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要增强党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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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中国不仅要实现其它发展中国家都要实现的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还要实现其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未有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双重转型，就更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执政党来维系国家机器的运转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我国执政党对公共权力的控制力相对强于西方，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政权的缔造者，有着不同于西方的领导党地位，更因为中国自上而下为主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自下而上为主的现代化道路

●党是人民的一部分，是人民中主观上关心中国政治命运、客观上有能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创造业绩的先锋队，只有党才能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才能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

●党执政的目的是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而人民当家作主则离不开党的领导；离开了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就会偏离正确方向

党的意识是执政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党员没有党的意识，党就不成其为党。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增强党的意识，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思想基础。同志最近指出，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都要充分认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意义，坚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改革和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抓紧解决执政能力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同志也一再强调，党员领导干部一定要处理好党与国家、党与人民、党与个人的关系，真正做到在党的执政大局下思考问题、布置工作和采取行动，时刻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人民，一切工作都让人民高兴，让党放心。

党与国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而在这两者中，坚持党的领导是关键

第一，中国共产党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领导党。

从历史来看，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是，后者是先有国家，后有政党；而前者是先有政党，才有政权，即先有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后有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一个无法抹煞的事实。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却是在国家政权建立后、过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问世的。例如，1689年英国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政权建立，到了1833年英国保守党才形成，1900年英国工党才形成；美国1776年建国，到了1828年美国才形成，1854年美国共和党才形成；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政权建立，而当今法国四大政党中，社会党成立于1902年，共产党产生于1920年，保卫共和联盟产生于1976年，民主联盟形成于1978年。追溯法国政党萌芽，也不过是在1848年至1851年间。因此，它们不像中国共产党那样具有开国之功，不存在没有它们就没有什么美利坚合众国、近代法国、近代英国等客观事实。我们的国家政权是数千万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建立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天经地义，毋容置疑。

从现实来看，发展中国家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在中等收入群体尚未居于主导地位之前，各种社会矛盾比较尖锐，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比较激烈，亟需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来化解矛盾、整合利益和保持稳定。这几乎成为西方政治学界的共识。中国不仅要实现其它发展中国家都要实现的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还要实现其它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所未有的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双重转型，就更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来维系国家机器的运转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有秩序虽然不一定有现代化和宪政，但无秩序则断无现代化和宪政。苏共解散，接踵而至的就是苏联的解体；南共联盟解体，随之而来的就是南斯拉夫的分裂。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统一，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第二，依法治国离不开党的领导。依法治国的实质就是把党的各项主张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法律），转变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内化为社会成员的自觉。所以，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了依法治国要做到“两个保证”，即：“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环顾当今世界各国，依法治国都是在执政党主导下进行的。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的案例中得到印证：

依法治国的逻辑起点是立法，而立法权掌握在议会。因此，各国政党莫不重视对议会活动的控制。在取得执政地位以前，各政党都要先形成自己的政策，为日后出台法律奠定基础。如英国政党执政前就有影子内阁，专门拟定上台后的政策；美国共和党、则是在党内竞选总统提名人时形成未来执政的政策。然后，政党通过组织选举活动，把自己的党员送进议会，并组成议会党团，以控制、影响立法：在提案提交议会前，党内要事先审议和审查，尽可能取得共识；为了通过提案或阻止其通过，政党要在会下与其他政党、政治力量等进行斡旋，达成谅解和妥协；要把本党的议员安排到议会中的专门委员会里，以便对具体议案施加本党的影响。议会议长、各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也是按政党的力量强弱来分配的。议会党团内部通常都有严格的纪律。为此，不少议会党团实行督导员制度。督导员由党的领袖任免，执行领袖的指示，监督本党议员的活动，督促他们接受党的要求开展工作。对不执行党的指示的议员，党或不支持该议员在下一届继续参加竞选（这几乎等于断送了该议员的政治前途，因为没有政党的支持，竞选议员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或把本应由该议员来担任的职务推荐给别人，以示惩处；或把严重违纪者开除出党；等等。可以说，政党对议会的控制无所不在，离开了政党，议会就很难操作。

执法是依法治国的重心。因此，西方执政党十分重视对政府的控制。在内阁制国家，执政党主要通过对议会的控制，来实现对政府的控制；在总统制国家，政党通过总统选举，直接控制行政大权。进入政府的党员要受党的约束，执行党的政策。否则，就会失去党、特别是党的领袖的信任，而一旦到了这一步，下次再想以本党代表的身份进入政府几乎是不可能的。

