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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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中心组举行“广东学习论坛”第十五期报告会,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培林作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当前社会发展”的专题报告。现将报告第四部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录音整理成文字稿,供学习参考。

第一，要解决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社会发展领域不仅仅是一个花钱的领域，而且是一个经济本身的一个问题。就像收入分配的问题，我们说收入差距现在过大，这个过大不仅仅是一个道义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公平问题，它本身就和经济能不能持续增长紧密相关。这些年来，除了去年以外，前几年以后多数年份我们都叫做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怎么办？为了维持经济高速增长，那就国家举债，实行大量投入来维持经济增长。因为现在经济速度不敢掉下来。现在这么多的社会问题和矛盾，经济一旦掉个3%、4%，各种问题马上就都显现出来了。但是你说没钱，每年收入一看它还同步增长，城乡资蓄、存款余额比同步增长还快。这么多钱的增长，老百姓就不花钱，我们还整天号召老百姓消费，为什么不花？一个是在消费预期变得很不稳定的时候，一般的公民阶层都变得不敢花钱了。因为你未来就业能不能稳定，是不是哪一天会失去工作，退休以后能够拿多少钱，以后看病还能不能报销，我还能不能承担的起，特别是以后子女教育到底要花多少钱，现在变得不明确，有钱不敢花。我们连续数年的关于城镇居民储蓄目的的调查，子女教育都排在第一位，其他国家在我们这个发展阶段没有出现过这种现象。北京市景山小学，北京市最好的小学，入门费就要十万块钱。交10万块钱还要自己写我自愿捐助教育。因为不管富裕的家庭还是贫困的家庭，大家都认为省吃俭用也要把钱积累下来供孩子上学。所以说收入越高的人，他每次收入增长里面用于消费的比率就越少。富人每增长一百块收入，他可能只花一块用于消费。但穷人增长一百块钱收入，九十九块钱都用于消费。从全国的情况来看，这种差距扩大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我们所谓城镇生产的过剩，多数生活用品农村里面买不起。现在电视机很少的一点利润，还卖不出去，但是你说不缺吗？你到农村看看，多数家里还是14寸的，很多地区现在还是黑白的。所以，自身的消费由于差距问题循环不起来，那就造成要维持这种高速生产必须依赖于大量的出口。所以现在外贸出口度很高，外贸也依赖于退税。很多退税都造成地方政府很大负担，因为出口增加以后，要退很多的税，有些产品卖出去的价钱比我们国内市场还便宜，但这种情况你也不能长期持续。最近几年来咱们对外贸易里面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外贸摩擦越来越多。去年，西班牙两次收回我们的鞋、裤。我们和西班牙以前的关系很好，问题是鞋卖得这么便宜，一下子让人家城市很多人失业，难以忍受。特别是像我们这么一个大国，我们不是香港，不是新加坡，我们每年新增的人口就800多万。这么一个大国你还要靠国内市场循环，不可能把宝都压在对外。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生活消费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但是关键是经济和社会要协调发展。再比如说教育，教育投资收益率，很多国家甚至高于房地产收益率，教育是整个社会收益，不是对投资人本身的收益。教育的收益期很长，今天投资以后，可能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见到效果。像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全民教育，全国的教育水平在全世界都是很高的，对它以后推进经济发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像农村的孩子一个人花几千块钱放在教育上，就会改变他一生的道路。也就是说，本来他这个人是需要社会抚养他的，但他改变了他自己的生活道路以后，他不但不需要你来扶养，还会为社会创造很多财富。

