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代领导人对党的性质理论的探索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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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比较研究的方法，系统探讨中共三代领导人对党的性质理论的探索与贡献，认为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等人对党的性质理论的独创性探索与贡献；把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邓小平等人对党的性质理论的特殊探索与贡献；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党的性质理论的全新贡献。

关键词：邓小平党的性质理论

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是一个博大的科学体系，其基本功能是从理论上阐明并指导为什么要建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党怎样实现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正确领导等问题。其中，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也就是建设一个什么性质的党是个核心问题，它不仅奠定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还规定党的建设全部实践活动的本质。正因如此，党的性质问题从来就是至关重大的理论、政治和实践原则。

但是党的性质既是一个静态范畴，又是一个动态问题，说它是一个静态范畴，指的是从总体上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政党这一基本原则为历代共产党人所共同坚持；说它是一个动态问题，则特指历代共产党人在坚持这一既定原则的同时，总是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社会环境与政治任务，适时地从理论上不断探索，在实践上不断突破，从而正确回答并解决在不同的客观前提下怎样坚持和保证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这棵常青之树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以、邓小平、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80年自身建设过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承前人，突破陈规，不仅从实践上成功地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而且从理论上对怎样保持这一性质作出了许多宝贵的探索和重大的贡献，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关于党的性质的理论。

一、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等人对党的性质理论的独创性探索与贡献。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党的性质问题上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对于怎样确保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他们虽有不同的理论着重点，但要求工人成份占据党内的主体地位则是他们共同的特点。无疑，这是由他们共同所处的的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或比较发达的欧洲环境所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但其执政之前生存、发展和战斗的客观环境却完全不同于欧洲。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近代工业不发达，无产阶级虽然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并且特别能战斗，但毕竟人数少、队伍小、文化低，因此如果不顾国情照搬欧洲的建党经验与模式----必须使工人成份占据党内绝大多数，在当时的中国根本无法建立一个广大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完全可以不重视吸收工人成份，相反，党在成立之后不久，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曾经积极主动地培养和吸收了不少工人入党。但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党在城市无法立足，被迫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由城市转向农村，从根本上打断了这一努力的进程。

面对凶恶的国民党反动派，远离工人集结的环境，身处全新而又艰苦落后的农村，党没有偃旗息鼓，而是以大无畏的革命勇气知难而进，坚持斗争。但党要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组织上必须得到极大的发展，为此，等人在已有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曾经派人去一些大中城市发展党员，但收效甚微。为了解决“党源”问题，等党的杰出领袖们不得不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创造性地吸收大量农民小资产阶级分子进入党内，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一大“景观”：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主体成份却是农民小资产阶级分子。如果从欧洲的经验出发，这是不可思议、不能接受的现实。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农民不属于先进阶级，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它的存在是与落后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而小资产阶级则将在大工业发展的过程中高度分化，因此也是一个没有前途的力量。可见，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创举，由于它不符合传统理论和欧洲环境下被公认的原则与经验，长期得不到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是不足为奇的。但是，等人清楚地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没有农民也就没有中国革命；小资产阶级也有很可爱的革命性，而且“无产阶级要从小资产阶级中不断补充自己的队伍，乃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法则”。①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所以，吸收农民小资产阶级成份进党，固然有党为生存环境所迫的一面，但在本质上却反映了中国革命的要求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党的高度的历史能动性和政治创造力。

就在农民小资产阶级成份大量进党，给党带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给党带来了他们的思想意识和作风，而且这些思想作风总是要顽强地表现出来，并且力图按照他们的思想观点来要求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服从自己的需要，这样，他们与党就产生了重大矛盾。尽管这种矛盾的本质只是思想矛盾，②如果不能正确地解决，不仅不能保证党正确的政治方向，更无法建立一个真正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等人早在党进入农村不久之后就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1928年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③同时，也在《坚决肃内非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指出：“尤其在党员成份上，农民占百分之七十五。因此，这种小资产阶级意识还有大大发展的可能。要使党布尔什维克化，第一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尤其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④到了1929年12月，在为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党的原则。文中，他首先分析了党内错误思想的危害及其存在的原因，认为“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解决，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之所以产生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成份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些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⑤于是他特别强调要从思想上、政治上教育党员，尤其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和观察问题，同时，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这些思想后来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得到进一步的发挥，特别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思想入党的问题。他说：“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⑥因为有了长期实践的检验和十分丰厚的理论积累，到党的七大，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把思想建党的成功经验作出了科学的理论概括，指出“在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⑦“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他把这称之为同志的建党路线。他还进一步指出，由于“我们党采取了同志的建党路线，即使工人成份还不占大多数，也能够建成并已经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⑧

