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建设考验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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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型时期，历史发展的转折或转型过程给社会带来的震荡和冲击是急剧而强烈的，解决贫富悬殊、收入差距等问题不仅是解决穷人的问题，也是解决全局性的社会经济问题

10月11日，青海省海西州天峻县县委书记刘文鹏和来自新疆、青海、湖南等地的100余位县委书记正在中央党校接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专题培训。是日，为期4天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落下帷幕。

当记者与刘文鹏等学员谈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在新世纪新阶段“被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特别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将逐步扭转，来自西部地区的县委书记们对和谐社会建设寄予了更多的期望。

中国社会存在“五失”

大凡和谐社会建设相对成功的国家，政治领导人大多能把握社会发展的动态，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社会矛盾的运动变化，在执政理念上进行适时而必要的调整和革新，以防止出现社会矛盾激化而引起社会发展的大起大落

“东西部差距有历史的、自然的诸多因素。西部大开发对西部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刘文鹏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说，“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西部地区人口素质、教育水平都不高，整个发展还有一些制约因素，所以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西部地区还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这样，西部基础设施才能够得到改善，教育才能得到发展，人口素质才能得到提高。”

改革开放28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9.6%的速度增长。2005年,GDP已达2万亿美元，人均GDP也由改革开放前的几百美元增长到现在的1700美元，发展的潜力巨大。但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严重失衡。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监测结果显示，2005年全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实现程度达到28.2%，比上年提高6.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东部地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实现程度为47.6%，而西部仅为1.3%，两者差距悬殊。

从结构上看，西部与东部地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实现程度差距较大的是经济发展、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等方面。在经济发展方面，西部与东部地区农村的发展差距在8年以上；在人口素质方面，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在10年以上；在生活质量方面，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在5年以上。

青海省治多县县委书记吴春庆告诉记者，以长江源头第一县治多县为例，其财政收入几乎为零。“当前迫切要解决的是人民最基本、最初级的生活保障问题，例如看病难、学生食杂费和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在中国经济的版图上，一边是东部地区快速发展，另一边是西部贫困地区部分人群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们希望通过和谐社会的提出，能真正解决西部偏远农村地区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吴春庆说。

曾深入全国1300多个市县调查农民、农村与农业问题的三农专家、中央党校研究室曾业松教授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说：“解决城乡、区域发展失衡的问题，解决八九亿农民这个巨大群体与城市四五亿市民群体利益、权力的失衡，是中国和谐社会建设最突出的关键环节。”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国际经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处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可能会出现贫富加大、两极分化加剧、失业人口激增、社会矛盾激化等社会经济问题，处理不当将会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引发社会动荡与倒退。

中国是在2003年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2005年达到人均1700美元。中国也从一个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成为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一些不和谐现象已有所显现，如环境问题、就业问题、分配问题、公共服务问题、社会公平问题等等。

曾业松教授将中国的社会问题概括为“五失”，即城乡、区域之间发展的“失衡”；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失调”；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执法犯法等司法的“失准”，道德观念混乱，是非荣辱混淆等道德的“失范”；贫富差距拉大与社会不公、社会腐败导致人们心理的“失落”。

中国身处转型时期，历史发展的转折或转型过程给社会带来的震荡和冲击是急剧而强烈的，解决贫富悬殊、收入差距等问题不仅是解决穷人的问题，也是解决全局性的社会经济问题。在一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如东亚新兴工业体比较顺利地度过了这一关键期，使经济、社会和政治等各方面都出现了质的提升，和平、稳定、顺利地实现了社会转型；一些拉美国家就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未能及时采取正确的方法和手段化解各种矛盾，因而被这些社会矛盾所纠缠，从此止步不前，使社会陷入动荡甚至出现倒退。

北京的政情观察家认为，大凡和谐社会建设相对成功的国家，政治领导人大多能把握社会发展的动态，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根据社会矛盾的运动变化，在执政理念上进行适时而必要的调整和革新，以防止出现社会矛盾激化引起社会发展的大起大落。今天，中国的执政党居安思危，并顺理成章地把和谐社会建设当作当务之急，开辟了执政理念的新境界。“和谐社会建设是整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根本要求，更是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曾业松说。

在中央党校经济部主任王东京看来，政府关注建设和谐社会与公平问题有三方面的考虑：首先，政府的目标要追求稳定最大化，“小平同志讲，稳定压倒一切，从这一点考虑，政府要关注公平问题”；其次，建设小康社会，要追求整个经济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第三，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至少到2020年要保持高增长，前提条件就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两种途径中其一是刺激投资，其二是扩大消费。对中国来说，扩大内需必须扩大消费，因为只有消费才是终极的需求。而刺激消费就要有购买力，这需要提高人们的收入。提高收入在多与少、有与无之间如何进行选择，“首先应优先解决年老的、病弱的、生活无自理能力的弱势群体，然后再解决收入少的群体。”

“政府追求稳定、社会福利最大化、经济持续发展这三个目标是环环相扣的，紧密联系在一起，解决这三个目标关键要实现公平。”王东京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记者采访时说。

收入分配不公是影响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历史过程，只有加速发展才能够较快地越过这种痛苦

“在经济领域，当前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分配不公的问题，所以中央多次讲，效率优先要更加注重公平，公平问题是当前经济工作中一个突出的问题。”王东京认为，分配不公主要反映在行业、地区、城乡之间，尤其是通过腐败、寻租造成的收入差距，制假贩假、以非法收入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公。

正如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所言，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以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从查处轰动全国的郑州非法批地案到最近浮出水面的上海社保基金案，表现了执政党惩治腐败、实现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