发对西部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刘文鹏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说，“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西部地区人口素质、教育水平都不高，整个发展还有一些制约因素，所以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西部地区还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这样，西部基础设施才能够得到改善，教育才能得到发展，人口素质才能得到提高。”

改革开放28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6%的速度增长。2005年,GDP已达2万亿美元，人均GDP也由改革开放前的几百美元增长到现在的1700美元，发展的潜力巨大。但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严重失衡。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监测结果显示，2005年全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实现程度达到28.2%，比上年提高6.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实现程度为47.6%，而西部仅为1.3%，两者差距悬殊。

从结构上看，西部与东部地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实现程度差距较大的是经济发展、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等方面。在经济发展方面，西部与东部地区农村的发展差距在8年以上；在人口素质方面，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在10年以上；在生活质量方面，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在5年以上。

青海省治多县县委书记吴春庆告诉记者，以长江源头第一县治多县为例，其财政收入几乎为零。“当前迫切要解决的是人民最基本、最初级的生活保障问题，例如看病难、学生食杂费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在中国经济的版图上，一边是东部地区快速发展，另一边是西部贫困地区部分人群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们希望通过和谐社会的提出，能真正解决西部偏远农村地区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吴春庆说。

曾深入全国1300多个市县调查农民、农村与农业问题的三农专家、中央党校研究室曾业松教授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说：“解决城乡、区域发展失衡的问题，解决八九亿农民这个巨大群体与城市四五亿市民群体利益、权力的失衡，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最突出的关键环节。”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国际经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处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可能会出现贫富加大、两极分化加剧、失业人口激增、社会矛盾激化等社会经济问题，处理不当将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与倒退。

中国是在2003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2005年达到人均1700美元。中国也从一个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成为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一些不和谐现象已有所显现，如环境问题、就业问题、分配问题、公共服务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等等。

曾业松教授将中国的社会问题概括为“五失”，即城乡、区域之间发展的“失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失调”；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犯法等司法的“失准”，道德观念混乱，是非荣辱混淆等道德的“失范”；贫富差距拉大与社会不公、社会腐败导致人们心理的“失落”。

中国身处转型时期，历史发展的转折或转型过程给社会带来的震荡和冲击是急剧而强烈的，解决贫富悬殊、收入差距等问题不仅是解决穷人的问题，也是解决全局性的社会经济问题。在一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如东亚新兴工业体比较顺利地度过了这一关键期，使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都出现了质的提升，和平、稳定、顺利地实现了社会转型；一些拉美国家就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未能及时采取正确的方法和手段化解各种矛盾，因而被这些社会矛盾所纠缠，从此止步不前，使社会陷入动荡甚至出现倒退。

北京的政情观察家认为，大凡和谐社会建设相对成功的国家，政治领导人大多能把握社会发展的动态，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社会矛盾的运动变化，在执政理念上进行适时而必要的调整和革新，以防止出现社会矛盾激化引起社会发展的大起大落。今天，中国的执政党居安思危，并顺理成章地把和谐社会建设当作当务之急，开辟了执政理念的新境界。“和谐社会建设是整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根本要求，更是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曾业松说。

在中央党校经济部主任王东京看来，政府关注建设和谐社会与公平问题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政府的目标要追求稳定最大化，“小平同志讲，稳定压倒一切，从这一点考虑，政府要关注公平问题”；其次，建设小康社会，要追求整个经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第三，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至少到2020年要保持高增长，前提条件就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两种途径中其一是刺激投资，其二是扩大消费。对中国来说，扩大内需必须扩大消费，因为只有消费才是终极的需求。而刺激消费就要有购买力，这需要提高人们的收入。提高收入在多与少、有与无之间如何进行选择，“首先应优先解决年老的、病弱的、生活无自理能力的弱势群体，然后再解决收入少的群体。”

“政府追求稳定、社会福利最大化、经济持续发展这三个目标是环环相扣的，紧密联系在一起，解决这三个目标关键要实现公平。”王东京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说。

收入分配不公是影响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历史过程，只有加速发展才能够较快地越过这种痛苦

“在经济领域，当前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分配不公的问题，所以中央多次讲，效率优先要更加注重公平，公平问题是当前经济工作中一个突出的问题。”王东京认为，分配不公主要反映在行业、地区、城乡之间，尤其是通过腐败、寻租造成的收入差距，制假贩假、以非法收入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公。

