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的经济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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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界通常把“权钱交易”或者“权力经济”纳入“寻租”理论范畴。所谓寻租，就是掌握一定权力的政府公务人员或掌握一定财富的个人、企业、集团，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通过政府影响收入或财富分配，寻求直接的非生产性利润。腐败，就是权力或金钱相互寻租，以获得占有租金(超经济暴利)的特权。目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时期，新的社会变革正迅猛地弱化旧体制，促进新体制。这一时期新、旧体制的交错碰撞，形成了双轨体制混合并存的格局，并伴发着体制缺口、政策缺口、法制缺口和道德缺口。市场经济本身的固有弱点、我国经济政策和法律制度的缺陷、伦理道德的危机，都为寻租提供了生存空间，成为引发、诱发腐败的根本性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利益驱动因素

物质利益激励机制是市场经济区别于计划经济的根本特征之一，是市场经济活力的体现。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这一社会激励机制被不断地扩大化，并同时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导致了市场经济体制实践的负面效应。一是利益最大化原则刺激了社会物求欲望的增长，引起了各阶层利益格局的变化。在利益最大化根本属性的推动下，原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意识形态的强大作用约束和维持的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公后私奉献型道德伦理体系开始崩溃，代之而起的是承认人们追逐利益合理性的伦理体系。这种伦理体系由于弱化了意识形态对社会的约束作用，使得一部分人追求财富的欲望沦为纯利欲的冲动，导致他们动物性的膨胀、人性的泯灭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形成金钱至上和商品拜物观念。他们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甚至铤而走险。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他们就会想方设法，通过贪污、挪用、盗窃等各种非法手段，损害集体利益；为了局部的本位利益，他们就会想方设法，过份强调本位利益的重要性，而置全局利益于不顾，通过私设“小金库”、乱收费用、滥发奖金等方式，损害全局利益；为了眼前的利益，他们就会只考虑可预期的直接利益，而不顾一切地掠夺资源，从而破坏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加剧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扰乱市场经济的有序性，导致整个社会的短视行为。二是市场经济的自主性，弱化了原先政府部门对经济主体的监督作用。为了追求最大利益，部分经济主体或个体，就会利用政府疏于管理、监控的机会，通过贪污、盗窃、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大发不义之财。因而，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正在于，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人们为了追逐最大利益，可能采取一切手段，追求非生产性利润；或通过寻租，降低生产成本，获取超额利润，滋生腐败行为。

二、分配关系调整因素

市场经济本应由市场配置资源，但目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还不完备，尤其是在稀缺资源和财富的配置中，政府仍然起着作用。政府在资源和财富配置中的影响，导致了大规模的寻租活动。这种寻租活动造成了三个严重后果：一是资源配置的不公平。部分企业运用非正式的关系，通过行贿、构建人情网等方式，以较小的交易成本获得资源，在与同类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形成了事实上的不公平竞争。二是寻租导致政治权力市场化。当企业为寻求生产资源分配的优势，运用金钱向掌握社会资源的部门或个人寻租时，部分部门或个人极可能和企业一样，存在着反法制的互利性和互诱性，从而为一己私利，实现权钱的等价交换。这就是政治权力的市场化，也叫政府的“软政权化”。“软政权化”的模式下，很容易形成各种分利集团，这种分利集团一旦形成，就必然利用各自垄断的各种资源，通过种种寻租活动获取更大的非法利益，从而酿成更大规模的腐败。三是造成新的寻租。由于资源流向不公平，使得未能参加寻租的企业、部门在资源分配和利益分配上受到损害。这一部分企业和部门极易产生不平衡心理和“利益补偿心理”，千方百计地通过其他渠道和手段进行寻租，获取非生产性利润，以补偿他们在前一轮寻租过程中的损失，这就进一步产生了新的腐败。总之，分配关系调整因素的实质就是，由于社会资源的管理者、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以及其他一部分能够将权力市场化的个体或群体，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凭借权力介入市场资源配置过程，将权力市场化为“资本”，从而在社会财富再分配过程中处于优越地位，通过自身的寻租再引发一系列的寻租，以达到瓜分社会资源的目的。这是产生腐败的一个最为主要的原因。

