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蔬菜合作社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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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随着我国农业与国际经济的进一步接轨，国内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产品的国内市场国际化和国际竞争国内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这使我国农产品面临更为激烈的竞争。农业的家庭经营制度与合作制度的结合，是比较有效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既发挥的家庭制度在劳动控制、剩余分配、激励与约束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又发挥了合作组织在产业产销协同、外部性内在化、风险弱化、利益均沾的功能，能够有效地使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对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确立了农业的家庭经营制度，但适应当前农村的新型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以其为基础的合作制度发展缓慢，其滞后性已严重制约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业市场体系的建立。

近年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农业部和有关机构举办了多次有关中国农民组织建设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的国际研讨会，农业部和各省市用来支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专项资金也逐年增加。市新兴蔬菜合作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该合作社于2002年底被农业部确定为全国百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试点单位之一，2004年又作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示范项目得到20万元补助资金。因此，可以说，对新兴蔬菜合作社的调查研究，不仅是对一个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个案分析，也是对一种农业微观运行机制制度创新的探讨。

2市新兴蔬菜合作社的概况

2.1新兴蔬菜合作社成立的原因

新兴蔬菜合作社是依托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成立起来的，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是一个集有机蔬菜加工、储存、冷藏为一体的外向型企业。十年前，他们开始发展有机蔬菜种植，但是有机蔬菜种植的要求特别高，分散经营的农户，无法达到质量方面的要求。于是从1998年起，他们开始发展有机蔬菜合作社，利用合作社组织基地农民严格按照有机蔬菜种植的要求进行生产。新兴蔬菜合作社就是其中之一。该合作社位于市岱岳区夏张镇新河西村，新河西村共有200多户，803人，总耕地面积800多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越来越不适应，经常出现卖菜难和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农民希望有稳定的销售渠道。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还在新河西村投资1500万元建立了1500平方米的蔬菜加工车间和两座1500吨低温冷库。因此，可以说新兴蔬菜合作社是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发起、农民积极参与而成立的。

2.2新兴蔬菜合作社组织形式

新兴蔬菜合作社是由河西村村干部组织创建的。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作为团体会员入股5000元，125户菜农以200多亩的土地使用权作为合作的投人，并且每个社员按每亩100元入股，在市岱岳区农业局注册，注册资金接近3万元。目前新兴蔬菜合作社社员扩大到235户，基地面积发展到600亩。新兴蔬菜合作社制定了章程，选举产生了理事会、监事会，推选村会计李广宇为社长，村支书李延岭为理事长，村主任李士勇为监事长。合作社每年至少召开两次社员代表大会，重大问题都经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协商。充分发挥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合作社的所有开支，都由监事会审计后记账。

2.3新兴蔬菜合作社运作情况

新兴蔬菜合作社和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有稳定的合作关系。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每年向合作社下达种植计划，签订种植合同；统一安排种子品种、统一有偿提供种子，统一种植，统一田间管理，统—收购。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还在新兴蔬菜合作社基地设有4名专职驻场员，负责对种植户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合作社则负责协助公司做好以上各项工作，尤其是协助做好管理工作，新兴蔬菜合作社有偿为社员提供有机肥、农膜、架杆等大宗物资，有偿提供灌溉、打药等服务。蔬菜销售时，由合作社负责组织社员统一交售，货款由公司对合作社统一结算，年底再由合作社支付给农民。公司每吨蔬菜返给合作社60元组织费，社员按每斤0.02元付给合作社管理费。2004年，合作社组织社员交售蔬菜1000多吨，社员平均每亩增收3000元。

3新兴蔬菜合作社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3.1“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有利于降低管理费用

目前，学术界对于在“乡政村治”格局下与村民委员会合二为一的所谓的“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合作社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人们一般认为，村民自治委员会是一种带有准政治色彩的自治组织，它不能作为法人和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和村民委员会合二为一的合作社的基本特征有三点:第一，全体村民参加；第二，由村支书、村委会主任或其他村干部任社长；第三，政经合一。因此，这种合作社没有实际意义，最多以集体名义对外发生经济活动时发挥“橡皮印章”的作用，是徒有虚名的空壳。而新型合作社正是属于这种性质的合作社。

