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民工考察汇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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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暑假，我到惠州以打工的方式参加了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在此次暑期实践过程中，我着重调查了新生代民工在当今社会的发展状况。

当前，在中国2亿进城务工的农民中，1980年后出生的约有1.4亿人之多，占务工者的60%多。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在官方文件中将他们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给予重点关注。

一、新生代民工的社会特点

新生代民工是难以定义的一群社会群体。尽管现在他们仍被社会归类于“农民工”，但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内心里抗拒这个称呼：有人称呼自己为“新产业工人”或“新市民”，有人在竭力推广“新工人”这个称号以取代农民工的群体标签。但是不管怎么说，新生代民工“三高一低”的群体特征（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已经使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形象有着截然的不同。或许，从他们想要成为的社会角色看，“新市民”才是广大新生代民工的追求的目标。

总之，他们是时代的新人，转型期中国涌现出的又一个引人注目的全新的社会群体。我认为，当今社会对他们的看待，应有全新的视角；对他们的评判，应有积极的态度。那些城市人戴着有色眼镜的嫌恶和排斥，那些低品位老板居高临下的担忧和怜悯，都无助于我们了解这一肩负历史使命的群体，更无助于国家正确处理这一群体的有关事务。唯有在更深更广的时代层面上，我们才能寻找到这一群体的准确定位，他们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一代承载者，中国未来的又一群创造者。

自从改革开放将中国推入世界经济大潮以来，交织了国家富强和个人幸福的新社会主义梦想就成了全体中国人的共同追求。如今，这个梦想被注入一股全新的动力，那就是新生代农民工。

新生代的民工太广泛了，那些背着笔记本电脑四处奔波的也是民工，社会需要大量的技术型人才，所以今后的民工应该抽出精力时间提高自己的专项技能，也就是说要有一技之长。过去百万民工过大江，现在没有技术的活越来越少也越来越难干了，生活成本的增加带来的必然是结婚生育后代教育等问题，民工赚钱难，花销的确因为在城市中而增加，那就迫切需要民工的收入水平提高。但是如何提高呢？唯有走技术工人的路线，同样的活你能做，别人不能，你做的更好就有饭吃，拿的就多。社会就业是残酷的，新生代民工更需要加强自己的能力。

二、新生代民工的消费特点

新生代民工的金钱价值观比起老一届民工发生明显的变化：个人消费支出快速增加，不再为攒钱而使自己变成“苦行僧”——这是他们不同于父辈的显着特点。

据我在暑期实践期间内的调查，年七、八月，森裕鞋材加工厂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月挣钱1500元，只交回老家500元，即将近七成的工资收入被自己花掉了，或者自己留着了。他们把超过一成的收入花在了文化娱乐例如：上网、唱K和电话费上。新生代农民工在接受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受到了一些不良风气和固有陋习的影响，出现了“月光族”等不好的现象。在森裕鞋材加工厂，新生代农民工60%是刚刚从学校毕业就直接进入城市打工，既没有吃苦耐劳的思想准备，也没有吃苦耐劳的能力和精神，过分追求较好的生活，勤俭节约的品格逐渐淡化。根据我的调查，有68%的新生代民工收入主要用于自己的吃穿住行，工资很少寄回家，70%的人拥有手机。一些人崇尚享受，注重攀比，非理性的消费观念和奢侈的男女交往往让收入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更加陷入困境。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前沿挑战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的市民化。随着第一代农民工年龄的增大和逐步返回农村，新生代农民工陆续进入城市并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他们的成长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与其长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他们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打工的主要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也迥然不同

2、他们的“城市梦”也比他们的父辈更为执着，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不愿意在结束了若干年的打工生涯后回乡务农。在森裕鞋材加工厂，大部分新生代民工都是来自河南一带，乡下的生活已经不能满足他们对物质的要求，城市的时尚节奏才是他们所追求的梦想。

3、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根本没有务农的经历和经验，回到农村难以立足生存。

三、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面临的挑战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面临的前沿而又现实的挑战突出表现在：

1、他们的劳动供给和就业行为明显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在不同时代成长的农民工有着不同的阅历和自身不同特点，导致他们追求目标、偏好等不同，因此，仅仅将农民工视为同质群体的传统研究方法不能了解当今农民工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新生代农民工因为他们的效用和目标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异导致了他们的劳动供给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均衡点与厂商需求之间存在“间隙”而出现“民工荒”等现象。

2、他们对社会保障的需要胜过第一代农民工。在心态和观念上，第一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农民，对城市认同感较低，即使在城市中无法生存时，还有回乡务农的最后一条退路。第二代农民工更接近于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较高，但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心中过高的期望与所面对的非正规就业市场，形成巨大落差，在城市中无法实现真正立足，但也不愿甚至没有能力退回到农村中务农，成为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真正的“两栖人”。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需要劳动权益的保护，而且需要社会失业救急网络的保障。

3、他们的市民化问题如不能顺利解决，将直接关系到城乡的社会稳定。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是更需要市民化也是更容易市民化的群体。他们更加渴望城市的文明，意识和行为已接近于城市人，但因为个人、制度和市场等多方面原因依然滞留在农民工队伍中。随着第二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如果长期不能迈过市民化这道“门槛”，累积到一定时期和规模时很有可能引发为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对于第一代农民，人们的印象多是“大包小包、一头乱发”，但在森裕鞋材加工厂的招聘上，出现了不少与此大相径庭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年龄普遍在16到25岁，会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时不时地从包里掏出名牌手机；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较高（学历普遍在初、高中甚至大学）；他们与上一代农民工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和就业观。“新生代民工”不再老老实实地待在最脏、最累、最“没出息”的工作岗位上，不再省吃俭用攒钱往家里寄，更不会挣够钱回家盖房娶媳妇。在受到歧视时，他们会摔门离去。