正如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所言，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以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从查处轰动全国的郑州非法批地案到最近浮出水面的上海社保基金案，表现了执政党惩治腐败、实现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心。

两年前就曾参与“和谐社会”调研工作的曾业松教授认为，六中全会公报特别关注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收入分配决定着生活水平，生活水平又决定着幸福指数，收入分配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行业之间、阶层之间，是牵动国民的一个焦点问题，也是影响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近日，波士顿咨询，在中国，0.4%的富有家庭占有70%的国民收入。而在成熟市场，财富聚集的程度不会那么集中，一般会是5%的富有家庭占有50%国民收入。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其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扩大，尔后是短暂的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阶段逐渐缩小。”这也是库兹涅茨倒U形的收入分配特点。

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主要是工业化过程造成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的过程，还有分配政策不合理的因素。一是过分重视财税收入向中央集权，造成了上下财政收入的“两重天”；二是财权与事权极不对等，造成地市以下干部收入上的不公。三是垄断行业的高收入，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凸现。

收入分配不公的现状引起了中国领导层的高度重视。今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强调要“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并提出“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撰文提出，要改革财税体制，使财税利益向下倾斜，向欠发达地区与低收入人群倾斜，从根本上改变上下收入悬殊的现状；规范收入分配，“吃皇粮”的应统一工资标准，地域间可拉开档次，但不宜差别过大；限制垄断行业待遇，实行利润上缴；做好转移支付、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等。

经济学家茅于轼近日也撰文提出，如果农村人口收入增长的速度赶不上城市的话，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还会扩大，基尼系数还会上升。缓解的方案只能是加速实现工业化。当农业人口逐渐减少时，农民的收入就能逐渐增加，收入分配的差距就会慢慢减少。

茅于轼还表示，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历史过程，只有加速发展才能够较快地越过这种痛苦。

王东京则认为，“中国到了工业化中期阶段，我们关注公平问题是对的，公平是政府的事情，要由政府来调节，不能让企业也去搞公平，企业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否则，企业追求公平就谈不上效率了。”

从意识形态层面的论证转移到制度层面建设

和谐社会的愿景，存续中华文化传统，需要有更大的社会视野、更深的历史意识、更全面的战略思维，需要有超越的胸怀与创新的勇气来界定

正如西部基层县委书记所期待的，建设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协调发展，要让改革惠及到13亿人民，大家共同分享改革的成果，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把写在纸上的变成实际是非常重要的，”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剑说，和谐是由多种声音组成的，“和”是每个人能有饭吃，“谐”是每个人能平等的说话，这就是社会的进步；提高社会公正程度就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治架构，建立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政治体制。“一个较为完善的社会政治体制一定把对社会公正的追求作为主要价值目标，并最大限度体现社会公正”。

“根本的问题是要通过制度创新，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解决制度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问题。”联系建设和谐乡村的实际，曾业松教授指出：首先，要做到“政策惠农”，即调整政策导向，保障农民增加收入，获得平等的权利、福利；其次，“制度兴农”即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建立城乡一体化制度体系；第三，“发展兴农”，包括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乡村二三产业；第四，“基础强农”，增加投入，从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入手；第五，“环境利农”，从生态环境角度出发为农村发展提供支持，“这五方面是构建和谐乡村的客观需要，哪一方面都需要制度创新才能实现。”

王东京则表示，关键要转变政府职能。他认为，行业间的分配不公是政府行政垄断造成的，就要按市场经济重新定位政府的职能，严格控制在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正，提供公共产品、实施扶贫四方面；原来政府角色错位用公共财政资金办企业，真正的公共财政资金没有到位，导致现在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短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要转换成服务型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同时，由行政审批制造成的腐败、权利寻租行为导致社会不公，责任还在政府。“因此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是当务之急，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公平问题就难以解决；通过制度安排监督高官仍然是当今要研究的一个课题。”

和谐社会体现了人本主义发展观，是社会从物质过渡到人的现代化为目标的历史必然。从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奋斗目标，到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再到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全面部署，预示着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重点已经悄然从思想意识形态层面的论证转移到制度建设层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郑永年如此评述。

和谐社会的愿景，存续中华文化传统，需要有更大的社会视野、更深的历史意识、更全面的战略思维，需要有超越的胸怀与创新的勇气来界定。2020年，政府预期的涵盖城乡的基本社会保障制度能否实现、社会趋于和谐公平的目标能否实现，“这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其先进性的检验”，曾业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