学术界理想中的合作社是与乡(镇)政府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与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村经济联社等传统组织界限分明，甚至一开始就打破原有的行政区划边界，突破“乡政村治”格局的束缚，实现跨村、跨乡镇、跨县域的联合。但是，这种新的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的成本将是相当大的，绝大部分地区的乡村是不可能实现的。首先，如果与传统组织界限分明，势必会造成较高的组织实施成本。以新河西村为例，如果成立上述合作社，社长就不能由村会计李广宇担任，理事长就不能由村支书李延岭担任，监事长就不能由村委会主任李士勇担任。重新选举组建领导层需要一定的费用。其次，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势必会造成较大的阻力。如果以行政区划边界划分，每个行政村的面积是比较有限的，这必将会使各种组织之间产生矛盾。以新河西村为例，可以预见，这将会使党支部和村委会与独立的合作社在蔬菜产销问题上产生磨擦。第三，上述设想不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新河西村总共200多户，800多人，人就那么多，谁在群众中有威信，谁热心为大家的事操心，谁比较愿意出面组织，大家心里都有数，也就是村支部和村委会的那些人，如果把他们排斥在外显然不符合农村的实际情况。

调查中发现，新兴蔬菜合作社的现任领导层基本能够维护农民的利益。因此笔者认为，在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时，应当利用农村现有的组织资源，而不是一概排斥。当然，至于合作社的规范运作还需要经一步的试点和改革。

3.2保护农民利益是新兴蔬菜合作社发展的根基

在了解到新兴蔬菜合作社“管办”的性质之后，笔者认为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新兴蔬菜合作社核心成员、新兴蔬菜合作社普通社员之间的合作，普通社员的受益将是最小的。因为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的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像村支部和村委会这些准政治组织不被看作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因此，由新河西村村干部组成的新兴蔬菜合作社核心层和普通社员之间一定存在着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即由于信息不对称，作为人的新兴蔬菜合作社领导层和作为委托人的新兴蔬菜合作社普通社员之间的目标不会一致的。新兴蔬菜合作社领导层将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寻租，去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新兴蔬菜合作社普通社员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和新兴蔬菜合作社领导层会达成一种默契，共同占有新兴蔬菜合作社普通社员可以分享的收益，因此，农民的收益将是最小的。但是，在调查中发现，农民的利益还是基本能够得到维护的。

新河西村村民种菜的收益还是比较高的。在较好的情况下，每亩纯收入可以达到4000多元，这是种粮食的四倍多。在2003年菠菜市场价格跌到二三分一斤的情况下，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仍然按照合同上的保护价两毛五一斤全部收购，由于公司销售不畅，蔬菜收购之后全部销毁或免费让农民拉走。而当刀豆的市场价达到四元多时，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又将合同中的保护价一元提高到接近四元进行收购。对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外部利润”内在化理论进行解释。首先，有规模经济为农民带来的利润。不论新兴蔬菜合作社到底起多大作用，新河西村的村民毕竟组织起来了，能够生产上千吨的有机蔬菜，这一定会有规模经济的。其次，交易成本降低为农民带来了利润。由于新兴蔬菜合作社的存在，农民的生产资料基本都能通过新兴蔬菜合作社购买到，在生产过程中也能够得到合作社的很多服务，在蔬菜销售时，也要由合作社组织管理。第三，风险的降低给农民带来了利润。农民能够以保护价全部销售，这是分散的农民绝对做不到的，解决了千家万户小生产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的对接问题。

3.3与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保持良好的关系是新兴蔬菜合作社发展的重要条件

在有关农业产业化经营和订单农业的研究中，公司和农民之间较低的合同履约率是经常讨论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农产品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信息不完全性、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等的存在，使得农产品产销合同不可能成为完全合同。这时如果缔约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在签约后进行了专用型的投资，那么，要挟为题或称为敲竹杠问题将不可避免。但是，在调查中发现，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和新兴蔬菜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很好的，合同的履约率是很高的。