由上可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是建党思想中最具特色的理论内容，是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特别是党的性质理论的独创性探索与贡献，不仅在党的历史上成功地解决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而且对现实的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把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是邓小平等人对党的性质理论的特殊探索与贡献。

中国共产党无论在革命或建设时期，历来高度重视知识分子问题，而且把它作为与革命和建设事业兴衰成败直接关联的重大问题。只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误的教训。纵观历史，无论党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论与政策成功与否，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党的性质理论相联系，因此在实践上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都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党在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对于知识分子问题（核心是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探索与研究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过程起于李立三，迄于邓小平，虽经多次反复，终使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这个科学论断得以确立，从而使党的性质理论跃入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考察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后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分析、研究和判断过程，大致经历七个阶段。

（一）李立三在1949年10月30日召开的北京市教育工会的会议上首先提出：“就工人阶级的广义来说，凡是靠工资薪水作为生活来源的劳动者，不管是体力劳动者也好或脑力劳动者也好，都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范畴。”⑨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判断，反映了党在建国初期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可贵探索，对后来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明确规定“凡爱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凡有专门技能或专门知识的知识分子，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从事脑力劳动，取得高额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例为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份与一般职员同。”⑩这里，把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作为一项确定的国家政策提出来的，因此它具有重大的全局性意义。

（三）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内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状况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在这个背景下，根据提议，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受托做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明确指出：“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11）“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12)“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3）根据这个理论，还批评了过去几年中在知识分子入党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倾向，并明确提出计划到1962年使党员占到高级知识分子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14）这个报告所提出的理论和计划，集中反映了党在建国之后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分析和研究的完成，它预示着执政党阶级基础将会发生结构性的变化，如果不出意外，它对执政党建设的影响，对优化党的性质，发展党的性质理论，意义极为重大。

（四）1956年的知识分子会议之后，由于国际上发生了反共思潮，特别是匈牙利事件中，一些知识分子扮演着重要而又活跃的角色，加之1957年国内极少数右派分子借党开门整风之机向党进攻，使得党内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情绪滋长，并严重影响到党对整个形势的正确判断，从而最终使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根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原则，依据世界观认定知识分子还是属于资产阶级；至1958年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又进一步把知识分子从整体上划入剥削阶级范围。这是对建国以来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探索成果的根本否定，对此后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都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五）1962年广州会议期间，、代表中共中央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指出应该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这里虽然没有坚持把知识分子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毕竟给知识分子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其正面意义是重大的。但对知识分子阶级性、先进性的认识已经有所保留也是显而易见的。

（六）1962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发展了他从反右斗争以后提出的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也受到了批评。这样，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分析和判断再次出现严重失误，以致在实践上最终“发展成为‘’的导火线”。（15）在十年“”期间，知识分子再度被划入资产阶级范畴而成为“臭老九”，（16）不仅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客观上也使进一步提高和优化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努力严重受挫。

（七）粉碎“”之后，邓小平深刻总结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以其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坚韧不拔的毅力，着手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并最终使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科学论断得以确立。首先，他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体地位。1977年5月24日他明确提出：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也是劳动者……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17）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其次，他又提出了判定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具体标准。因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世界观标准明显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划分阶级的经济标准，但在“两个凡是”的氛围中，如果公开否定这个标准反而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于是他两次对于世界观标准作出正确的新解释，即“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18）并进而推论：因为“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19）所以他们应该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最后，他才正式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总的说来，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20）此后的十多年中，他又多次以简洁明了的语言重申这个观点，即使在“六四”风波之后，针对一些人滋生新的怀疑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仍然坚定地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21）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重要思想虽非邓小平首创，而是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党长期探索的丰硕之果，但历史地、客观地评价，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重申这个口号，不仅坚持了党长期探索的理论成果，而且终极性地解决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对于党的性质理论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任何前人无可比拟的。只是我们过去对此疏于研究，很少从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角度来阐述和发掘其意义。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重大命题对党的性质理论的重大影响和特殊贡献，就在于它调整了工人阶级的内部结构，突破了共产党阶级基础的理论界线，使党的先进性产生了新的历史性的升华有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共产党的性质是由阶级性和先进性两大要素构成和规定，阶级基础是决定其性质的物质性前提。共产党以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为基础。但“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特定的理论概念，其具体内涵在不同时期却各有所指。在马克思时代，“无产阶级是指现代雇佣工人阶级，现代雇佣工人是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22）知识分子并不列入其中。到列宁时代，“列宁和党一向摒弃过高估计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特别是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观念”。（23）但总的来说，在整个苏联时期，“知识分子同集体农民一亲，是工人阶级平等的同盟军”，“已经变成了统一的社会阶层”。（24）也就是说，苏联视知识分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但并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阶级”只包括产业工人及社会管理者，并不包括知识分子这个“平等的同盟军”或“社会阶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经明确地把知识分子“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25）进入社会主义之后的情况前文已有详述。邓小平则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从政治和理论上明确把知识分子划入工人阶级之中，历史性地突破了传统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固有界线，使“工人阶级”一词成为内涵丰富、层次多元的集合概念，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史上关于“工人阶级”的理论，当然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关于党的性质的理论。

