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原创:实事求是的科学发展观才能实现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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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历史背景

“”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尽管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总路线提出后，党发动了“”运动。“”运动，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例如，提出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由335万吨达到1070万吨，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由1070万吨达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由3900亿斤达到7000亿斤左右，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由7000亿斤左右达到10500亿斤。“”运动在建设上追求大规模，提出了名目繁多的全党全民“大办”、“特办”的口号，例如，全党全民大炼钢铁，大办铁路，大办万头猪场，大办万鸡山。在这样的目标和口号下，基本建设投资急剧膨胀，三年间，基建投资总额高达1006亿元，比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总投资几乎高出一倍。积累率突然猛增，三年间平均每年积累率高达39．1％。由于硬要完成那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必然导致瞎指挥盛行，浮夸风泛滥，广大群众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间，和中共中央曾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压低1959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八届八中全会错误地批判所谓右倾集团，及随后全党展开“反右倾”斗争，使纠正错误的努力中断，而党内“左”倾错误更加发展。1960年提出要长期保持，继续要求工农业生产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对1959年上半年压缩指标进行不公正的指责，一味强调反对右倾，要把干劲鼓足。在各地粮食告急的情况下，还不断追加基建投资、追加基建项目，钢年产量指标一吨也不能少。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又再度全面地泛滥起来。从1958年“”开始的三年“左”倾冒进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

二、＂＂形成的原因

（一）历史原因

1、自身因素运动正值我国建国的初期，又刚刚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国内的经济受到了巨大的消耗。人民刚刚获得解放，在思想上对于自身的富足和新中国的＂强大＂有着原始的精神需求。同时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加之等人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提出之后，没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就轻率地发动了“”运动。实际上，从历史上分析，是出于一种国家民族的警惕感和责任感，因为他深知国家综合实力通过长年消耗已经很难再应对一场巨耗的局部战争，而国际形势又岂能一直处于个人的掌控之中？因此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做出了战略上的决定：将一切人力、物力、财力集中到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国家地位的领域上来，而那个时候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指标并没有像今天这样综合化、系统化和可持续化。受到种种认识上的局限，通过对小米加步枪艰苦岁月的回忆，对二战德国机械化部队推枯拉朽能力的思量，对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飞机肆无忌惮的怨愤，于是他把粮食和钢铁的产量作为了最主要的指标，符合了其在思想上的历史选择。而正是这个＂深谋远虑＂的草根领袖和一群有着个人崇拜的人民成就了那段历史，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2、苏联的因素苏联因素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苏共二十大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大门，“”运动则是“思想解放”走向极端、偏离实事求是这一正确轨道的“创造”；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对苏共二十大进行的重新思考，将反冒进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进行批判，为的发生起了清道和催化的作用；以苏联为首的国际共运中“赶超”战略和浪潮的影响，是“”发生的直接外在动力；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非正常化发展，又使产生了依靠自己力量率先进行“赶超”的迫切想法。

3、美国的因素美国坚持不懈的支持国民党导致了中美关系的长期紧张，同时美国当时的艾奇逊总统居高临下地声称中共没有美国援助一样不能解决国内民生问题，这大大刺激了和当时中国人民民族主义的脆弱神经。美国对中国构成了潜在的巨大威胁，在1958年台湾海峡战云密布的时候，美国军方高层甚至拟使用核武器攻击厦门，虽然不知道是否得到消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敌对国家对于没有核武器的国家那也是一刻也不停的精神威胁。朝鲜战争的结束，对于中美双方都是政治上经济上的喘息，而美国在亚洲军事上一如既往的高姿态，也对中国产生了更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也迫切需要找到地方＂宣泄＂出来。

4、日本的因素1958年4月3日，日本右翼分子扯下并撕毁了长崎展览会会场上的中国国旗，日本岸信介政府以中日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为由，拒不向中国方面道歉，中方采取尖锐对立立场，于5月中旬全面断绝了对日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日本的一举一动是非常容易牵动还未走出侵略历史的阴霾的当时人民的内心情感的，日本的不思悔改也起到了部分作用。

（二）文化原因狂热的强国冲动和极端的民族自信是造成＂＂的文化根源。上自，下至一般干部与民众，都陷入到一种盲目的强国情绪之中，造成那样一种令人不可思议的集体失智的历史现象。爱国没有错，强国梦也该做，但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强烈的冲动和狂热的情绪呢？这是因为从到许多中国人心里，始终有一个结打不开，即一方面自豪于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和历史，一方面又深陷在上百年来贫弱落后受人欺凌的悲情之中。新中国的成立，使等从内心里发出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欢呼，但是，在当时条件下，中国人真要想在国际社会上挺起腰杆儿来，却并无底气。搞，正是这样一种情绪和环境交互刺激的产物。严格来说，中国近代的政治领导人大都具有极强的民族主义情绪。读梁启超、孙中山、的文章都不难看出这一点。1943年发表《中国之命运》的小册子，就很典型地表现出不屑于欧美西方文化，自尊自崇传统民族文化的民族主义心态。与不同的是，的雄心更大，他还要把他心目中的中国变成世界的榜样力量。几乎就在发表《中国之命运》的同时，延安的共产党人公开提出了一个观点，说如果欧洲国家的革命应当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的话，那么，世界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就应当以中国革命为榜样，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解放道路。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共中央据此在世界工人理事会亚洲委员会的会议上号召亚洲各国劳动人民学习中国的榜样，为建立人民解放军、发动武装斗争而奋斗。这一观点在得到了斯大林的认可后，亚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包括战后一直坚持合法议会斗争的日本和印度共产党，都一度效法中共，展开了武装斗争。不难想象，这对渴望提升民族国家地位的会产生怎样的激励作用。

