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异地转移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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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农民异地转移工程是指县根据省委、省政府“搬得下、稳得住、富得起”的指导精神，按照“政府引导、农民自愿、科学规划、分步实施”原则，将居住在高山上、深山中，交通条件差、发展潜力有限的农民从生存条件恶劣、自然灾害频繁的山村搬迁出来，搬到中心村、中心镇、县城等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方居住，改变其生产生活方式，使之彻底脱贫致富的一项长期性工作，亦称为农民下山脱贫工程。县自2003年开始开展这项工作，截至2012年底，已经异地转移农民6千多户，2.3万多人，约占全县农业人口的12%。随着转移农民的规模不断扩大，政策实施所引发的问题逐步显现。为此，县人民法院通过走访、座谈和发放问卷的形式，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调查，共发放问卷800份，收回有效问卷233份，调查截止日期为2011年6月15日。现将调查情况汇总如下。

一、县农民异地转移的主要做法

在2008年以前，县针对该县乌溪江水库周边群众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生产生活条件较差的状况，将工作重点放在了乌溪江库区农民的异地转移上，就库区农民转移出台了单独的扶持政策。到了2008年，库区与非库区的农民转移纳入了统一的政策管理。根据2008年以后出台的文件，县农民异地转移的主要作法是：

1、划分转移区域，确定不同转移补助标准。转移政策涵盖该县的全部农业人口。根据农民居住的自然条件和收入情况的不同，转移区域分为乌溪江库区、低收入农户集中村和其他区域，三类区域又再划分优惠区和非优惠区，即总共分为六类区域，并结合不同安置模式，规定了每人3000元到20000元不等的补助标准。

2、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相结合。所谓集中安置，就是由政府在城镇（县城）、集镇统一征地、统一规划，由农户联建或政府委托建房并低价出售给农户，以此转移农民的安置模式。通过集中安置的农户，还可以另外获得财政补助。所谓分散安置，就是农民到县外、县城规划区内投亲靠友、到城镇（县城）、集镇、村购建房，政府给予财政补助的安置模式。

3、鼓励拆除原住宅。有关政策规定“异地转移农户新居建成后，原居住房屋和其他建筑物必须拆除，新居建成后一年内退宅退耕还林，新增耕地林地归原居住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但具体实施过程中并未对此作强制要求，而是通过预留补助资金总额的10%作为原住宅拆除押金的方法，促使转移农民拆除原住宅。原宅基地复垦的，还可以获得每人约8000的补偿和奖励。

4、鼓励整村搬迁，对进行整体搬迁并拆除原住房的村（自然村），给予额外的优惠政策。例如，对整个自然村搬迁的，按拆除房屋户籍人数每人1500元给予村委会奖励。

5、被转移农民可以保留农业户籍和生产资料。早期政策要求在县城购建房、投亲靠友的转移农民必须转为非农业户口，原承包土地到期后不再继续承包。但在2009年规定，在县城购买安置房、商品房或建房的，不再强制要求转为非农业户口。

二、县农民异地转移政策总体效果评价

从问卷情况来看，农民对异地转移政策普遍表示欢迎，其中63%的人对目前的政策表示满意或较满意。但是这项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何，还要从它是否符合政策的预期效果着手，看它对农民异地转移起到了多大的激励作用。由于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的政策内容不尽相同，同时县城安置和村镇安置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我们将安置模式划分为四类，即县城集中安置、村镇集中安置、县城分散安置和村镇分散安置，并分别予以分析。

（一）四种安置模式的总体情况

目前集中安置农民为10463人，占全部异地转移农民的45%，其中在县城安置3083人。分散安置12691人，占比55%，其中在县城安置的比例约为分散安置人数的四分之一。在全部转移农民中，向县城转移的农民占比约为27%。由此可以看出，集镇和中心村对于偏远乡村农民而言，吸引力要大于县城。

分散安置和集中安置在安置规模上虽然相当，但这并不代表两者的政策吸引力也相当。目前，乌溪江库区、地质灾害点和低收入农户集中村以外区域的农民，基本上还无法享受集中安置的优惠政策。在可以选择不同安置模式的乌溪江库区，只有不到5%的转移家庭选择了分散安置。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集中安置不仅可以获得财政补助，还可以获得优惠的土地或房屋，政策的吸引力远大于分散安置。以县城的滕龙小区为例，库区优惠区农民购房价在每平方米2200元左右，每户可购买面积约为65平方米，按市场差价每平方米4000元计算，单是房屋就可获得26万元的好处。因此，在可以选择集中安置或分散安置时，农民更倾向于选择集中安置。

