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事务所代表处管理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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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内地法律服务的对外开放

1、内地法律服务的对外开放的发端及发展

中国法律服务业对外开放早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出现。1992年司法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颁布了《关于外国律师事务所在中国境内设立办事处的暂行规定》，在*、上海、广州、海口、深圳5个城市开设办事处，从而拉开了内地法律服务对外开放的序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办事处的数量和开设城市不断增加。1995年2月20日司法部印发《律师事务所在外国设立分支机构管理办法》，对内地法律服务机构对外扩展的管理进行了规定。1993年7月，*市君合律师事务所率先在美国纽约开设分所，内地律师事务所开始走出国门，进入国际法律服务市场。

2、中国入世对法律服务的开放承诺。

2001年11月，中国法律服务对外开放又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中国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中对法律服务市场的开放，作出以下承诺：一是加入世贸组织一年内（从2003年1月1日起），取消“三个限制”，即取消设立外国律师事务所设立办事处数量上的限制，取消外国律师事务所设立办事处试点城市的限制，取消一个外国律师事务所只能在中国设立一个办事处的限制。二是允许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办事处继续从事本国的法律业务，但不能从事中国法律事务。三是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办事处通过订立合同的形式和中国律师事务所建立长期委托关系处理法律事务。四是降低常驻代表职业年限的限制。

加入世贸后，2001年12月，国务院通过了《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2002年3月司法部又颁布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管理办法》，提供了较以往宽松的市场准入条件，以履行作为世贸成员的义务。

截止于2006年12月，在中国内地的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处已达179家、在内地的香港律师事务所代表处达到63家，其中有40家为在华设立的第二个代表处，有3家为在华设立的第三个代表处。截至2005年，代表处业务收入总额为20、22亿元人民币，相比于上一年度增长4、82亿元人民币，增长率为31、3%；纳税总额为3、23亿元人民币，相比于上一年度增长1、16亿元人民币，增长率为56%；代表处代表人数为448名；代表处雇员人数为1384名。

（二）驻*代表处发展情况

1、机构情况

应参加2005年度年检及2006年度注册的代表处实为86家，已通过年检并注册的代表处共计81家，另有5家代表处因为各种原因不能通过年检并注册。2006年度审批通过上报司法部的新设代表处共计20家，经司法部核准设立的共计9家；同时另有5家经司法部核准注销。因此，目前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代表处共计90家，分别来自14个国家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目前，香港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在内地进行联营的共有2家，即香港胡关李罗律师事务所与国浩律师集团（*）事务所联营、香港吴少鹏律师事务所与*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联营；*律师事务所与香港律师事务所在香港进行联营的共1家，即*市君合律师事务所香港分所与香港王小军律师事务所进行联营。

2、人员情况

2005年度代表处通过年检并注册的代表共计166人，2006年度新增代表或首席代表共计51人，减少代表共计16人，因此，截止于2006年12月，驻*代表处代表共计201人。

代表处实际通过2005年度年检并注册的雇员共计404人，2006年度新增雇员共计287人，截止于2006年12月，驻*代表处雇员共计691人。在雇员中，具有硕士以上学历及中国律师资格和外国(地区)律师资格的人员占相当大的比例。

目前，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居民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的共计3人；香港法律执业者受聘于内地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的共计2人。

3、代表处业务及经营情况

2005年度,代表处的业务以海外上市、投资贸易、知识产权、融资收购、公司重组、国际仲裁、国际法咨询、个人及公司资信调查等为主。各代表处在大部分业务领域中均与一些国内律师事务所有不同程度的合作。

2005年度,代表处的业务总收入为9.23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0.69亿元人民币；纳税总额(除个人所得税外)为1.02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0.28亿元人民币。收入超千万的代表处共计26家，其中美国16家、英国7家、法国1家、德国1家、香港1家。这26家代表处的收入和占所有代表处总收入的92.5%。另有10家代表处收入及纳税额均为零。

