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溪市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问题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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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是世界工业化历史上的一个新概念，是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本次调研中，我们把农民工的概念界定为，持有农业户口，在二、三产业企业有相对固定工作的职工。近十年来，随着我市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乡镇企业不断壮大，许多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与二、三产业结缘，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农民工队伍。目前，全市共有农民工91万，主要由43.2万本地农民工与47.8万外来农民工组成，如果把59万外来人员归入慈溪总人口，农民工要占总人口的56.9%。而且这个数字又不是静止不变，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个数字还将不断递增。农民工问题是当前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在经济上，农民工是经济快速增长的助推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在政治上，农民工是新时期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正在逐渐演变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从组织的角度，研究如何通过加强农民工党员的教育管理，在农民工群体中形成一元化的政治理论核心，确保党的政治地位不动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前阶段，我们对慈溪市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的现状进行了初步调查和分析，同时提出了加强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一些粗浅的想法和建议。

一、我市农民工及农民工党员的基本情况和特点分析

据调查统计，全市现有农民工911731人，其中本地农民工431909人（包括到市外工作的外出农民工61689名），外来农民工478142人。农民工党员12090名，占全市5万名党员的24%。其中本地农民工党员10088名（包括外出农民工党员1795名），外来农民工党员2002名(注)。不论从绝对数量上来看，还是从在全体党员中所占比例来看，农民工党员是我市党员队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基层党建领域角度来分析，我市农民工及农民工党员群体有六方面特征。

1、分布上的分散性。农民工的分布，受产业布局的影响较大。总体来看，我市民营企业发达，91万农民工分散在全市5万余家大小企业，涉及全市297个村及46个社区。农民工党员组织关系在农村、非公有制企业、社区的分别占49%、46%、5%。随着我市产业集聚度的提高，中心城区、中心镇工商业相对发达，吸引农民工的能力更强，因此，农民工的分布又表现为“散中有聚”。城区及城区周边浒山、宗汉、坎墩三个街道及横河镇，共有农民工党员4231名，占全市农民工党员总数的35%。周巷、观海卫两个镇各有农民工党员1427名、1185名，分别占11.8%和9.8%。这些年，我市大力推进外口公寓和企业宿舍为主的集中居住点建设，也在客观上加深了农民工面上散居、点上聚居的程度。全市现有较大规模的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点77个，集中居住的农民工24327名，其中有外来农民工党员343名。

2、构成上的多样性。从本市农民工的构成上来看，主要分三块，本地在市内务工的农民工、本地在市外务工的外出农民工和外来农民工。外来人员占了本市总人口的一半多，外来农民工也占了所有农民工的一半以上，这些人分别来自江西、四川、安徽等20多个省份，涉及20多个民族。相对而言，外出农民工及农民工党员的数量较少，而且从从业情况来看，经商、跑业务的占了很大比例。经调查，外出经商的农民工和农民工党员分别为24490人、960人，占外出农民工和农民工党员的39.7%、53.5%。从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工种上来看，以工业企业为主，涉及建筑业、服务业、零售业等等众多行业，车工、装配工、矿工、搬运工、服务员、营业员等技术含量低的工种都有涉及。经调查，在工业企业务工的农民工758561人，建筑工矿企业的51052人，三产服务业的102118人，其中党员分别为10627人、630人、833人。在工业企业务工的农民工和农民工党员分别占总数的83.2%和87.9%。

3、动向上的不确定性。农民工的分散性，不是简单的静态分布面广，而是动态的分散，“流动性”较大。一部分外出、外来农民工，居无定所，工作随意性很大，其中不乏一些党员，受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组织纪律观念淡薄，想出去就出去，想回来就回来。大部分农民工外出打工后，输出方向不稳定，哪里赚钱就奔向哪里。时间上，有的长年外出，有的短期外出等，呈现出松散、分散特点。此外，即使“离土不离乡”的本地农民工，在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流动现象也十分普遍。据我们调查，在同一单位工作一年以下的农民工282637名，占31%，其中党员1427人，占11.8%。从前阶段座谈会及问卷调查的情况来分析，农民工的“跳槽”的被动性较大，他们的“饭碗”与企业生产形势密切相关，企业形势好、订单多，工作就稳定，企业生产形势一滑坡，企业减员裁员，农民工就得下岗另谋生计。这在一些小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