司法是依法治国的最后一道屏障。虽然西方执政党对司法的控制较立法和行政要弱一些，但也绝不是掉以轻心的。在美国，政党对司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总统对法官的提名权，总统总是尽可能地提名那些与自己原属同一政党的人。2000年总统大选引发的小布什和戈尔的诉讼案件，联邦最高法院之所以作出有利于小布什的裁决，就是因为在参加裁决的法官中，共和党倾向的法官占多数。在英国，大法官，上诉法院法官、主事官，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军事法院法官等，都由首相提名，由国王任命。其他普通法官，如陪审官、巡回法官、兼职法官等，由首相提名的大法官向国王提出建议，由国王任命。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执政党领袖的首相在行使提名权时，往往要体现出自己的党派立场，向国王推荐本党的人选。在法国，执政党对司法的控制，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宪法委员会和行政法院两个重要的司法机构的控制上。宪法委员会的职权是监督总统和议员选举的合法性、仲裁选举中的争议和维护宪法实施。该机构由9人组成，总统、国民议会议长、参议院议长各任命3名，而且总统是该委员会的终身委员。行政法院的职权是裁决政府法令、行政措施和总统命令是否合宪，院长由政府总理担任。在这两个重要的司法机关里，党派立场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当然，西方执政党在控制各个国家机关的同时，又给它们留下一定相对独立的活动空间。西方国家的执政党通常只制定基本的政策主张，对于当政党员的具体行为，则给予一定的自主权。这和我们所讲的“总揽不包揽、协调不代替”具有一定的相通性。

毋庸讳言，我国执政党对公共权力的控制力相对强于西方。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政权的缔造者，有着不同于西方的领导党地位，更因为中国自上而下为主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自下而上为主的现代化道路。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化并非政党、政权启动，而中国的现代化却主要由政党、政权来启动，与“原发型”现代化国家不同的“追赶型”现代化国家，无一不是在铁腕领袖、铁腕政党推动下进行的。

党与人民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在这两者中，坚持党的领导同样是关键

在社会主义事业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不是自发地实现的。人民群众需要组织起来，才能作为强有力的历史主体来行动。因为人民虽然在整体上是历史的主人，但具体到每一个人，并非都能起到主人作用。一是一些人主观上不关心政治，不参与政治；二是一些人客观上不具备参与政治的能力，不会参与政治。而党是人民的一部分，是人民中主观上关心中国政治命运、客观上有能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创造业绩的先锋队，只有党才能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才能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没有党的组织作用，人民只能是一盘散沙。“”中“踢开党委闹革命”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动乱。戈尔巴乔夫否定党的领导，搞什么“公开性、民主化”，也曾产生一定的轰动效应。但在经历了短暂的激情燃烧之后，老百姓却发现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了；社会不仅没有歌舞升平，反而炮火连天；政治不仅没有清明，反而出现了严重的腐败之风。大量调查结果表明，60%的俄罗斯人认为民主化在俄罗斯遭受了失败（1996年）。与西方社会通常50%的民主满意度相比，俄罗斯1991年11月对民主的满意度为15%，五年后的1996年11月该项指标下降为8%。与此同时，俄罗斯人渴望秩序，期盼政治强人，“普京情结”应运而生。长期驻莫斯科的意大利著名记者朱利叶托?基耶萨写道：“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1992年至1996年后，‘民主派’一词和妓女一样，已经成了不加引号的骂人话。”

党执政的目的是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而人民当家作主则离不开党的领导。离开了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就会偏离正确方向，或沦为金钱民主，或陷入暴力冲突；离开了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就无法有序渐进。

党和个人（党员领导干部）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党的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在这两者中，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是关键

人类社会之所以产生政党，就是因为人们发现任何个人的才能都不足以维护一个阶级的根本利益，都不能够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必须集中本阶级富有献身精神的人们组成一个政党，才能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党是克服个人政治能力不足的产物，只有承认自己政治能力的有限性，才能加入一个政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前提，自以为可以一手遮天，这样的人是无法组成政党的。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要解放工人阶级，而且还要解放全人类，实现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样的崇高目标就要求共产党的每一个党员，特别要承认自己能力的有限性，特别要自觉地把个人置于党组织之中，时刻增强党的集体力量，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

所谓无条件，就是不讲任何价钱，不打任何折扣。如果认为组织的决定有不妥之处，可以按照组织程序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在组织没有改变决定之前，必须毫无保留地执行，不允许以任何借口阻挠和拖延组织决定的贯彻执行。同时，在执行组织决定的时候，要毫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更不能凭个人的好恶有所取舍。

实践早已证明，凡是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党的集体利益之上的人，既损害了党，最终也会害了自己。自恃人多势众，另立中央，最后却身败名裂，叛党投敌时，连秘书都不愿跟随。被定为“接班人”还不满足，急欲当国家主席，最后却折戟沉沙，摔死在他乡。戈尔巴乔夫摆脱党的集体领导，自以为当了总统就可以摆平天下，最后却成了孤家寡人。

因此，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都必须切实认识到，没有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引，没有同志之间的相互支持与配合，没有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没有各方面的条件，个人本领再高，也成不了什么大事。一切归功于党，功归于人民，归功于集体，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和作风。如果工作中发生失误，出了问题，作为党员则要敢于承担责任，为党分忧，维护党的形象。“大河没水小河干”，没有党的支持，个人则做不成任何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