“工人阶级”理论的发展使党的性质理论的发展有了可能，因此对坚持和优化党的性质的实践也就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一、由于传统工人阶级已经产生结构变化，换言之，党的阶级基础已经由原来的两大阶层发展为三大阶层，所以显著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的数量，同时为党的阶级基础注入了鲜活的、最具现代文化特质的先进要素，从而在坚持党固有阶级基础的前提下，极大地提高了党的整体素质和先进性。二、为大量知识分子进入党内排除了最大障碍，给党的干部队伍实现“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提供了坚实而又充分的理论、政治和物质条件，使党的更高水平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作用的形成和充分发挥具有更深厚的物质保证。

三、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党的性质理论的全新探索与贡献。

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但在不同时期，由于内外环境和历史任务的变化，往往对党的性质作出不同的理论表述，以总结新的建党经验，概括新的理论成果，适应新的形势对党的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一）“三个代表”是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新的理论概括。

党的一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没有对党的性质作出具体的理论概括，却直接宣称“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26）以表明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型政党。

党的二大则明确指出，党既不是“马克思学会”，也不是“空想的革命团体”，更不是一般的工会组织，而是“所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的组合，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27）这就从理论上科学而又具体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党。这也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关于党的性质第一次正规的理论概括。

在党章中第一次对党的性质作出明确理论概括的是党的七大。七大党章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28）这个理论概括揭示了党的性质是阶级性、先进性、组织性和代表性的统一。不仅如此，刘少奇还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系统地总结了决定中国共产党性质的六个基本条件。（29）这是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在党的性质理论上所取得了一个极为重大的成果，不仅明确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而且系统回答了它为什么能够成为无产阶级政党。

八大党章对党的性质的理论概括，除了删去“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之外，基本上沿用了七大的表述形式。（30）

九大党章虽然把党的性质规定为“无产阶级政党”，（31）却用提出的“五十字建党纲领”（32）对这个正确的理论观点作出了错误的规定性解释，在实践上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十大党章虽然删去了“五十字建党纲领”，但是这个错误理论并未抛弃，到十一大时则又给予完全恢复，不仅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理论得到进一步坚持，也使党的性质理论受到进一步歪曲。这在党的性质理论史上是个特殊经历。

党的十二大党章对党的性质又一次作出了全新的理论概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33）这是第一次对执政党的性质全面而科学的规定，既清除了长期流行的极左错误观点，对新时期党的建设所面临的新问题作出了新的回答，又继承了七大以来历届党章中关于党的性质的正确的理论成果，适应和反映了执政党建设的特点和需要，并且连续得到四次代表大会的坚持。

2000年2月，在广东发表的一个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34）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个代表”的基本理论表述形式。同年5月，他对“三个代表”又作出了深度发挥，把“三个代表”称之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35）这是站在世纪之交的历史高度，着眼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继承历史，总揽现实，前瞻未来，寂然凝思之后提出来的重要思想，是对党的性质理论的全新探索与概括，不仅回答了为什么建党，而且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以及怎样建设党，对于新世纪全面加强执政党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三个代表”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关于党的性质理论的新发展。