4、眼光上的现实性。农民工在根子上，还带有较明显的农民的特征。他们的商品经济意识，是建立在传统的农业经济思维基础上的，带有较强的小农特性。受传统小农经济思维的制约和影响，使农民工突出表现出现实趋利性的特征。农民工党员离开土地，自发地进入企业务工，最大的驱动力是“利益”，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仍是生存问题，据调查统计，年收入10000元以下的农民工有334605人，占农民工总数的36.7%。全市*年的人均收入达到7300元左右，从经济收入上来看，农民工属于中低收入者。在对农民工党员的调查问卷中，对于务工目的问题，有57.6%的农民工党员认为是“赚钱养家”，仅有22.6%的党员选择了“学生产管理技术”的答案选项。

5、性格心理上的求变性。农民工相对于农村其他劳动力而言，年纪轻，具有较强的发展意识和致富能力，是农村劳动力的精华。农民工及农民工党员中等文化程度者居多，据调查统计，全市农民工初、高中文化程度者663740名，占72.8%，其中党员初、高中文化程度者9708人，占80.3%。18至55周岁年龄段的农民工有829675人，占到91%，其中党员10494人，占86.8%。应该说，这些人之所以从土地上把自己解放出来，就是渴望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外来、外出农民工，是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求，给了他们背井离乡、抛妻弃子外出打工的勇气。因此，这个群体又有很强的变革精神，渴望通过自己的劳动，或是希望通过社会变革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命运。他们流动性强，视野开阔，社会阅历丰富，在生活的锤炼下，造就了耐压力强，自尊心强的性格心理特征，是一个不安于现状，变数较大的社会群体，也是一个蕴藏巨大能量的政治力量。

6、社会地位上的底层性。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民工家庭经济负担普遍较重，在问卷调查中，对于“你的工资收入能否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的问题，答“不能维持”的有54个，答“勉强维持”的246个，占到调查总人数的51.8%。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程度低，工作的不稳定性、临时性较突出，随时有下岗失业的危险。另外，工资低，且存在欠薪问题，工作期间的伤病支出无保障，工作、生活环境差以及与其它职工同工不同酬等一系列问题，都在强烈地刺激着他们要求社会公正的神经。从这方面来看，农民工是一个信仰十分脆弱的群体，经济社会地位的低下，使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热情降低，而内心对社会公正的渴求，会使他们在其它政治宗教力量的影响下，信仰产生扭曲。在问卷调查中，对于“当你碰到困难和问题，最先想到找谁帮忙”的问题，回答“找党组织”的党员仅有195人，只占了33.7%。在入党的动机方面，另有32名党员认为入党无好处。

通过对农民工群体特征的调查分析，我们认为，在农民工群体中加强党建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农民工基数大，情况复杂，作为我们党重要的政治基础，必须从加强农民工党员的教育管理着手，夯实党建基础工作，确保党在农民工群体中的政治地位不动摇。

二、我市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现状及难点分析

我市农民工的出现由来已久，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问题比较突出，一直是市委市政府关注的重点。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我们就以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为主要抓手，对农民工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并积累了许多经验，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全市共有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504家，到*年底，达到“五好”规范化标准的200家，占单独组建的492家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40.65%。这是我们开展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中一个重要的阵地和堡垒。全市297个村级基层党组织，有121个建立了工业支部，这种组织设置模式，有利于对农村农民工党员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管理。这几年，在农民工党员的教育管理上，我们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和探索，象在较大规模的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点建党组织或党小组，与输出地党委进行流动党组织的共建，在外出流动党员聚居地建党小组等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总结探索的重要思路和模式。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民工党员人数在逐年增加，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问题会日益突出。尽管我们对农民工党员的管理教育工作进行了一些积极而有益的探索，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促进和加强了农民工党员的管理，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集中表现在党组织管理教育上的“五个难”和农民工党员自身面临的“四个矛盾”。

一是管理难到位。组织层面，不同类型的基层党组织教育管理的侧重点不同，使农民工党员受教育管理程度不平衡。如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其对党员员工的管理更注重企业化管理，在对党员的政治思想素质教育、民主管理等方面的力度上，相对要弱于农村及社区党组织。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一些农村党员不愿意把组织关系迁到企业党组织，因为农村党员享受的政治权利，比企业党员要多得多。此外，一些党组织习惯于管理组织关系在本单位的党员和本单位的外出党员，把对外来农民工党员管理作为份外事。由于输出地党组织已不可能管好管活每一个农民工党员，致使输出地和输入地两个党组织管理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管理措施很难落实。党员层面，有的外来、外出农民工党员认为外出只是为了赚钱，是暂时的，户籍关系在原地，最终归属在原地，组织关系也应该在原地。这种思想支配下的农民工党员往往游离于党组织之外。一些地点不固定的农民工党员长期不与党组织联系，成为“挂名”党员；部分农民工党员输出地党组织管不到，输入地党组织不好管，成为“两不管”党员；个别农民工党员想转组织关系，但居无定所很难落实，想参加组织生活无处去，想交党费无人收，想找组织谈心无人听，成为“自由”党员。