（三）我市外管工作开展情况

随着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处的快速增长，我处本着“慎行开放，严肃监管，促进合作，共同发展”的原则，一方面致力于加强本部门的服务职能，协调相关政府部门，改善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处人员的执业环境，充分发挥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处人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善之区中的职能作用，另一方面加强本部门的监管职能，严肃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处人员的执业行为，切实营造规范、有序的*法律服务环境。

1、加强行政审批透明度，进一步提高审批效率。2006年，在认真学习和研究行政执法相关法律依据的基础上，我们及时依法律规定增加了法定的行政许可事项，由原来的17项行政许可事项调改为19项。同时，为了加强管理工作、提高工作效率、方便申请人，进一步规范和细化了有关工作内容和工作要求，制定了一系列外国、港澳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各行政事项申请表，调整制定了《外国、港澳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行政事项办事指南》，均已在网上公布执行。并积极调整完善了《*市司法局行政许可程序规定》中相关内容。同时，配合我局办公室工作，制定了《*市司法局办事指南》中外国、港澳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行政事项类的内容，结合办公室、法制处、监察处的要求，清理和完善了网上行政许可事项具体内容。

为加大工作透明度，我处对年检注册结果在司法行政网上予以公示，并对未按时通过年检并注册的几家代表处分别下发了整改通知，收到较好效果。同时，在现有网上管理资源基础上，调整了网上管理内容，丰富完善了相关管理规定的介绍，增加了“办事指南和申请表”“审查结果公告栏”“领取代表证、雇员证通知”等项内容，既方便当事人，又提高了工作透明度。

2、协调有关部门，切实解决代表处遇到的问题。2005年与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协商，双方签订了《关于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处外籍人员办理签证事宜的备忘录》，解决了原来代表、外籍雇员不能在京改变签证的问题，极大地简化了代表处外籍人员的签证程序，代表处反映良好。

为更好地协调解决代表处工作中在各相关职能部门遇到的问题，更好地发挥管理合力，我处已与相关部门通过电话、文字材料等多种形式进行了接洽，现正积极拟定方案，进行联席会的筹备工作。

3、积极构筑首都国内外律师交流合作平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成功举办首都中外律师新春联谊会。为进一步加强中外律师事务所和广大律师间的沟通交流，搭建首都中外律师合作的良好平台，市司法局和市律师协会于每年年初举办首都中外律师新春联谊会。为加强中外律师对彼此业务的了解，以谋求将来的合作创造了机会和可能。

二是认真落实京港《法律服务合作协议书》两地人员交流培训计划。根据我局与香港律政司签署的京港《法律服务合作协议书》，京港两地每年可互派不多于2名人员参加为期两周的交流培训。香港律政司于2006年5月分别派两位高级政府律师来京参加为期两周的交流培训。我处拟定了香港律政司受训人员在京培训计划，会同我局办公室外事科与相关单位外事部门接洽，联络落实了交流活动的有关安排。香港方面对此次交流培训工作非常满意。

三是组织参加京港洽谈会，为京港两地法律服务业的进一步协作注入新鲜活力。我局已参加了第七届、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京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2006年11月第十届京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在香港会展中心拉开序幕。*市司法局及*市律师协会组织了两个代表团参加此次的京港经济合作研讨洽谈会。此次洽谈会上，成功举办了第十届京港洽谈会律师专场活动，以“优势互补、共创繁荣”的主题，就即将实施的《CEPA补充协议三》及有关法律服务业务展开交流，探讨如何在CEPA框架下进一步加强京港两地法律服务业的友好合作，促进两地法律服务业的共同发展。

4、在进行相关审批工作的同时，不断加强对代表处的监管工作。一方面，积极对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处的投诉进行处理，如，于2005年9月，根据当事人的投诉，积极配合行业监管科依法对美国高特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处进行了相应的调查和处罚，并向社会公告，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另一方面，将代表处机构信息和人员信息于司法行政网上予以公布，加强了社会监督的力度。

