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主法制与公正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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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听说我院有的科室在讨论中发生了争执，争执中甲乙双方各执己见，甲方说要按法律法规及制度文件办事；乙方说，法律不一定对，也不能完全按法律法规办。甲方最后说，如果连法律都认为不对就没法再谈了。争执到此结束。

对于以上甲乙双方的观点，谁对谁错不言而谕。可悲的是，有法不依与执法不严的现象在当今社会普遍存在，这就难怪很多人法治观念淡薄，甚至认为法律不一定对，只有自己的看法与观点才是唯一正确的，有的地方官甚至说“我就是法。”对于国法则唯我所选用，可守可不守。

纵观历史，我国在尧舜时期实行的是无为而治，当时有民谣谓：“天生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百姓纯朴，与世无争，也少有犯罪发生。历史进入夏、商朝之后，奴隶与奴隶主之间，无法可言，强权者的任何一个决定都可以是法。到了周朝，特别是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说以孔子为代表，推行以“仁、义、礼”来规范社会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为人人礼让、守礼，各守其本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犯上、犯罪现象必然会减少。但儒家学说也不是万能的，犯罪的事依然发生，法家提出要以法治国治民，人人要守法，甚至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说。但法由君主和朝中大臣制定，旨在保护皇权和帝国的利益，而人民对国法的制定是无权发言的。这种法，使君主操臣民的生死大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在封建体制下，民主与法制是不存在的，它的法治实为人治。

晚清时期，中国有志青年为使国家复兴，希望推翻满清政府，建立民国，从根本上实行变法，为此，许多青年出国留学，而且很多是学的政法专业。听父亲说，我的曾祖父当年在日本留学时就是学的政法，并且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随孙中山回国，后在民国中央财政部任次长，但心目中的理想并未实现。中国人争民主、自由、均权，希望建立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前后经历了几代人。

全国人大是我国的立法机构，人大代表在会议上的提案表达的是民众的心声，这就是民主。讨论立法后，法律条文不能只纸上谈兵，它必须在全国推广执行，在执行中必须公正。中央政府早已提出要以法治国，但因诸多原因，仍是步履艰难，因为，在执法中，公民的法治观念与执法人员的素质都是法治成功的重要因素。

如：民事纠纷未触犯法律，可按《民法通则》进行调解处理，调解失败时就必需由民事法庭裁判，这就需要法官的公正。再：刑事犯罪，由公安部门立案侦查，确定案情后，向检察院申请逮捕，嫌疑犯被逮捕后由公安人员审讯，审讯完结后移交检察院，由检察院代表国家向法院提起公诉。这期间，被告有权聘请律师，如无条件聘请者法院可给予指派辩护人。开庭审理期间，在法庭上公诉人与被告的权力是平等的，未宣判前，被告只是嫌疑人而不是犯人，所以除了庭审期间必需限制的行动外，享有公民的一切合法权力。

父亲解放前在清华大学学的是国际法专业，以前听他老人家谈过美国的立法与选举法及对总统权利的限制，后来又看了一些涉及国外办案的书籍，也了解了很多国家都有陪审团制度，陪审团由十二名从各行业中挑选出的品行具佳人士组成。陪审团由十二人组成的原因，曾在某书上读到这与《圣经》有关：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对他的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中间有人出卖了我。”这个场景从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上可看到，在犹大的手中抓着一袋钱币，那钱币上有耶稣的血。而在法庭判案前的辩论中，哪一方的证据更有说服力，胜诉的希望就更大。当辩论结束后，陪审团退场讨论，最后提交讨论结果，并由陪审团宣读结果，如无罪则当庭释放；如有罪，则由法庭裁判量刑。

我国法庭审案未有陪审团制度，所以，从公安部门侦查、审讯到提交的证据的正确性；检察院及检察官是否严肃认真的核查案情；法官是否秉公执法，不带偏见或徇私情等各个环节，都必需公正，这是执法人员必需具备的素质，它直接关系到法律的尊严。被誉为法国文学的良心的大文豪维克多·雨果曾说：“对人民来说，唯一的权力是法律；对个人来说，唯一的权力是良心。”法律，是保护人民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执法人员的素质及在执法中能否做到以法律为准绳是至关重要的。

弗兰西斯·培根在《论法律》一文中说：“对法官来说，学识比机敏重要，谨慎比自信重要。摩西的诫律说‘私迁界石者必受诅咒。’而篡改法律的人，其罪行比私迁界石者更重。应当懂得，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冒犯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国家的大法不可玷污，各地方上的法规及条例必需服从国家的法律法规，不可违反或与国法相矛盾。这个原则，各行各业、各单位各企业的规章制度及下发的文件都必须遵守。而各行业单位的规章制度及下发的文件如希望行之有效，就必须象遵纪守法一样的严肃严格的执行，如有违反，照违纪处理。法纪不严，形同虚设，制度及决定也就名存实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