第二，要解决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和社会关系基本上采取一种政府包起来的办法。后来我们逐步认识到，实际上政府完全管起来这个办法既管不好，也管不了，所以后来基本上采取市场经济。但是引进市场经济很重要的作法，当时就是创收，所以在各种提供公共物品、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领域都采取了创收这条道路。也就是想调动基层和个人的积极性来弥补我们财政上的短缺，来发展社会其它的公共事业。但是这些年实践结果表明这不是好的办法，不是一个解决好政府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办法。比如说，为了创收，有些医生开药不是根据患者的病情，而是根据开这个药品的提成来开药，所以我们这个还不富裕的国家每年医疗经费的增长3%多。如果医院都成了买药的企业以后，社会还怎么保持这种诚信？千百年来，医生有自己的职业道德，外国的医生都要宣誓遵守职业道德的。医生还好说，如果是要求我们的司法警察、军队也是搞创收，你说这个社会能不出现问题吗？但是全包起来也不行，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办法？市场是一个基础的资源配置作用，政府要进行宏观调控，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在这个领域不能完全按照市场本身的事情来做，需要一套不同于企业社会预算的方式。如果你没有这个合算方式的话，即便是这个领域很缺钱，但是投进去的钱也不能保证它是有效的。

第三，要解决好各阶层的利益关系问题。这些年来干部队伍发生很多变化。五六年以前大学生还不愿当公务员，公务员工资不高，另外纪律比较严格。现在北京一个公务员的位置，二三百人在竞争，硕士、博士毕业，公务员考试不一定能通过。干部队伍稳定了，素质也在快速地提高。在整个社会各个阶层当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收入总体上来说算是比较高的。私有企业主阶层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政协、人大都建立了反馈他们利益一个渠道。农民，这一部分人单靠农业，可以解决温饱问题。但是单靠农业，解决富不起来的问题。全国农业产出占GDP只有14%，从事这个劳动的人还有49%。很多改革改来改去都是改变了蛋糕的切法，但是改变不了蛋糕的增加，解决不了农民普遍富裕起来的问题。我们每个农民平均只有半公顷的土地，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每个农户三四十公顷，美国每个农户一百多公顷。所以尽管你劳动价格低，但是由于有规模效益。美国运到我们青岛口岸的大豆可以比我们东北的大豆价格还便宜。但也有稀少土地的，像日本的土地也很紧张，但它农民的数量极少，3%多以下，它们财政拿出大量来补贴。过去它们可以把大米补贴到国际市场大米的七倍以上。它可以实行这种补贴制度，你不种地，最好你把地换了，换了以后每亩地给你多少钱。中国这么多农民，既不能采取这种规模经营的方式，让很多人都失去土地，就没有就业了，很危险；也不能实行财政的高补贴，因为你补贴不起，唯一的办法就是减少分配的农民。蛋糕如果不能太大的话，减少分这个蛋糕的人数，这样才能增加每一个人的平均收入，当然也涉及到怎么为他们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所以，现在一定要看到在城市里面接近一亿的农民工，他们是未来城市新的市民。不但他们回不去，在未来的一二十年内还要有一亿多人继续流转出来。这样，他们住在哪里？孩子在哪里上学？医疗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纳入新的城市规划里面，要为这个城市二十年以后发展着想。这一代人的参照体系是他们的过去，今天他们挣六七百块钱，感觉到比在农村一亩地挣三四百块钱好多了，还是比较积极向上的。但是他们在城市长大的子女，不可能再像他们的父辈，接受这种差的工作。所以你要使这些人接受一个普通的教育，让他们融入到一个城市社会里来，不然就会成为城市里有问题的一代。很多国家都有这个教训，所以说这些问题都要解决好。国有企业工人下岗失业这一部分，他们和农民又不太一样，他们过去是在一个社会里面较高的一个位置，现在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失业下岗跌落以后，在他们心里造成这种巨大的反差。现在应该说最困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还有很多的遗留问题，应该妥善处理。总之，解决好基本群众关系，对社会稳定，继续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要解决好公平和效率的问题。现在我们国家的提法还是叫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六大报告里面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关系，不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实际上这个问题贯穿于整个收入分配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公平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影响效率。因为它们有时候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而且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并不是很容易的。比如说很多发达国家的初始收入的差距，有的比我们高很多，但是经过税收、财政、福利的调整以后，最终的收入分配降了很多。有时候这种收入分配的调整是一种社会技术，如果监督、管理跟不上的话，会造成一种结果，就是说一百块钱到了国库里边只剩下六十块钱，六十块钱再转移到穷人口袋里，只剩下三十块钱了，七十块钱都在这过程中作为监督和管理成本溜掉了。这样，主观上想调整，客观上不但没有调整收入分配，还影响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