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整合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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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也呈现出世所罕见的复杂局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然而，“三农”问题、城乡差距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下岗和就业问题、收入差距问题、困难群体问题等等，有太多的问题急待解决。

国际经验也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意味着这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性阶段——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也是一个“风险高发期”。我国在2003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正在按照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争取到202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000美元。中国社会进入了高发展同时也是高风险的时期。面对剧烈变化喜忧参半、前途光明道路曲折的中国社会，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构想。

从根本上来说，面对复杂多变的中国社会，首先必须有效整合各种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各种力量良性互动，才可能构建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稳定社会形态。

应对社会格局的新变化

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科学执政能力

在今天的中国，从经济体制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形成。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指导思想下，国有企业的改革进一步推进，国企一统天下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股份制、混合（合作）经济、个体私营经济、三资企业以及混合所有制企业等多种多样的企业形式和所有制形式，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正在积极的探索过程中。

从社会结构上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一管理模式正在融解，“单位”的人正在变化为社会的人，单一的人正在变为多面的人。身份之间、地区之间、职业之间、阶层之间甚至所有制之间的社会流动空前加快，社会声望和收入水平变化无定，社会控制也从“统”向“分”的趋势转变。传统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概念，正在发生剧烈分化。新的职业、身份、声望、阶层还在不断产生和变化，尚未尘埃落定。

从文化形态上看，中国进入了一个多元文化时代。不仅国内的民族和地域文化得到更大程度的张扬，而且西方文化也迎面扑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中国越来越加入世界共生圈。人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道德观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文化消费上也拥有更为宽泛和自由的选择。

应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党的先进性不仅要表现在高屋建瓴的理论构思上，更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政策措施中，提高党的科学执政能力。面对一个深刻变动的社会，党要集中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社会主体多元化，党如何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二是利益来源多样化，党如何协调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利益；三是社会关系复杂化，党如何保持和加强有效的社会管理；四是如何推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真正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党员干部的先进性教育化为先进性实践；五是构建以执政党为政治主导的、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党是全社会的领导核心。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科学执政能力，才能确保党的权威性，才能使中国社会实现长治久安和不断进步。

提升政府的公信度

促进社会力量良性互动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我们党重新开展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和社会实践，引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深入。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二十六年的历程，是一个不断从“统”到“分”，从“管死”到“放活”的过程。中央向地方分权，政府向社会分权，群体向个体分权，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活力和进步。这一过程仍旧在博弈和互动中继续。在社会学意义上说，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人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换过程中，地方、基层、民间、社群和个人的利益要求和分化都越来越显性化。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以出身、身份、职业为特征的阶层划分比较明显，而目前的社会阶层却表现出“分而未划”的多元化趋势，社会关系前所未有地复杂化：

一是职业分化加快，旧的职业分解，传统职业衰落，新的职业方兴未艾。二是身份模糊化，传统的身份发生破裂和重组，其中以农民的身份变化最大，最穷最富的人都是农民，出现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三是收入与财产来源多样化，干部和职工从单一的工资收入到多元收入，农民的收入结构也越来越远离单一的农牧业；劳动力、资本、生产资料、智力等因素参与分配。四是新阶层的出现，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多种所有制经济都得到快速发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若干新的社会阶层。社会主义劳动者、建设者队伍的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五是贫富差距拉大，我国的基尼系数在1990年为0.343，1995年为0.389，2000年为0.417，2004年甚至达到0.458。六是社会更为开放，流动性增强。七是权力格局发生变化，社会权力和权威分配也呈多元化趋势，文化传媒对社会的影响力增强。

总体上说，中国社会正处于群体本位向个人本位，单位人向社会人，身份人向多面人的转化。从中国阶层的分化情况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呈现出发展活力同时，也潜伏很多社会问题。

面对现代化建设的快速推进，无论从国际的发展经验来看，还是从中国的改革实践来看，政府的管理体制必然从“无限责任”改变为“有限责任”。目前中国的各级政府事实上也正从“全能型”变为“有限型”，但在许多事情上存在着“管不了，也管不好”的状态。政府即使有心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但许多应当由社会负责的事情，在没有相应的社会组织承办的情况下，政府也必须承担起来，造成政府管理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一方面是政府有心无力，本应政府负责的社会公共事务，反而无力顾及，经济和社会发展“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另一方面凡是有利可图的事情，政府、社会和个人争着一起上，无利可图则无人管理，一旦发生不良的后果，只能由政府负责收摊子。所谓的“缺位”、“越位”甚至“乱位”的现象，不仅使得政府管理成本、社会交易成本在不断加大，而且必然带来相当程度上的社会混乱。