二、年检及日常管理中发现的问题

（一）行政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关于代表处名称管理问题。通过年检工作，我们发现，目前代表处名称管理有些混乱。《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八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拟设立的代表机构的名称应当为“XX律师事务所（该律师事务所的中文译名）驻XX（中国城市名）代表处”。但就代表处中文名称而言：绝大多数代表处名称中均未有“驻”字；有的代表处名称中有“驻”字，但对外宣传中常将“驻”字略掉；有的代表处在名称中未有国别的标注，而绝大多数有国别标注。就代表处英文名称而言：国别的标注形式多种多样不统一；在司法部核准文件中英文名称均为大写，但很多家代表处的公财章上均为小写，且有个别代表处在公章上不标注“代表处”字样。

2、关于代表处及代表的执业责任风险保险的问题。依《条例》有关规定，外国律师事务所应为代表处及其派驻代表持续购买符合要求的执业风险保险。但大多数代表处在提供执业风险保险文件的形式与内容上均存在瑕疵，具体表现为：有的保险文件中保险范围的说明很含糊，混淆了被保险人范围与执业区域的限制两个概念；有的保险文件中保险期限就截止到2006年4月，年检通过后，保险到期；涉及到香港律师事务所和在港注册的律师的执业风险保险问题，他们提供的均是香港专业弥偿基金会出具的证明，证明中未陈明任何具体内容。

3、关于代表处中首代及代表数量的问题。《司法部关于执行<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九条明确规定：申请设立代表处，应当有拟派驻的一名首席代表和拟派驻的若干代表。但在年检中，我们发现有24家代表处只有1名首席代表而无代表，个别代表处只有1名代表而无首代。未通过年检的英国齐伯礼律师事务所*代表处，只有一名首席代表，因该首席代表离职不参加年检，以致于该所代表处不能通过年检并注册。

4、关于代表在中国境内居留情况的问题。按照《条例》规定，代表每年在中国境内居留时间不得少于6个月，少于6个月的，下一年度不予注册。但有十多家代表处（占代表处总数的15%）的代表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居留满6个月。个别代表处的代表在中国境内居留时间为零天。在年检中，我们接收到很多关于代表居留时间的信息，大多代表处反映居留时间的确定不合理，主要是“时间太长了”。

5、关于代表处代表离职、解聘管理问题。按照《条例》规定，代表处减少代表的，应事先向代表处所在地主管司法行政部门提交其主要负责人签署的申请书和有关的文件材料，经司法部核准，并收回不再担任代表的人员的执业证书。但在年检中，我们发现有32名代表上一年度因各种原因离职不再担任代表处代表，但绝大多数代表未按法定减少代表程序办理，个别代表处的代表执业证仍未交回。

6、关于雇员的问题。目前，随着代表处数量的不断增加，业务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代表处聘用辅助人员从事翻译、财务、行政主管、法务助理等非律师工作的需求日益增多，中国籍和外籍雇员均大幅增加，其中尤以中国籍雇员为主。此种现象是正常的，代表处寻求本土化在国际上是被普遍接受的现实做法。但依《条例》和《规定》有关要求，代表处可以聘用辅助人员，但需领取雇员证。在年检中，我们却发现有近160人（仅是上报上来的数据）未申办雇员证即在代表处工作，占参加年检的辅助人员的26%。同时存在个别代表处中国籍雇员还在国内律师事务所实习、执业的问题，另外，个别代表处存在聘用外籍人员未办理代表执业证、外籍雇员证而非法务工的问题。

7、关于中文译文的问题。依《条例》和《规定》相关要求，外文材料应当附中文译文，且申请人应当承诺中文译文与原文一致。但，我们发现有个别代表处提交的材料中，中文译文与原文不完全一致。

（二）执业环境中存在的问题

1、代表处代垫款项的纳税问题。代表处经常受客户委托代付仲裁费、差旅费等款项，按照目前税收和财务管理制度，因在帐目上表现为收入，代表处要为这些非收入款项缴纳5%的营业税。而这些已缴纳营业税的机票或住宿费用，航空或酒店也要缴纳营业税，为此产生双重征税的问题。