三、经济法规滞后因素

目前，我国正处在由旧体制向新体制过渡的交替时期，体制的空档导致了法制的空档，立法滞后造成了规范缺乏或规范难以适用的现象。由于法律、制度不适时、不健全和不规范，难以向人们提供实现利益目标的合法途径和规范手段，因而在经济领域中产生了综合性的失范效应。大量经济行为既不受旧法的约束，又无新法可以规范，这就为各类寻租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某私营企业委任一位经理担任上海分公司的总经理，一直都只听到上海方面捷报频传，说是赚了多少钱。但两年后，总公司却发现上海分公司的3000万贷款全花光了，除了市场行情变化导致的损失外，其余都变成“回扣”等费用被不明不白地吃掉了。这位被委任的分公司经理精通法律，知道现行法律中的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对他都不适用，因为他拿的是私营企业的钱。经济法规的缝隙使腐败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也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的滋生场所。

四、“非国民待遇”因素

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为了尽快地解决发展中的资金、技术紧缺矛盾，我国对三外企业等实行了“非国民待遇”政策，对三外企业以及其他诸如校办企业、民政福利企业在税收、信贷、服务等方面实行优惠优先的经济政策。实践证明，这种发展政策在一定时期内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对于引进资金、技术，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整体素质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非国民待遇”政策本身也破坏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规则，导致了国内大多数企业不能在公平基础上进行竞争；同时，还在引发寻租、滋生腐败方面有着巨大的消极影响。因为享受“非国民待遇”，就能够享受减免税收、优先获得资源等优惠条件，就能大量降低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获取非生产性的利润，所以很多企业都试图想方设法地钻进笼子，享受到三资企业、校办企业和福利企业的政策。这样，企业就有了动用金钱对政府部门或个别官员进行寻租的内在需求；政府部门或个别官员能够轻易动用权力使企业获得这种政策，从而获得企业的“合理报酬”，而部门或本人只是牺牲了国家利益而对部门或个人有益，也就有了运用权力向企业寻租的愿望。一个渴望以金钱换政策，一个愿意以政策换金钱，二者在共同的利益目标驱使下，一拍即合，便产生了腐败。在过渡时期，全国各地兴办了为数不少的假合资企业、假校办企业和假福利企业，就是在这种政策条件下，政府部门和企业相互寻租的结果。所以，经济政策的“非国民待遇”，也是导致行贿受贿、滥用职权等腐败行为的重要根源之一。

五、“小金库”泛滥因素

由于政府机构臃肿，财政无力解决大量机关人员的吃饭问题，无力完全用财政支出解决公益事业投资问题，所以只能依靠政府的各项职能进行行政事业性收费，或允许政府机关办实体，目的是解决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和部分公益事业投资所需经费。农村中的“三提五统”及其加收费用、部分“三乱”资金、非法截留、回扣、罚没款和准备金也列入了政府部门的创收经费。由于管理体制不完善，这一部分经费未能列入预算内管理，成为预算外资金进行体外循环，因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和约束机制，就逐渐演变成为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用于消费的资金来源，形成“小金库”。凡属正常财务开支所不允许或受到限制的款项，部门都可以从“小金库”中支出。如私分滥发、请客送礼、公款吃喝、游山玩水等等。由于“小金库”的管理和支配权掌握在个别人或少数领导手中，加之管理混乱，特别是公款私存、收支无帐等，基本上没有有效监督和制约，为一些人挥霍浪费、挪用、私分、外借、贪污、行贿提供了资金来源和方便，也使“小金库”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

六、腐败“经济成本”过低因素

近年来，党和国家把反腐败斗争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有失败的危险。”党的十五大指出，“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按照有效惩治、惩前毖后的原则，近年来我国加大了惩治力度。尤其针对新形势下党员干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制定了一批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如《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等，初步形成了一整套党风廉政法规体系。但纵观这些法规和制度，对腐败行为的惩治都还只是延续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官本位”式的惩治思维，都强调了对腐败者政治上的惩治，而缺乏经济上的制裁。如前所述，所谓腐败，就是权力与金钱相互寻租的现象。腐败主体除了应当承担“政治成本”以外，还应当承担必要的“经济成本”。腐败的“经济成本”是腐败主体应当承担的以货币为表现形式的经济代价。在现行的党纪政纪法规体系中，找不到对腐败者实施经济惩罚的条款。一些腐败分子在政治上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以后，虽然付出了高昂的政治成本，但却基本上没有承担应当付出的腐败“经济成本”，反而获得了更为可观的经济利润。由此产生一种很划算的“平衡”心理，也诱使更多的人铤而走险，使腐败的范围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腐败现象不断蔓延。因此，党纪政纪法规的不完善，也是滋生腐败并使腐败现象进一步扩散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