党的性质与党的学说中的每一个原理和原则都具有密切的联系，但从根本的意义上讲，党的性质其实就是“共产党人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问题。（36）至少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是这样的。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共产党的创始人，最早从两个方面规定并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首先，他们肯定共产党与无产阶级及其运动的一致性。认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37）“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38）其次，他们又肯定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的区别：“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前进的部分”；（39）“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40）正因如此，共产党才能在整个斗争中，“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才能“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41）总之，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共产党性质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与先进性的统一，这种统一性集中表现在四点上：一、阶级基础；二、组织成份；三、理论基础；四、政治纲领。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党的性质的理论。其发展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更加着重强调党的先进性。列宁认为党之所以成为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就在于它是由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所组成，是由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它的经常性责任是要把广大群众提高到先进的水平。他坚决反对把党同整个阶级混淆起来，认为“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42）二、特别强调党的组织性。列宁认为，作为工人阶级先进部队的党，应当是有组织的。党不是党员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组织的总和，也就是说党是按照集中制、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严密的组织体系，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因此，党内只能容纳至少接受最低限度组织性的分子，不容许存在不是党组织的组织和没有参加党组织的分子。（43）与马克思恩格斯相比，列宁强调的党的组织性则指党的组织形式和组织规范，并以此来保证党的先进性。所以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发展。

、邓小平等人对党的性质理论的发展与贡献，前文有述，此不赘言。

所提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中关于党的性质理论的又一个重大发展，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第一，形式特征。党的七大党章已经把“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纳入党的性质范畴（后被删除），十二大以来的历届党章也一直坚持把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作为党的性质的重要方面，但其实质只是“一个代表”，而则以“三个代表”概括党的性质，是对以往的理论表述形式的一次重大突破和发展。

第二，本质特征。在传统的党建理论中，关于党的性质理论的本质特征主要（这里说的是主要）是以阶级性决定先进性，虽然也一般强调阶级性与先进性的辩证统一，但阶级性始终被视为决定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条件。即使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一大贡献，也只是对党的阶级基础中的非无产阶级成份加以改造，使之无产阶级化。邓小平把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其首要意义还是为知识分子从阶级属性上予以正名。而提出的“三个代表”，作为对党的性质的新概括，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坚持工人阶级政党阶级性的同时，着力强化与强调党的先进性，不仅如此，而且把决定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条件由阶级性转换为党能否始终具有先进的代表性。也就是说，始终成为“三个代表”既是党的先进性的外化形式，又是内化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准和基本方向。。

第三，时代特征。党的先进性历来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当今世界和平发展仍然是两大主题，但国际间的军事磨擦、政治对抗从未停止，中国既要面向世界，又要维护国家安全。冷战结束，世界政治格局多元取向，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中国始终面临“西化”“分化”的严重威胁。各国经济交往日益密切，经济全球化大势所趋，中国既要积极对外开放，又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建国方略。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方兴未艾，新的生产力不断产生，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悄然来临，中国既要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又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风险。中国向何处去？我们该怎么办？这是时代的命题，也是对执政党的重大考验。答案只有一个：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只要党始终成为中国社会的“三个代表”，就能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作用，领时代风骚，做弄潮健儿，率人民前进。这正是“三个代表”的时代特征。

注释：

①《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325页。

②关于党内矛盾的本质，刘少奇曾有经典性的论述：“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刘少奇选集》上卷，1981年人民出版社版，327页）；另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108页。

③《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77页。

④《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8-9页。

⑤《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85页。

⑥《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875页。

⑦《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326页。

⑧《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330-331页。

⑨《百年潮》2000年第11期，金凤文。

(10)《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七），人民出版社，104页。

(11)（《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161页

(12)《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160页。

(13)《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162页。

(14)参见《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180页。

(15)《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326页。

(16)“”期间，“”把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诬蔑为“臭老九”。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41页。

（18）《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49页、92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49页。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89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37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版,465页。

（23）《苏联“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资料选编》，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1986年1月第1版，491页。

（24）同上书492页。

（25）《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641页。

（26）《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1986年5月第1版，1页。

（27）《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中央档案馆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版，27、20页。

（28）《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1986年5月第1版，49页。

（29）参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324---325页。

（30）参见《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发行，1986年5月第1版，65页。

（31）参见《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中央党校办公室发行，1986年第1版。86页。

（32）“五十字建学纲领”的全文如下：“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33）《中国共产党章程汇编》，中央党科研办公室发行，1986年第1版，106页。

（34）《人民日报》，2000年2月26日。

（35）《人民日报》，2000年5月16日。

（36）、（37）、（38）、（39）、（40）、（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卷，264页。

（42）《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458、457页。

（43）参见列宁：《进一步，退两步》，第九、十七章。《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