2、*市人事局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对代表处考虑不足。2003年6月*市人事局下发《关于实施*市工作居住证制度的若干意见》，根据相关规定，符合条件的户口在外地的人才可以办理《*市工作居住证》，持此证可享受*市民待遇。该项优惠政策的适用单位包括外国公司驻京代表机构，但代表处未能列入适用单位。又，2005年3月*市人事局和财政局联合颁发了《*市吸引高级人才奖励管理规定》，根据规定?受鼓励人员可按其上一年度个人工薪收入所得税的一定比例予以奖励，用于其在本市购房和购车。世界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在京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所聘用的副总经理以上或相当职务的人员享受此待遇，但代表处的代表未被纳入适用范围。

3、代表处年检要提供的资产负债表与实际要求不符。代表处年检时要提供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我局为此报告附一格式化的资产负债表，但按此格式的资产负债表审计，会计师事务所认为不符审计要求，不签署审计意见。

4、代表处办理港澳通行证时遇到的困难。代表处在办理港澳通行证时，按*市公安局的通知要求，只有首席代表可办理一年期的港澳通行证，其他普通代表必须每三个月换签一次。而实际上，首代与普通代表往返内地与香港的情况基本一样。

5、各省市间代表的调动手续过于繁琐。近年来，随着驻各地代表处数量不断增多，名代表处之间的代表流动问题日益频繁，法律中对代表的调动手续未作明确规定，只是要求新增代表按设立程序办理，因而实际中一代表从一代表处调入另一代表处，按新增代表程序重新申请、审查、核准，这样增加了行政机关和代表处的办事成本，不利于办事效率的提高。

三、原因分析

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拥有先进的管理经验、雄厚的资金、较高的法律服务水平，在国际法律服务市场中的竞争力自高一筹。面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这两大法域存在的法律制度上的差异，目前国内的法律及管理制度就显现出缺乏对市场政策性的引导和前瞻性的管理措施。我们分析认为，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有：

1、管理依据的不足。目前，外国、港澳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行政事项的全部法律依据为一个《条例》（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一个《规定》（司法部关于执行《外国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四个《管理办法》（《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管理办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事务所与内地律师事务所联营管理办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受聘于内地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管理办法》、《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管理办法》）。这些法律依据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一方面，规定过于原则，问题涉及到了但内容不具体、程序不明确，如规定了外国律师事务所应为代表处及其派驻代表持续购买符合要求的执业风险保险，但应符合何要求却并未明确；又如，规定了代表处因特殊情况可申请休业，但休业经核准后的相关程序要求并未明确规定。

另一方面，法律依据明显欠缺，如代表处设立后出现首席代表离任，导致该代表处无首席代表，该代表处的存在是否合法以及该代表处是否予以注册问题的处理，并无相关法律依据；又如，对于中文译文的要求仅仅是申请人承诺与原文一致，但发现不一致的情况如何处理并无相关规定；再如，对于雇员的管理，从申领雇员证的条件及程序到对于雇员工作的监管，目前没有相关成文的法律依据。

2、管理制度建设的滞后。在日益健全、开放、国际化的法律服务市场中，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及其派驻代表的法律服务工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从大多英美法系国家和香港等法治发达的国家、地区律师业发展历程和轨迹看，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是必然的，外国、香港律师的管理与国内律师管理的融合与交叉是不可逆的趋势。但目前，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管理工作，在管理理念、制度建设方面远远滞后于形势发展的要求，主要体现在：

一是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的管理工作，一直以来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分离于国内律师事务所的管理，缺少联手研究处理相关问题的制度。如，取得内地法律职业资格的香港居民在内地从事律师职业及香港法律执业者受聘于内地律师事务所担任法律顾问的管理工作，实际上均涉及内地律师事务所的管理，但目前这些工作并未同时纳入国内律师事务所管理工作范畴。

二是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作交流制度尚未建立。司法行政机关是代表处的主管部门，负责代表机构的设立和管理。但代表处的运作，牵涉到多家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包括工商、税务、劳动、外汇管理、海关、公安、安全等部门。但这些单位均为同级单位，各自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进行管理、制定相关政策。由于没有信息交流共享的平台，政策性冲突与变化时有发生，主要表现在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方面，这样就加大了我们管理的难度，如在对代表处实际收入及纳税的监管方面；同时，目前，审查代表在中国境内居留时间的最客观直接的依据是代表的护照复印件，从海关出入境的众多印鉴中准确地计算出代表的居留时间，几乎不可能，但如果能与公安、安全部门进行协作的话，这个问题便能迎刃而解。