（二）“搬得下”的效果评价

为了考察异地转移在“搬得下”方面的激励作用，我们在问卷中设置了“如果没有优惠政策，你是否会选择搬迁”的问题。回答情况是：集中安置的农民有43%回答“不会”，34%回答“不好说”，只有23%回答“会”。也就是说，有近77%的人在没有优惠政策的情况下，不会或者可能不会转移。在县城安置的农民，多数表示即使没有优惠政策也会到县城生活。而在县城以外范围集中安置的农民，近66%的人明确表示如果没有优惠政策，就不会选择搬迁，只有10%的人表示没有优惠政策也会搬迁；在村镇分散安置的，政策对68%的农民产生了激励作用。

上述结果显示，优惠政策总体上起到了较大的激励农民异地转移的作用，尤其是集中安置模式，无论是县城还是村镇安置，都起到了较好的激励效果。但是，分散安置政策在促使农民向县城转移的作用并不明显。究其原因，是由于县城的生活成本远高于集镇和中心村，多数长期有农村生产生活的农民无力自行在县城购建房屋。以库区优惠区的3口之家为例，在县城购置商品房后可获得的补助为4.2万元～6万元，而县城100平方米的商品房价格在60万元以上。有购房能力的农民多是已经在县城长期生活，本身就有购房需求，因此即使没有财政补助，也会考虑买房。而对于本来就没有能力买房的农民而言，补助的比例起不到有效的激励作用。而向集镇转移的成本仅在一二十万元左右，多数农民有能力承担，因此补助的激励效果较好。

（三）“稳得住”的效果评价

在“稳得住”方面，在不同地域安置的效果明显不同。调查显示，在县城的集中安置小区，有63%的人仍有回原所有地生活的打算，有7%的人已决定回去生活，只有30%的人已经安心在县城生活。在县城分散安置的农民，基本上能够安心在县城生活。在乡镇安置点，不打算再回去生活的人占到75%。也就是说，在“稳得住”方面，除县城分散安置外，乡镇安置的效果总体上比在县城安置要好。这与多数农民没有完全脱离对土地的依赖有关。根据问卷结果，在所有转移农民中，有60%的人不愿意转让或转包原有的承包土地；选择在县城集中安置的农民，还有许多人仍以土地收入为主。在没有脱离土地依赖的情况下，由于生产资料所在地与居住点距离较远，生产很不方便，因此在县城安置的农民想回村的较多。而选择在集中镇或中心村安置的农民，距离原来的生产资料不远，因此能够比较安心地在安置点生活。

（四）“富得起”的效果评价

在较早建成的乌溪江小区安置的农民，他们在县城已经生活了六、七年，然而就业问题仍然非常突出。当问到“转移以后最大困难是什么”时，78.6%的户主回答是就业困难或者没有稳定职业。在收入方面，与转移前相比差不多的占60%，更差的占20%，更好的仅占20%。这批人的平均年龄为44岁，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2%，大专文化程度的仅占11%，普遍缺乏就业技能。被调查者多数反映政府未提供过就业方面的服务。在村镇安置点，多数被调查者的收入结构仍和搬迁前一样，收入情况没有太大的变化。

因此，政府在下山脱贫的“富得起”方面，不能仅仅依靠被转移农民的自发就业和自主创业，而是需要提供更多的就业服务和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来满足大量转移农民的就业需求。

三、县农民异地转移相关法律问题

（一）自愿原则的问题

农民异地转移与库区移民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自愿迁移，一个是强制迁移。如果异地转移工作不严格遵守自愿原则，就会损害农民迁移的自主决定权，导致农民对该项政策的抵触，甚至引发农民的强烈不满。因此，自愿原则的贯彻情况是此次调查的一项重要内容。

从问卷的结果来看，所有已转移农民均认为转移是自愿的，没有存在被强迫的情况。但是从政策本身的制订来看，关于“列为农民异地转移优惠区的村（或自然村），今后原则上不在原村址安排宅基地建房和拆建盖房”的规定，似乎有违自愿原则。因为对于那些不愿转移的农民，不准其在原址修建住房，无异于强迫其向外迁移。

（二）宅基地复垦问题

由于在政策实施时，实际上未强制要求转移的农民拆除原住宅，加上财政激励效果不佳，农民转移后的宅基地复垦率不高。据农办统计，当前农民转移后的宅基地复垦率仅在10%左右。我们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有31%的农户准备让老人住到老后才拆掉原住宅，而有59%的农户准备长期予以保留。也就是说，如果按每户房屋占地面积150平方米计算，目前就有近千亩宅基地可能被长期闲置，这将导致土地的极大浪费。