在惠州众多工厂里：新生代民工有78%未婚；基本上没有务农的经历，很多是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外出的，有的甚至连基本的农业常识都缺乏；从动机上看，他们基本上不是基于“生存理念”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就业发展的机会。

第一代农民工普遍将谋生作为第一目标，建筑工地等是他们的聚集地，新生代民工的目光则投向三产服务业、制造业、纺织业、电子业等行业，特别是广东的新生代民工，主要把目光集中在第三产业（服务行业）。赚钱只是他们外出打工的部分目的。他们希望在城里买房，能像城里人一样平等地生活。

因为有着更多的社会期盼,他们找工作时也往往更“挑剔”。“虽然我来自农村，但这并不代表我对生活质量没有要求。我同样需要娱乐，需要交友，需要上网来了解全国各地的信息。”“我有技术，不愁工作，我要进大企业工作。”这是一个第二代农民工对找工作一直持观望态度。

许多用工单位很需要这些人,但也对此表现出了相当的担忧。“现在不少年轻人，在工厂有点不高兴，什么也不想，马上走人。”我曾经采访过森裕鞋材加工厂的人事部负责人，他说：“用人单位有一部分认为，第二代农民工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敬业精神差。歧视与城市融入‘民工’是‘农民工’的简称。从社会分工角度来看，农民本来是一种职业，然而在中国农民自古以来就带有身份的色彩。再者，新生代民工由于思想的时代化，在管理方面很多时候都要注重时代隔阂，大多公司都是以‘70后管80后，80后管90后’的模式在运行。”

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生产率的迅速提高，使本来就人多地少的农村有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当城市工矿产业改革迈开脚步时，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务工。城市对农民入城，既欢迎又有些排斥。农民进入城市大多干的是最苦、最累、最脏、挣钱最少的工作，的确填补城市职业的许多空白，给城市居民带来许多方便，也促进了城市经济的发展；然而，农民涌入城市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使得城市居民对他们产生一种拒斥意识。

入城务工人员所受到的经济上、政治上的待遇，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相比确实也是“二等工人”。他们与有城市户口的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同工不同福利保障，就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还把他们当作另类工人管理，甚至有的城市规定限制他们进入某些行业就业。

这些现象，不仅明显违反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选择职业、取得劳动报酬等一系列权利；而且背离了现代社会通行的文明准则，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平等规则，伤害了为数众多的社会成员的尊严，妨碍城市发展的正常化进程，甚至对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给人们直接的感觉，就是它放大新生代民工与城市市民的距离。

四、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六大问题是：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都是社会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五、怎么样解决新生代民工所面临的问题

第一，要真正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在自由流动不成问题的今天，户籍制度的本质是依附于其上的种种福利、政策和管理方式，如何改革是一件系统工程，各级政府应着力研究尽快采取行动。在没有放开“新生代农民工”入户时，城市管理者应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尽量为农民工提供与当地人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最重要的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除养老保险等外，要格外重视失业保险，以帮助职业不稳定的农民工度过困难期。各地政府应逐步降低农民工入户门槛，争取尽早取消户籍的城乡划分这种不公平的等级划分。

第二，要为农民工获得城镇住房制定相应的政策。新生代农民工要想摆脱流离颠沛的状态，“居者有其屋”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客观地说，在户籍制度未取消的前提下，任何城市的住房政策制定者都不敢也不愿首先将农民工纳入自己的保障住房范围，若农民工可购买经济适用房，将吸引过多农民工直至城市不堪重负。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是为农民工提供廉租房，为新生代农民工修建宿舍或单身公寓。长远看，应综合考虑集体农村土地制下农民入城后土地权益的变现问题，即将农民工作为集体一员“共同所有”的土地，转变为其个人的财产性收入，变为购买城市住房的“第一桶金”。

第三，要动员社会力量，提高农民工的文明素质，为农民工融入城市文明创造条件。尽量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免费或低学费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帮助其掌握更多更好的谋生技能。政府、用人单位、公益组织等，应为农民工举办更多活动，或者支持农民工自己举办，加强农民工与市民的交流，以做到彼此理解、彼此接受。另外，要加强农民工二代的教育和培训，在基础教育上保证与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水平，使他们能够通过接受高等教育等改变命运，有一个正常的通道来完成社会地位的转变和上升。

总地来说，新生代民工身上富有很多时代的气息，这些气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他们身上也带有一些时代的陋习，约束他们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离不开新生代民工，而新生代民工的发展又要社会来提供保障，两者相互相乘。

除了社会要改变对新生代民工的看法和待遇之外，新生代民工的崛起还有赖自身知识的增加，中国的崛起靠的还是知识。在学好技术和本领的同时，新生代民工还应抓住工作中的机遇和挑战，适时的表现自己的能力，搞好与周边的人的关系，抓住机会往上发展。与此同时，对自己严格要求，要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分步突破也是很重要的。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协调社会与新生代民工的关系，新生代民工必定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他们的辉煌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