中国的文化在封建思想的荼毒下，远离科学已经很远了，新民民族革命为中国的民主科学带来了曙光，但是一直的前，我们国的科学教育体制并未完善，教育的水平相当低下，独立的思考和辨证的思维是一种缺少的东西。因此，不但扮演了精神领袖，同时也扮演了文化领袖的角色，尚未启发民智的人民理所当然的会全全信任这个给予他们新生活的＂导师＂。

三、的后果

（一）直接后果现在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都被广泛地视为一场空前的经济灾难。由于计划部门使用夸大的数据，人力资源从农业被转移至工业。大陆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158万人。东西方各方面的资料显示死亡人数大约为2000万人，主要死因为饿死。一部分学者并且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生态糟到巨大破坏，自然灾害的后期形成与生态恶化也不无关系。最后炼出的钢铁不但不合格，而且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打乱正常生产秩序，造成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积累和消费之间比例严重失调。经济工作中急躁冒进的“左”倾错误，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人民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从1961年起，国家不得不用5年时间进行经济调整。

（二）间接后果

1、浮夸风”作为“运动”的症结之一，首先在当时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浩劫就是大量农民的饿死。另一方面其影响甚远，之后的几十年甚至直至现在，在大陆社会主要体现在政界，为了追求政绩，不少党政领导特别是有些主要领导，仍旧使用虚报数据，财政收入、GDP总量、国民收入，甚至计划生育玩数字游戏。在过程中，出现了很多虚报产量的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河北徐水县，号称一年收获粮食12亿斤。《人民日报》对这种行为进行了宣传。实际上在农业方面，1958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只提高3.4%，比前五年的平均产量增幅3.8%还略少了一些依照这种报告制定的国家征收粮食额度严重超出实际产量。也是导致后来灾荒的主要原因。

2、教育上的隐患由于时期在思想上的错误引导，很多对经济上文化上多快好省的思潮在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中蔓延开来，同时由于＂共产风＂潜移默化的影响，教育不但脱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也陷入了学术上的消极状态。科学本来是严谨的东西，一旦只停留于表面，虚假的东西终将爆发出来。的群众基础就很大一部分源于此期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错误形成，最后科学的安静思考没有战胜迷信的狂热情绪，再次酿成了悲剧。

3、群众运动的泛化转入经济建设阶段后，大轰大嗡的办法仍然到处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放手发动群众，过分的强调发挥职工的积极性，打乱了各种规则制度。进入1959年后，各个工业企业废品增多，事故频出，火灾不断。后来普及面的迅速形成也与这种蜂拥而上的陈旧观念密切相关，人民相信运动，爱参与运动，但是对运动的起因和目的甚至都不甚了解。在我国工业化的进程中，这种泛化的意识习惯进入了日常工作，人们往往忽视了科学的管理，而只把单个的个体产值作为衡量效率的唯一标准，后来国有化企业的改制便充分说明了管理和团队效率的重要性。

4、阶级斗争阻碍了民主进程“”的历史教训，是把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当作了阶级斗争，用的话说，“我们是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这种潜移默化的危害影响之深，可以说深入了社会的每个角落，搞阶级斗争，使人不敢发表不同意见，生怕被打成阶级敌人，民主的观点被禁锢起来；搞阶级斗争，又必须紧密团结在领袖周围，统一思想、统一步伐。但人非神仙，孰能无错？领袖人物也不例外。当亿万人的命运由一个人来决定的时候，这个人的缺点错误就会被无限扩大，终必酿成巨祸。最后民主乐土变成了一言堂，而无限的斗争又不断消耗着社会的财富。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决定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党和国家开始了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经过近30年的奋斗，我们终于创建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新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科学地回答和解决了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使和谐社会建设真正成为可能。

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违背客观规律，盲目大干快上，乱干蛮干，急于求成，只能使社会生产受到无谓的损失。特别是近年来各地部分官员只求政绩，不求可持续发展，不尊重客观规律，不经过深思熟虑武断决策，带来了很多“烂尾楼项目”、高污染高消耗项目、拖累民生的项目等等。用胡主席的话来讲，那都是“瞎折腾”，在当代仍然在搞“”。因此，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运动的危害告诉我们，只有坚持科学为指导，只有坚持以人为本，健全民主制度，保证言论自由，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坚持群众路线，才能实现国家兴盛的真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