（三）骗取补助问题

在走访过程中，我们发现存在部分农户将购买优惠土地或房屋的资格进行转让，骗取财政补助并从中获利的情况。据群众反映，在乌溪江库区二期工程中，有大约10%的购房者并非为自己购买；在一些乡镇的集中安置点，借用他人名义购买土地建房的比例甚至高达三分之一；有个村有五分之一的人将优惠资格转给了他人。转让优惠资格的，一种是在政策出台前已经向外迁移，另一种是不愿迁移或无力迁移，但又不愿错过享受政策机会的人。这些人将购买安置土地或房屋的权利让渡给他人，自己则可以领取转移补贴。由于享受补贴后原住宅无需强制拆除，骗取补助就没有任何经济风险。但是这种行为不仅不符合政策规定，甚至可能触犯法律，但由于是在私底下进行，有关部门难以查处。

（四）安置小区建设与管理问题

1.安置小区在建设过程中存在安全隐患。目前集中安置小区的建设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政府供应土地并负责基础设施建设，由农民自行联建房屋，一种是政府委托房地产开发商建房后进行销售。在第一种建设模式中，存在较多的管理困难。一是财政资金审批用时较长，导致个别小区的配套设施建设滞后，为此曾发生安全责任事故。如金竹镇安置小区紧邻水库，在居民已经入住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安装防护栏杆，致小区某居民酒后坠入水库溺水身亡。政府因此被法院判决承担了部分赔偿责任。二是自建房屋施工队伍没有资质，施工安全和房屋质量都难以保障。三是建房时间不统一，一些农户已经入住，而一些农户却还在施工，极易造成安全事故。四是虽然政府要求农户必须按设计图纸施工，并通过分阶段验收合格才支付相应比例补助的方式进行约束，但仍有一些农户擅自改变设计，致使房屋存在一定安全隐患。

2.安置房屋分配不尽合理。作为安置规模最大的乌溪江库区农民异地转移安置小区，采用的是第二种建设模式。在安置房屋的分配上，第一期工程规定按人口确定优惠购房面积，超出部分需按较高的价格购买。而在第二期工程中，房屋是按户抽签销售，每户只能购买一套房屋，导致出现一些农户只有1个人口的情况下，可以购得70多平方米的房屋，而人口最多的农户为7人，却只能购得60多平方米的房屋。部分农户对此意见较大，也有些家庭因此放弃购买县城安置房的打算。

3.安置小区未依法设置物业管理。县在县城集中安置异地转移农民时，未事先考虑到小区的物业管理问题。在乌溪江库区一期异地安置小区，至今尚未成立业主委员会和开展物业管理。在乌溪江库区二期安置小区的售房合同中，建设单位也没有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约定前期物业服务的条款，但小区今后必然需要物业管理。如果小区居民对物业管理费用由于没有心理预期而抵制交纳，将导致物业管理困难。小区的物业管理最终可能不得不由政府出面买单。

4.安置房限制转让的措施不合理。为了避免农民利用政策套取优惠安置房获利，政府采取了限制安置房转让的措施，规定除以下两种情形外，转让安置房应当补交补助资金、原优惠税费和优惠部分的土地出让金：（1）原在乡镇安置，现到县城购买商品房或独立式住宅的；（2）原在县城安置，现在县城购买面积在于原安置房面积的商品房或独立住宅的，否则不予办理产权转让手续。并且规定，国土和房产部门在办理农民异地转移土地和房产证时，应在权证上注明“农民异地转移”标志。然而这一规定可能为法院审判带来难题。

当安置农户私下转让安置房时，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转让合同由于仅仅违反的是县政府的文件规定，不属于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不能认定为无效。安置房屋的产权证明上虽然标注了“农民异地转移”的标志，但是该内容不足以让买受人知道房屋上存在的权利限制，从而认为其是与出卖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也就是说，法院也不能依据合同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利益为由，判决此种买卖合同无效。因此，即使出卖人并没有取得转让安置房的条件，安置房的买卖合同在法律上也是有效的。而有关部门显然不会认可这样的判决，给予办理产权转让手续，这就可能使法院判决陷入两难的境地。

（五）异地转移农民的社会管理问题

政策制订伊始，要求转移到县城的农户，其户口必须转为非农业户口。乌溪江库区一期转移的农民均按此规定转变了户籍性质。但是在这批人中，许多人还未彻底脱离对土地的依赖，或者希望今后还能通过土地获得好处，普遍要求转回农业户籍。由于之后的政策发生了改变，这批人认为待遇不公平，因此反映较为强烈。