正如上面所述，在2003年波菜市场价格跌到二三分一斤的情况下，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仍然按照合同上的保护价两毛五一斤全部收购，由于公司销售不畅，蔬菜收购之后全部销毁或免费让农民拉走。而当刀豆的市场价达到四元多时，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又将合同中的保护价一元提高到接近四元进行收购。对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这是新兴蔬菜合作社与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之间存在斗鸡博弈关系的结果。首先，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需要长期而稳定的货源即有机蔬菜。因此，该公司主动去寻求贸易伙伴，寻求有能力提供合格蔬菜的村庄建立生产基地。像新河西村这样的生产条件是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所希望的。其次，新河西村村民需要稳定的销售渠道，需要以较低的交易成本销售蔬菜，目前，只有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有较强的实力，并且愿意主动和新河西村村民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正是上述原因，使得他们之间只有保持合作才能实现纳什均衡，因而新兴蔬菜合作社与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合同履约率是比较高的。

这启示我们合作社与产业化相结合是促进合作社发展的有效途径。合作社产生初期，一般是低层次、松散型、服务内容单一，大部分以技术服务或销售服务为主。这只能解决生产经营一个环节上的问题，满足不了农民在专业生产中进行多环节联合愿望。这就要求专业合作社在提高组织层次的同时，将服务内容由低层次、单一的简单服务，向多层次、多功能的服务内容上发展，进而达到组织形式上的高层次，服务能力的综合性。吸引有实力的公司作为团体社员加入，能够较大地提高合作社的实力。因此公司、合作社和农户联合，会有更强的合力和活力。

4新兴蔬菜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4.1新兴蔬菜合作社主管部门的主体缺位

“没有具体的指导部门。”这是新兴蔬菜合作社社长李广宇提出的第一个难题。虽然新兴蔬菜合作社是在市岱岳区农业局注册的，但是在遇到具体难以处理的问题时，市岱岳区农业局并不给予指导。“乡镇政府干部除了吃喝要钱、参观考察，什么也不干，他们不起什么作用。”这时新兴蔬菜合作社社长李广宇对乡镇这一级政府的评价。他举了一个例子，在合作社组建基地时，涉及到土地流转问题。一部分农民不愿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又明确规定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30年不变，因此调地比较困难。这一问题全靠合作社领导层协调解决，没有得到上级部门的指导和帮助。当笔者问到合作社社长李广宇合作社最好有谁直接管理时，他谈到最好有县农业局负责，县级干部毕竟比乡镇干部素质高，也比省农业厅管理和指导更方便。

新兴蔬菜合作社管理部门不明确的问题，只是合作社管理体系混乱的一种表现。目前，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多头管理的现象同样严重，这是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管理体制总体上没有理顺的结果。在中央层，农业部、供销合作总社、中国科协等都有管理合作社及协会的功能。在地方，包括党委政府的农村工作办公室、农林业主管部门、科协、供销合作系统等部门也各自对合作经济组织行使职权。这种管理体系的混乱体系或许正时合作社出现无人管理和多头管理的根本原因。

4.2新兴蔬菜合作社应享有的优惠政策难以落实落实

新兴蔬菜合作社社长李广宇提到的第二个难题就是应享有的优惠政策不能完全落实。他指出县乡两级干部特别是乡镇干部对优惠政策的阻碍是其落实困难的主要原因。他举了一个例子，国家为支持合作社的发展，信用社针对农民给予一定数额的无息贷款，但是，部分无息贷款就被乡镇政府转为他用，没有到社员手中。

上述问题或许可以从制度文明建设的角度考虑。制度文明的建设主要考虑的是社会耗散系统本身结构的优化，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耗散系统的稳定性、发展方向以及发展类型。一个社会系统越是有序，则越是减少系统本身的结构熵，从而提高系统的耗散效率，促进经济建设健康、持续、快速发展。新兴蔬菜合作社本应享有的优惠政策不能落实，主要是制度环境的缺陷使得耗散效率低下。

4.3新兴蔬菜合作社运作的不规范

“新兴蔬菜合作社成立较早，但是发展不好，不规范啊！”这是新兴蔬菜合作社社长李广宇提到的第三个难题。因为新兴蔬菜合作社的领导与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领导是同几个人，合作社的办公场所又在村民委员会，所以社员分不清他们在生产销售中得到的服务是新兴蔬菜合作社还是村委会提供的。由于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在村民心中无可替代的权威性，他们更多地谈及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做了什么，而没有主动谈及合作社的，新兴蔬菜合作社好像一个空壳。“其实就是这样。”李广宇认同了我的判断。去年农业部经管总站的白林等人来调查时也谈到了这一问题，他说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等人虽然也是农民，但是从管理权限上讲，他们一面是合作社负责人，一面又是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在产权关系上容易混淆不清。不过他也没有提出很好的对策。