三是尚未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市场监管制度，主要体现在面向社会的信息披露制度有待健全。对社会公开的有关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信息仅仅局限于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名录查询。对于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的性质、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并不为社会公众所了解，甚至于国内很多律师也不清楚。各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派驻代表及雇员基本信息，及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及其代表、雇员能从事什么活动和不能从事什么活动，未向社会公众公示和强调，且相关信息缺乏及时的更新。因而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人员没有完全被纳入到整个法律服务大市场中，社会监督的作用很难得以发挥。

四是根据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调整相关管理手段和措施的及时性、果断性有待加强。如，在例年的年检通知中，均明确规定了上一年度6月份以后获准开业的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不参加实质意义上的年检，仅提供部分材料。从6月份到转年年检结束，长达9个月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相关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的资质情况完全有可能产生变化，不进行相关检验，会形成管理漏洞、造成一定的管理难度。今年还未通过年检的香港李布英达律师事务所驻*代表处就是一个典型的实证。2004年10月，司法部批准香港李布英达律师事务所在*设立代表处。2004年11月22日，香港律师会批准香港李布英达律师事务所更名为香港希文律师事务所，英国希文律师事务所驻香港办公室同时关闭，人员并入香港希文律师事务所。但该所并未将更名事宜及时上报管理部门，于2005年1月，以香港李布英达律师事务所名义，办理了其驻*代表处开业手续，因其为6月以后核准的，属免检代表处，所以在年检中并未发现其已更名。

3、执法力度与标准的不统一。应当说，在年检中发现的问题是日常管理中所存在问题的集中体现。在行政审批中，对于法律的执行力度与标准存在偏差。一方面，各省级司法行政机关因为缺乏统一的培训和相互的沟通，对于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人员管理的法律依据的理解和执行标准不一致。另一方面，在审查核准过程中，未严格按法律要求进行处理，相对比较宽松。如，关于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京代表机构的名称管理问题：经核准的名称大多没有法律要求的“驻”字；经核准的名称有的有国别有的没有国别；经核准的名称中英文名称各异、无统一标准。再如，申请设立代表处，应当有拟派驻的一名首席代表和拟派驻的若干代表，但经核准设立的代表处有相当一部分，在设立之初即只派驻了一名首席代表，这样，就自然造成了以后仅有的这一名代表如离任的话，在近9个月（增加代表审批期限）内该代表处无一名代表的现实问题。

四、工作建议

在过去几年间，多家知名国外律师事务所在京开设了代表处，中外律师在法律服务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深入。国外律师来到中国，来到*，为海外各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促进中国与各国的经贸往来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同时，他们也带来了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对中国律师业的发展具有很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在肯定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设立及依法执业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不同法域间律师管理制度的冲突及对国外律师管理经验的不足，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在管理上还有很多的漏洞，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相对于年轻的中国律师业而言，这些问题无疑会威胁和影响中国律师的发展。

因此，对整个律师业的管理，无论是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华代表机构的管理，还是国内律师事务所的管理，都应在符合世贸组织规则、认真履行世贸成员义务的基础上，遵循规范与保护并行的总原则。

（一）着眼于未来，认清中国内地法律服务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是必然的。

1、法律全球化是不争的事实。。法律服务，作为一种典型的专业服务，涉及货物贸易、运输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等各个经济领域。在商品经济国际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商品的跨境流通及商业组织的跨境活动必然日益频繁，随之而来的是各种各样的法律冲突与经济纠纷日益增多及复杂化。因而，商品经济的国际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必然带来法律服务的国际化和全球一体化。

2、中国入世后，必须遵守WTO体制下的法律服务贸易规则。WTO体制下的多边服务服务贸易规则是以《服务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GATS）为主干内容的。GATS的基本原则和规定指导着所有WTO成员国的所有服务贸易，它既是经济规则又是法律规则。根据WTO的“国际服务贸易分类表”，法律服务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商业服务，从法律实践看实际上特指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服务。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第143个成员。这标志着中国入世后，中国法律服务必须接受GATS所确立的框架和原则的约束和调整。GATS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