即使在社会事务管理上，在利益分化和社会多元的状态下，政府既无必要也无可能管得太多太细，需要在一定程度上逐渐“还政于民”，鼓励和支持能够满足人民生产生活需要、具备各种良性功能的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引导社区公民自治自助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政府只关注于运用制度化手段，对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进行协调、整合。

一个超脱的政府，才可能是公正公平的政府，才会拥有最大的公信力，也才可能有效整合社会关系，促使各种社会力量的良性互动，从而形成政府和社会紧密配合的管理体制。正如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提高依法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激发社会财富创造力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既给我们带来日益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生活，也面临着相当多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主要是进步中的矛盾，问题主要是发展中的问题。我们只有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才能在发展和进步中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社会的物质财富越丰富，社会关系越容易调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越有坚实的基础。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继续加大改革力度，特别是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力度。要防止将“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理解为各级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亲自办经济，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裁判员与运动员争夺进球；防止在业绩评判上形成“GDP”是硬道理，官出数据，数据出官。更重要的是防止造成“目标置换”现象，即为某一目标设置的社会子系统，逐渐演变成只为本子系统利益而运作，反而妨碍了社会整体系统的运转和效率。少数官员假公济私，腐败现象屡禁不止，往往是权力参与市场交换的结果。这不仅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更造成社会的失范和失信。

现代政府的功能定位，应当是以制度公正追求社会公平的社会整体管理体系，主要着力于公益性社会公共事业的管理和建设，政府必须逐渐和具体的经济事务脱钩。甚至可以说，政府离具体的经济利益越远，政府的公信力越强，社会的公平程度越高。政府的基本职责，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需的秩序和公平，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生态基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需要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法律与制度条件，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激发各种所有制、各个社会阶层的创业热情，“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并通过正常的社会流动，不断壮大中等收入阶层，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稳定社会结构。

正视转型期社会矛盾

构建社会安全网

有效整合社会关系，促进各种社会力量的良性互动，需要我们正视社会转型时期的矛盾和问题，找到化解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形成妥善处理矛盾的体制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妥善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

市场经济的发展，激发了经济与社会的活力。但同时也凸显了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的“五个统筹”的重要性。当前群众对行业垄断、城乡差别、干部特权、收入差距拉大等现象十分不满。建设和谐社会，既要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市场体制，提高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又要通过必要的调节，在二次分配中维护社会公平；既要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又要防止两极分化；既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各个地方在加快发展的同时，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财政、信贷、就业、扶贫开发、法律援助等手段，逐步建立符合和谐社会目标要求的，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和人道主义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机制，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我们应当看到，当前社会存在的大量矛盾和问题，在性质上是根本利益一致的人民内部矛盾，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先富和后富的问题，在程度上是温饱和小康的差距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是和经济社会转型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根本之道，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加快发展，加快实现经济社会结构的变革和转型。而在这个过程中，建立有效的社会安全网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一是完善“表达机制”，进一步畅通下情上达和上情下达的渠道，加大上下沟通的力度。综合发挥信访工作、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作用，做到了解民情、沟通民心、表达民意，及时缓解社会矛盾，防止问题积聚升级；二是建立健全社会救助机制和方式，及时援助困难家庭和个人；三是在失业、养老、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要改变过去以单位和家庭保障为主、越是困难群众反而越难得到制度性援助的现象。

建立制度性社会保障安全网，既要发挥单位和家庭在社会保障上的传统作用，也要发挥国家和政府的作用，更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保险业，将三者的优势结合起来。在有着尊老爱幼互助友爱传统的中国，既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作保证，又有人口众多容易发展保险业的优势，完全有条件建立起适应中国国情的社会保障安全网。有了这个安全网，人们就有了安全感，就能够更有效地应对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中的矛盾和问题。

综上所述，保持党的先进性，以确保中国社会的正确前进方向；提升政府的公信度，以确保在法制基础上的社会公正公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以确保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效率；构筑社会安全网，以确保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条件，这样，我们就能形成各种社会关系的有效整合和各种社会力量的良性互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