李广宇提到的另一个不规范的问题，就是敏感的资金管理问题。他说现在合作社的常规性资金来源有两个渠道，一是公司以每吨60元的标准付给合作社的组织管理费，二是合作社在给社员结账时按每斤0.02元的标准扣留管理费。他说直接扣留社员货款的做法是不合适的，规范的做法是先全部付给社员，然后再以会费的形式收缴上来。按照上述标准，2004年，新兴蔬菜合作社应该从亚细亚食品有限公司得到6万元费用，从农民的货款中扣得4万元费用，再加上从农业部得到的20万元补贴，应该有30万的资金入账，但是在调查中，没有社员十分清楚这些资金是怎么使用的。另外，农业部白林在调查后也指出由于合作社与集体经济组织产权不明确，造成了二者之间收益分配不清晰，造成了合作社没有二次返利或返利很少。

5新兴蔬菜合作社发展的对策建议

5.1加快立法工作进展速度，为新兴蔬菜合作社的发展提供法律依据

法律作为一种制度，并不是只针对某一个自然人或法人制定的，或者说，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部法律是专门为某一个人制定的，同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也绝对不是专门为了新兴蔬菜合作社的发展才起草的。但是，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对一个法人的极端重要性，在讨论新兴蔬菜合作社的发展问题时，无法可依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关于政治规则与经济规则关系的界定不同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诺思认为政治规则通常是决定着经济规则的。

5.1.1合作社国际立法经验借鉴

目前，世界上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在加速合作社发展的进程中制订了有关法律，如法国有《农业法》、《农业指导法》、《合作法》和《调整法》；日本有《产业组合法》和《农业协同组合法》等，针对合作制的性质，都实行了优惠的扶持政策。我国也应借鉴这些有益的做法，尽快制定发展合作社的法律、法规。同时，对已有的法律、法规的执法情况应加强监督检查，以保证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尽快制订出台全国的统一《示范章程》，给农民一个如何办专业合作组织的样本，帮助农民面对市场，找到适合自己的组织形式，获得一个合法身份，起到一个示范、引导的作用。

5.1.2目前我国有关合作经济组织的立法情况

1993年7月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新增了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家鼓励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自愿组成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当坚持为成员服务的宗旨，按照加入自愿、退出自由、民主管理、盈余返还的原则，依法在其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农业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可以有多种形式，依法成立、依法登记。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财产和经营自主权。”

本条明确了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宗旨和原则，本法实施后，国务院有关部门及时制定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登记办法，使已经成立和今后发展起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依法登记，实行规范管理。同时，本条第三款还明确，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依法成立、依法登记，依法在其章程确定的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和服务活动，具有经营自主权，国家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其财产，不得侵犯和干涉其经营自主权。但是当前合作社的成立、登记情况仍然比较复杂。实际上，国家至今没有对合作社有一个清楚的界定，这在客观上需要制定专门的法律来规定“合作社法人”以解决这一问题。

作为支持合作经济发展的手段，政府立法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经过各方面的努力，2002年7月8日九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关于合作社立法建议的答复意见”中提出要制定《合作经济组织法》。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制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列入立法规划，并由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牵头，开始组织起草工作。这部法律草案主要包括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设立、登记及成员的条件，组织机构及内部治理机制，收益分配的原则，国家的扶持政策等内容

5.1.3关于《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建议

首先，关于合作社的概念界定。国际上公认的是国际合作社联盟在1995年曼彻斯特成立百年大会上通过的“关于合作社的特征声明”所规定的合作社的定义：合作社是自愿联合起来的人们通过共同拥有与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需求和抱负的自治组织。国家在制定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时，关于合作社的概念要兼顾国际通行的概念原则和我国当前的现实情况加以考量。笔者认为，针对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发展态势和经济全球化以及“入世”的影响，对于合作社概念的界定更应接近国际通行的概念，因为这一概念是国际合作社联盟综合各国的实际情况和总结各国合作社的发展经验得出的结论。但在对于国际合作社联盟所推行的原则的实际操作中，应该结合我国的国情加以取舍和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