（1）、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各成员方对所有其他成员方一视同仁，即每一成员方给予任何成员方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应立即无条件地不低于其给予其他任何成员方相同的服务或待遇。

（2）、透明度原则。透明度原则指除了不能公开的机密资料外，各成员方都应迅速公布所涉及或影响GATS实施的有关措施。包括其所参加的有关服务贸易的国际协定等。

（3）、市场准入原则。每一成员方在“承诺表”中应列明的项目，以及给予任何其他成员方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应不低于其承诺清单中所同意和规定的待遇；要求各成员在作出市场准入承担义务的承诺服务领域，不得维持某种数量限制或具有同样效果的措施。

（4）、国民待遇原则。即每一成员国仅对承诺清单中具体承诺开放的服务部门，按具体承诺的条件承担国民待遇义务，确保外国的服务及服务业投资不受服务进口国国内法和国内税方面的歧视待遇。

（5）、互惠原则。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单方宣布市场准入或国民待遇原则的同时，常附加以互惠原则为前提，即一成员方对另一成员方给予本国的服务机构或服务提供者的优惠、利益，应以对等的互惠方式施予该另一成员方在本国的服务机构或服务提供者。

（6）、逐步自由化原则。该原则主要是考虑了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具体国情而定的。为减少或取消对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障碍，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生效之日是起不迟于5年内所有缔约方就如何扩大服务贸易自由化定期举行谈判，并制定计划表限期减少或取消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等方面的限制、条件和保留。

3、《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启示

面对入世后，法律服务业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内地与香港谋求相互的扶持与发展。2003年6月，内地与香港签署CEPA，旨在促进内地和香港经济的共同繁荣与发展，加强双方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联系。2004年8月，双方又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扩大开放磋商纪要。时值两年，京港双方已就法律服务市场的开放进行了多轮搓商，《CEPA补充协议三》将于2007年1月1日正式实施，内地的法律服务市场进一步向香港律师开放。

CEPA的积极意义勿庸置疑：一方面，CEPA为拟进入或已内地市场的香港法律执业者提供了庞大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香港一直奉行传统普通法原则，自开放其法律服务市场以来，已积累了丰富的国际商贸经验，可为内地法律服务业引入国际标准及价值观，并作为内地与外国法律服务同业沟通的桥梁。CEPA使香港成为内地应对入世后市场开放的不可或缺的缓冲平台。

但是，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因为香港同时也是WTO正式成员之一，对于香港法律服务业的开放举措，势必将逐步向外国律师事务所及律师过渡。中国内地法律服务市场必将更加开放。

（二）着手于现在，不断摸索和继续推进相关管理措施，丰富管理经验，提高管理水平。

就目前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应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坚持依法行政，充分利用世贸规则中对发展中国家灵活性的例外规定，有限度地逐步开放内地法律服务市场。确保本土文化优势的同时，利用规则保护国内法律服务市场，利用目前有效的法律依据严把入口关。

2、在严把入口关的前提下，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对代表处、代表执业行为的监管，做到积极加以引导和严格依法处罚并重。可尝试和探索律师协会在管理代表处工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吸收代表处人员为协会会员（或准会员）；二是定期对代表处代表及雇员进行职业道德培训；三促进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四是发挥协会资源优势，建立与外国、香港律师协会信息共享机制；

3、继续协调解决代表处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积极推动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联席会制度的建立和有效运转，提高工作效能，从面营造健康有序的法律执业环境。

4、继续加强外管工作调研，改变过去被动接受事实结果为直接发现和解决问题。

5、积极建立管理网络，提高信息共享和信息反馈的速度和范围，利用多种渠道提高社会各界对代表处及代表、雇员执业行为的了解认知，增强社会监督的力度。

6、加强外管工作人员的培训与交流。外国、香港律师事务所驻*代表处管理工作过程中，新问题、新情况会不断出现，外管工作人员必须不断学习，丰富专业知识，提高法律分析和判断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