二是教育难见效。一方面，由于农民工党员绝大部分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少数农民工党员受市场经济负面因素的影响，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导致组织观念淡化,他们外出打工前不与党支部打招呼，外出期间不主动与组织联系，不汇报思想，不参加组织活动，不发挥作用，只是一门心思赚钱，把自己混同于普通群众，使得对农民工党员的管理教育难度大。另一方面，一些党组织对农民工党员的管理教育工作重视不够，习惯于老办法、老思路，缺乏创新。主要表现在“三个不相适应”：一是教育要求的单一性与党员需求的多样性不相适应。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工党员流动范围的扩大、从事行业的增多再加上党员年龄、文化结构的不同，党员对教育需求也就各不一样，而一些党组织忽视了教育对象需求的差异性，没有从实际需要出发，在教育要求上过于强调一致性，不能做到因人施教、因材施教；二是教育内容的单一性与党员思想的多维性不相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决策多元化、利益多样化，带来了党员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多元化，特别是农民工党员走南闯北，接受新鲜事物多，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转变较快，由封闭型转向开放型，单一思维转向多元化思维。而一些党组织在党员教育内容上却显得单一、空泛，不能贴近思想实际，解决深层观念的思想问题；三是党员教育形式的静态性和党员活动的动态性不相适应。农民工党员的流动性、分散性，使党员教育在人员、时间上都难以落实。在这种情况下，集中上课，统一培训党员的静态教育形式也越来越不相适应。

三是活动难开展。即使剔除“隐性”党员，党组织活动也很难覆盖到所有党员。党员参加组织活动与工作之间的矛盾较大。编在村级党组织里的农民工党员，参加村里组织的活动往往受到企业主的制约。有许多农民工党员在企业是生产骨干，有些甚至管着一个车间，管着一个部门，请假参加组织活动，势必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中的党员，参政议政的主动性也受到企业较大的制约和影响。在问卷调查中，对于“怎样处理工作和组织生活矛盾”的问题，答“在企业主的许可下参加党组织的活动”有231人，占调查人数的39.8%。外出党员参加本组织的活动更难，我市外出农民工党员的规模不是很大，但是短期外出的较多，流动性很大。体现在基层组织活动的开展上，到会率不高。有些党组织在一些长期外出的农民工党员的教育管理出现了一些盲点。此外，农民工党员的党费收缴也较难，大部分农民工党员是在返乡或出发前一次性交纳全年党费的或由其亲属代交，不愿交纳党费或不按要求交纳党费的农民工党员也占了相当一定的比例。由于农民工党员长期外出，个别党员输出地较远，甚至地址不详，加之部分农民工党员交纳党费的积极性不高，致使基层党组织收缴党费难度加大。

四是作用难发挥。农民工党员在外打工期间，个别人认为如果承认自己是党员，有可能多个“束缚”，不如不承认是党员；有的认为参加党组织生活会耽误自己的赚钱，而不愿意表露自己的党员身份；有的甚至见利忘义，出现了一些违法、违纪的现象，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此外，部分农民工党员由于长期在外打工挣钱，从不过问、不参与本单位事务，在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中先锋模范作用得不到有效发挥，长此下去，在群众中产生了“党员不党员，区别就在两元钱”的错觉，群众从党员身上看不到先进的一面，对基层党组织的信任度和满意率逐渐下降。

五是党员难发展。农民工流动性大，在同一企业工作时间多数不长，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对外来农民工的考察培养比较困难,而且企业党组织把党员培养发展的目光盯在管理层上，在一线职工中培养入党积极分子的实例较少。农村、社区党组织发展外来农民工党员更缺少现实可能性。此外，农村党组织与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在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条件时，角度也不一致，企业侧重于懂技术、善管理的“经济型”人才，农村侧重于群众基础好、有威信的“政治型”人才。因此，在落实“双重考察制”时，往往出现企业提的人农村不认可，农村提的人企业不认可的情况。