修订后的政策在转变户籍的问题上采取了自愿原则。尽管非农业户籍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可以享受更好的待遇，但转移后的农民转为非农业户籍的却只占极少数。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户籍关系与集体组织成员资格相捆绑的制度规定。农民一旦转变户籍性质，就丧失集体组织成员资格，从而在承包期满后无法再获得土地的家庭承包资格，因此农民多不愿意将户口迁往城镇。

而在当前，教育、医疗、养老、最低生活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均与户籍相挂钩，城乡二元体制还没有彻底破除，转移到城镇的农业人口还无法正常享受城镇的公共服务。同时，由于现行的暂住人口管理制度不适用于这一人群，造成他们的人口管理属地与实际居住地长期割裂，这将为社会人口管理带来极大的困难。

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受害人为农村户口，但是经常居住地和主要收入来源地均为城镇的，可以按当地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损害赔偿费用。由于在县城安置的农民多数仍保留农业户籍，根据上述规定，当他们受到损害时，还需要证明其主要收入来自城镇，才能视为按城镇居民标准获得赔偿。而他们中许多人在县城并没有固定职业，城镇收入证明非常困难。也就是说，在县城安置的农民，仍然可能要按照农村居民的标准计算赔偿。这容易引发此类人群的不满。

四、对策和建议

（一）政策制订方面

1．调整政策规定，提高异地转移优惠政策效用。农民异地转移是一项“授之以渔”的工程，它的目标是要让转移的农民“稳得住、富得起”。因此，要适度加大村镇的安置力度，引导农民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安置点，使他们在转移后可以稳定下来。要遵守自愿原则，取消优惠区建房限制，避免强迫那些确实没有能力转移或者不愿意转移的农户向外迁移。

2．完善安置房屋和土地的分配与管理。要制订公平合理的安置土地或房屋的分配办法，不能仅强调机会公平而忽视结果公平。要制订合理的安置房限制转让措施，可以改变现有作法，以国有划拨的性质提供安置用地，通过土地性质来限制安置房地产的转让。在安置房屋权证上注明“限制转让”的字样，增强对买受人的法律约束效力。要规定对私下转让安置房屋和土地的制约措施，例如保留政府收回土地或房屋的权利。要合理规定农户无力还贷时安置房的处置办法，避免农户利用制度漏洞来规避安置房限制转让的规定。要引导具有一定规模的安置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规范小区的物业管理，政府可以为此提供必要的补助。

3．制订转移农民的公共管理和服务政策。要针对转移农民居住地与生产资料所在地相分离的特点，在居住地为安置农民提供有效的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同时，保障他们的集体组织成员权利。在户籍、医疗、教育、就业、公民选举、殡葬、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等方面，可以在安置点设立统一的管理组织，将异地转移农民纳入该组织进行管理，也可以纳入当地的基层组织代为管理，允许他们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社会福利待遇。在村民选举、村集体资产管理等方面，继续由原村集体组织负责管理。法院要统一裁判标准，保障转移农民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法律权利。

（二）政策实施方面

1．严格执行政策中关于“异地转移农户新居建成后，原居住房屋和其他建筑物必须拆除”的规定，一方面避免农民获得补助后又返回原村居住，导致政策失去效用，一方面减少骗取财政补助的行为发生，另一方面避免宅基地的闲置和浪费。

2．规范农民异地转移补助的发放，杜绝骗取补助行为的发生。一要加强法制宣传力度，促使群众认识到此种行为的违法性和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自觉减少违法骗取补助的行为。二要建立定期和不定期的访查制度，了解和掌握安置房屋与土地的真实使用情况。三要加强与政法机关的合作，切实查处骗取政策优惠的行为。

3．加强农民自建房管理，减少安全事故隐患。要加强小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管理，做到早预算、早投入，尤其要保障安全设施的及时修建。要加强小区建房的施工进度管理，尽量使各户同时竣工入住。要做好施工现场督查工作，检查施工安全防患制度落实情况，检查建筑材料进货来源和质量。要根据农民的实际住房需求，尽可能多的提供户型设计，同时加强对擅自更改设计的检查和制约，确保房屋结构安全。

4．多措并举，保障转移农民的就业权利。一要切实加强对转移农民的技能培训力度，特别是当前比较紧缺的家政服务、发展旅游需要的餐饮、接待服务和农产品加工技术等技能的培训。二要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当前的产业政策出发，因地制宜地发展农业龙头企业，以龙头企业的发展壮大来带动移民脱贫致富，如竹炭、竹胶板、菊米、纤维板等生产加工企业。三要以当地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为契机，积极引导和帮助移民发展农家乐、休闲观光农业、森林旅游等服务业。实施“家门口脱贫致富工程”。四要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来料加工业，特别是适宜那些出不了远门、文化素质又不高的移民通过手工简单劳动也能创收的新型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