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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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各大媒体竞相报道了广东省肇庆四会法官莫兆军涉嫌玩忽职守一案（以下称莫兆军案），该案的主要案情是：原告李兆兴持被告张坤石、陆群芳、张小娇、张妙金等四人亲笔书写的1万元借条（后被证实是受胁迫）向四会法院提起诉讼（下称借款案）。庭审中，被告张某等四人称此借条系在第三人冯某用刀威胁之下出具的但事后未向公安机关报案亦未能提供任何证据加以证明，该案承办人莫兆军据此判令被告张坤石、陆群芳、张小娇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借款1万元并计算利息，张妙金不承担还款责任（其在借据上的签名系张小娇）。判决书生效后，三被告既未上诉亦未申诉，在进入执行程序后，张坤石、陆群芳夫妇在四会市人民法院正门外服毒自杀。为此，肇庆市检察院以涉嫌玩忽职守罪逮捕了莫兆军，并向肇庆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被告人莫兆军的行为是依法办案还是玩忽职守，是否构成犯罪，大家众说纷纭。姑且不论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如何，笔者试从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下称《规定》)结合该争议的民事案件谈谈民事案件的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有关问题。

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审核认定是其中的核心。《民事诉讼法》第64条第3款：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此条规定比较抽象，操作性不强，实践中审判人员往往依靠直觉和经验对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再者，当事人所提供证据不足以证明案件事实时，为了还事实的本来面目，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人民法院往往依职权调查证据并将此作为定案依据。案件的客观事实无法查明的时候因虑及错案追究而不敢迳行判决，由此而产生强行调解之风的流行和推广。由此，当事人缺乏诉讼的风险意识和举证责任意识，而将败诉的原因归于法院的调查不力，造成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对立。因此证据法律效果的不确定，造成法律适用上的不统一，容易滋长腐败，不利于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等保护和审判效率的提高，影响民事审判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

一、客观真实在我国诉讼制度中的地位

1、建国以来，我国诉讼制度中确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实。《民事诉讼法》第7条：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反映了我国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以事实为依据就是要求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必须尊重事实，把案件的客观事实包括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消灭的事实以及双方当事人对他们法律关系争议的真实情况作为定案处理的根据。

2、客观真实的理论依据是我国长期以来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该认识论认为：物质（存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存在）具有能动作用。人类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可以通过自身的实践而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因此，将此思想引入审判实践即形成了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在过去的审判实践中，民事诉讼中的证据标准与刑事诉讼的标准相同，即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确实充分。

二、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的弊端

首先，它违背了诉讼证明的相对性原理。认识活动的相对性和诉讼证明的特殊性，决定了诉讼证明在多数情况下达不到证明结果与案件客观事实完全一致的程度。从认识论上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客观世界、客观事实是可以认识的，但这种认识的完成需依赖于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不断深化，在特定的条件、特定的时间周期内所进行的认识总是具有相对性的。这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参照前苏联的民事诉讼模式制定的，它体现了很强的职权主义的特征，人民法院可在当事人的诉讼实体内容外广泛收集证据，并依此作出裁判。其次，它影响诉讼实践的原则和效率。往往要求法官不切实际片面追求确实充分。为保证每一个案件所裁判确认的事实与案件的客观事实完全一致，法官不得不担负起调查取证的义务，以发现案件的事实真相。这种证明要求带来诉讼模式上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极度强化诉讼中法院的职权主义倾向，尤其是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及其人没有举证积极性，未能尽到举证的责任，结果往往过多地由法官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形成所谓的当事人动嘴、法官跑腿，法官调查、律师阅卷的现象。由此会带来的问题就是当事人会把败诉的原因直接归于人民法院的调查不力，这样亦加重了人民法院的责任，使得办案效率低下，案件久拖不决，给法官提出了难以达到的要求，亦显然不符合人民法院公正与效率的主题。

三、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关系

在审判实践中我们要正确理解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关系。追求法律真实的时候并不是排斥客观真实，因为二者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受到其自身特定历史时期的局限而不可能绝对地分毫不差地再现案件的原来面目，客观真实仅仅是我们追求的理想化目标，但并不是在所有的案件中都要不顾客观条件的限制和程序正义的要求而一味片面追求客观真实。在无法查明案件事实的情况下许多法官因错案追究制而不敢裁判，这实际上是违背了法官不得拒绝裁判的法理。

随着时代的发展，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越来越不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下称《规定》第63条“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判决”。它第一次明确了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此外，《规定》强化了当事人举证责任，弱化和规范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职能，规定了人民法院依调查收集证据的几种情形，由此正式确立了人民法院居中裁判的地位。当事人在诉讼中“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即当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由依法负有证明责任的人承担不利后果的责任而非此前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进而以此作出裁判。《规定》第15条将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仅限于：1、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2、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此外，第16条规定：除本规定第15条规定的情形外，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依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在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举出相反证据但都无法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证据的证明力进行衡量。如果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明显大于另一方，则可以认为证明力较大的证据支持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人民法院应当依据这一事实作出裁判。如果通过证明力的比较仍无法对争议事实作出认定，争议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审判人员应当依据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作出裁判，由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由此，法官不得以证据不足以反映案件的客观真实而拒绝裁判，而应以现有证据来认定争议事实，不应无限期地调查。

四、莫兆军案与法律的冲突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在民事案件中，根据《规定》第2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在莫兆军所审的借款案中，原告李兆兴举出被告张坤石等四人借款事实并附其欠条，而被告仅做口头驳斥并不能举出证据对自己的主张加以证明，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来看，此时举证责任已转移给被告方，既然被告不能举证理应承担对已不利的法律后果，故依《规定》第76条规定判决被告败诉。法官莫兆军对“借款”案的审理是适度的，恰当的。纵观该民事案件发生的全部过程，被告原本是有很多机会行使救济，如在受胁迫后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于一审判决后上诉、申诉，而其恰恰放弃了自己的权利采取极端的做法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在“莫兆军案”中，检察机关在两被告服毒身亡后以涉嫌玩忽职守罪起诉莫兆军实质上是把依法应由被告承担的败诉风险转变为法官必须证明案件客观真实的风险。法官在判案中不能查明客观真实就有可能犯玩忽职守罪，如此一来有谁还敢去办案？退言之，法官即使依职权请求公安机关调查（不管法官的中立性），在两被告未服毒身亡的情况下，公安机关未必肯介入，李兆兴亦未必能如实供述。法官在审理民事案件中不可能也无法对涉案的争议事实的客观性进行调查，法官判案应当也只能追求程序上的公正，凭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法审查判断证据，最终对所形成的法律真实作出判决。关于“莫兆军案”的审判虽无结果，但即使判其无罪亦对其人身及名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如果法官依法办案被追究刑事责任，不能不说是中国法律的悲哀。这就使人想到人大代表的人身权利能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特别保护，而法官的合法权益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来保护，即使法官由于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偏差办错案，还有二审及申诉途径来救济，本案中检察机关指控莫兆军犯有玩忽职守罪的做法事实上是对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一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