“四个矛盾”是：一是党员找组织与找工作的矛盾。先找组织还是先找工作，是农民工党员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先找组织，但因工作没有稳定下来，还有再次出去找工作的可能；先找工作，则因不能马上找到稳定工作而有长期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可能。二是党员找组织与组织找党员的矛盾。从目前情况来看，有的地方是“两头难”，即党组织找输出、输入农民工党员难，农民工党员找党组织也难；有的地方是“一头热”，即党组织千方百计寻找输出、输入农民工党员，但很多农民工党员怀揣着组织关系却并不急于与党组织联系。尤其是农民工党员数量多、分布广、流动性大，并且有很多“口袋”党员、“自由”党员、“隐性”党员，党组织难免有管理和教育的盲区，已与输入地党组织取得联系的党员也有再流动的可能，因此管理和教育的难度很大。三是党员的权利与义务的矛盾。农民工党员权利和义务不平衡，诸如在企业拖欠工资、因伤不能享受正常待遇等具体困难面前，得不到组织的关心；有的农民工党员只想依靠党组织帮助找工作或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对参加党组织的活动不主动、不积极。四是党员先进性与新环境的矛盾。先进性是党员区别于一般群众的重要标志，但党员先进性的体现是与党员发挥作用的环境密切相关的。有的党员在本地具有先进性，能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但离开原来的环境，就可能丧失先进性。

三、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的对策措施

农民工党员的管理教育工作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党员外来外出务工已是必然趋势，我们只有超前思维，尽早安排，防微杜渐，工作上才能取得主动。针对当前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认为应着重从以下四方面进行研究和探索。

1、确立动态管理理念。

农民工是社会变革的产物，是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定群体。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户籍壁垒打破，农民工问题消除，农民工的概念必定会淡出历史舞台。但从基层党建的角度来看，加强农民工党员的教育管理问题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务，因为产业工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的长期的支撑要素。随着农民工问题的逐步消除，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的社会环境会不断发生改变，教育管理的内容和方式必然要随之发生适应性的调整改变。因此，我们必须要确立动态管理的理念，把创新作为贯穿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的一条主线。创新是保持基层组织活力和生命力的根本，不仅要包含理念上、制度上的内容，还应体现在形式创新、内容创新等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对当前一些新技术，象电子技术、网络技术，要大胆吸收，引入到党员教育管理的一些重要领域。

2、激活教育管理机制。

以农村、非公有制企业、社区党建为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工作的主体，“三级联创”，双向共建，营造“大党建”的工作格局。上下联动，市、镇、村三级党组织在制订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时，从各自实际出发，把农民工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本级组织要加强日常的教育管理，上级党组织要加强督查和考核。双向互动，包含两个层面：同层级组织之间的互动与沟通，包括加强与市外、省外相关党组织之间的沟通和联系；党组织与农民工党员之间教育管理上的互动。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积极探索教育管理全覆盖的组织网络体系。“横向到边”。继续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组建力度，把工作重点转到培育上来，发挥党务联络员的作用，在一些初具规模但尚不具备建党条件的企业，大力发展党员，力争成熟一个，组建一个。总结宗汉街道马家路村外口公寓党支部的组建经验，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外来农民工集中居住点进行党建试点，并作进一步的总结推广。“纵向到底”。农民工党员基数大，且并不都属于一个类型的基层党组织，有的在农村，有的在企业，还有的在社区。在基层党组织的组织结构下，或以类型划分农民工党小组，或以地域划分类似“家庭教育点”的学习小组，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管理。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可以尝试把支部或党小组建在农民工党员相对比较集中的宿舍或车间里的做法。“双向共建”。依托党员服务中心网络，建立输出地党组织的联系档案，组建外来农民工党员工作站。尽可能把现有的外来党组织放到党员服务中心，便于互相配合和沟通。这些年，一些劳务输出地党组织对外出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的日渐重视，尝试着在输入地建立党组织，营造共建模式。象江西省横峰县港边乡在逍林镇设立了驻慈流动党支部，选派专职干部负责农民工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目前，全市共有类似的外来党组织5个，为我市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拓展了思路。本市外出农民工党员相对较少，但外出党员参加组织生活难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困绕着基层组织。可以借鉴逍林镇林西村党总支的做法，他们在北京、南京、西安、深圳四个外出党员相对集中的地方，组建了4个党小组，明确党小组长，以党小组为单位经常性开展学习活动。

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增强教育管理互动性的动态管理机制。组织层面上的互动，不仅要体现流出地和流入地党组织之间密切配合、共同负责的内容，还要体现流出地和流入地党组织之间、本市各级组织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在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工作中互相联系较多的几个党组织，可以采取类似“多边会议”的形式，固定下来，定期开展交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以达到共同提高的目的。党组织与农民工党员之间的互动，着重解决影响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积极性和主动性的体制性问题。在基层组织的领导体制上，要大胆突破，对农民工党员比例相对较高的基层组织，给农民工党员留出支委名额。设党委的、农民工数量众多的基层党组织，可以考虑增设专门负责农民工教育管理的部（委）。另外，对农民工党员参与决策、参与管理方面，要给予更多的制度上的支持。比如：党组织对涉及农民工问题进行决策时，必需吸收一定比例的农民工党员参加，并赋于表决权；基层单位（主要是非公有制企业）涉及农民工管理的机构和组织中，也要有一定比例的农民工党员。这些措施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对调动农民工党员的积极性，有较大的帮助。

3、创新教育管理模式。

依托我市强大的经济优势，以党员服务中心为龙头，着力整合党员教育管理资源，创新教育管理模式，把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渗透到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的各个层面。具体来讲：

一是拓展党内信息管理系统功能，打造农民工党员管理平台。为实现与党内信息管理系统的对接配套，解决农民工党员、特别是流动农民工党员身份难确认的问题，建议取消流动党员证，在全国范围内，给每一个党员制作统一的党员证。在党员证的制作上，可以参考新版居民身份证的制作方法，利用现代电子技术，增加科技含量和信息量，并同步考虑对党内信息管理系统进行软、硬件配套升级，实行全国联网，“一卡走遍天下”。在此基础上，可以实现对农民工党员，乃至全体党员，关系接转网络化、教育管理网卡式、组织关系挂靠制等一系列具体的教育管理办法。关系接转网络化。加强组织关系接转各个环节的管理，利用党内信息管理系统，实行组织关系网络接转，建立自动联系、不脱节的组织关系接转网络。党员持迁出单位和迁入单位出具的证明，凭党员卡在任何一个党员服务中心，办理组织关系接转手续，这样可以解决组织关系接转涉及部门多，手续烦琐，周期长等许多问题，有利于党员的正常流动和管理。教育管理网卡式。把党员的基本信息输入党员卡里，然后以年度为单位，对党员卡进行动态管理。党员凭卡参加组织活动，通过刷卡报到，把每次参加组织活动的有关信息输入到卡内，同时反馈到党员信息管理系统。这样可以把党员一年来参加学习培训、参加志愿者等社会活动及一些相关的信息，集中反映在一张卡上，作为年度评定党员的一个重要依据。党内信息管理系统对党员组织生活情况的相关信息，根据系统容量，对党员教育管理的需求，进行三到五年的信息保留。组织关系挂靠制。对一些不愿意迁转组织关系的流动党员，凭党员卡在居住地或工作单位党组织进行组织关系挂靠，参加除选举、决策、管理等方面以外的各类组织活动。同时，可以凭卡就近参加各级党员服务中心组织的活动。从党员角度来看，党员卡是身份的证明，参加组织活动的通行证，从党组织的角度来看，通过党员卡，可以对一个党员参加组织生活情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掌握。

二是创新农民工党员教育培训的模式，打造农民工党员教育平台。宁波正在搞农村远程教育网络建设的试点，慈溪市基础设施条件较好，在这方面有优势。农民工党员接受教育培训的条件，比机关事业单位的党员相对要差，远程教育网络，可以弥补教育资源不足、教育质量不高、教育时间难统筹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和不足。农村远程教育网络是依托现代电子网络技术架构起来的，是科技的产物。我们认为，在网络建设、管理和应用过程中，应该充分照顾到农民工党员的特殊性，要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建设过程中，因地制宜，突出一个“便”字。教育网点在各支部全面开花的基础上，在农民工党员相对集中的区域，设置集中播放点。根据本地农民工党员散居在全市各村的实际，可以考虑把网络延伸到家庭教育点。在应用过程中，内容要贴近农民工党员生活生产实际，便于理解，便于掌握。

三是整合教育管理资源，打造农民工党员服务平台。相对而言，农民工党员所处的社会环境更为复杂多变，他们的理想信念和人生价值所经受的冲击更为激烈。因些，加强党员服务中心建设，突出人性化管理，对提高农民工党员参与教育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较大的帮助。前阶段，我们狠抓了党员服务中心的筹建工作。从已经投入使用的几家党员服务中心运作情况来看，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但一些基本功能还是发挥了预想的作用。下步工作中，我们打算着力整合党员教育管理资源，对党员服务中心的建设进行进一步的完善提高。在整体定位上，把党员服务中心建设成为与党校并驾齐驱的党建第二阵地，党员服务中心与党校要有同等的级别地位。在资源配置和功能设置上，与党校的主要功能要有所区别，要有侧重点，突出管理和服务的内容。要拓展党员服务中心管理服务功能，考虑把党内信息系统平台、远程教育网络平台纳入服务中心内。在具体工作上，要由以管理为主转向以管理和服务并重，并把强化服务，突出人性化管理作为凝聚农民工党员的主要手段。比如，通过简化手续加强流动党员组织关系接转服务，通过挂靠管理、提供活动场所，为流动（临时）党组织提供服务，通过组织动员党员志愿者，为困难党员提供帮助等等。

4、丰富教育管理载体。

前面分析到，农民工党员群体具有动态分散性、现实趋利性等特点，在面上、线上强化日常教育管理的同时，要根据群体特点，有针对性地设置教育管理载体，点上开花。要大力开展党内“凝聚力”工程，通过先锋示范、互帮互助、民主实践、素质培养等活动，使农民工党员乐于亮身份，乐于参加组织活动，解决教育管理主动性和积极性问题。

一是党员示范活动。党员先锋工程的触角要向农民工党建领域延伸，要根据农民工党员群体特点，适当降低标准，给予更多的普通农民工党员精神和物质上的激励。年底，第三批次先进性教育就要开始，可以结合先进性标准的拟定，根据岗位特点，分类制定农民工党员“优秀”的具体标准。具体操作可以放到镇级，农民工党员在镇级优秀党员中的比例扩大。有条件的村、企业、社区，可以通过开展年度党员评议活动，对一些表现优秀的农民工党员进行必要的精神物质奖励。在优秀评定时，要更多地面向广大的普通党员，包括农民工党员，切忌有限的优秀名额集中在少数党员干部身上。

二是党内互助活动。以“双服务”（党组织服务党员、党员服务社会）为核心内容，大力开展党内互助活动，比如：对口帮扶活动，党内互助基金捐助活动，“爱心卡”活动等等。在农民工党员教育管理中，在物质帮扶的基础上，更要强调党组织在提高农民工党员社会地位上的帮助力度。在非公有制企业设置“示范岗”，吸引优秀农民工党员参加，在生产过程中，带动周围农民工及农民工党员共同提高。在党员服务中心增设“维权岗”，招募党员志愿者，帮助农民工党员维护合法权益。大力开展送温暖活动，帮助身边的农民工或农民工党员解决就业、子女就学及社会保障等具体问题。

三是民主实践活动。在农民工党员组织关系迁转上，涉及到不同类别党组织党员享受政治权利不平衡的问题。要大力推进党内民主建设进程，特别是在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要畅通党员参与决策、参与管理的渠道。开展党内民主实践活动，关键因素在党组织，决定因素在企业主，因此，重点要在这两个层面进行突破。党组织层面，积极疏通党内民主渠道，拓宽党内民主途径，营造党内不同意见平等讨论的良好环境。定期组织开展党员献计献策活动、“挑刺”活动，并放到民主生活会上，公开谈，公开讨论。党组织形成的决策，由党组织领导班子协调企业管理层落实，并把落实情况作为衡量班子战斗力的重要标准。企业主层面，定期组织“党员业主”论坛，或以会议形式，或依托报纸、电视等媒体，开展企业党建工作交流，提高企业主的思想认识。

四是素质提升活动。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发展党员，主要面向管理人员、技术骨干，在普通农民工中发展党员较少。企业党员一般都是农村发展后，进入到企业。因此，在党员“进口”管理上，农村党组织要强化“质量”意识，非公有制企业要强化“结构”意识。在党员“出口”管理上，基层党组织要求“从严”的呼声比较强烈。《党章》规定的不合格党员标准，在具体执行时，涉及面较广，有很大难度。是否可以在不同类型的党员群体中，开展“不合格党员标准”的讨论活动。在提高现有农民工党员素质方面，依托市、镇（街道）党校、职成校、电大、农函大、村级党校，通过成立讲师团、“菜单式”课程、学分制培训等形式，组织开展党员政治思想教育、适用技术和专业技能的培训。

（注）：对农民工党员数量的统计，主要范围是组织关系在“两新”党组织及农村党组织工业支部的农民工党员。由于外来“隐性”党员的客观存在，以及一些本地农民工党员组织关系未及时迁转，本文中的农民工党员有关统计数字比实际农民工党员数量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