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委副书记科学发展观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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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部属高校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的要求和安排，学校党委精心部署学习实践活动的前期准备工作，召开动员大会，制定《*民族大学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实施方案》，确定学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载体，并适时对第一阶段即学习调研阶段的工作作了安排。应该说，经过前期扎实有序的动员和学习，大家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原则要求都有了一个初步认识和整体印象，但这与深入学习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活动的要求还相距甚远，还需要我们再加把劲、努把力，通过学习，正确领会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本质和内容措施，准确把握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方法步骤，切实把领导干部和党员教干的思想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把领导干部和党员教干的行动一致到学校党委的要求安排上来，做到思想统一、步调一致，扎实推进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有序开展，取得实效。在这儿，结合工作实际和个人的一点学习体会，我想就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谈几点认识。

一、充分认识反腐倡廉建设工作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增强开展反腐倡廉建设工作的信心。

改革开放30年来，党和政府做了大量的反腐倡廉建设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的腐败程度的演变趋势趋于好转，而不是继续恶化。从人民的满意度来看，据中纪委连续8年进行的随机抽样，直接入户的党风廉政建设问卷调查结果统计，20*年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满意度第一次超过了半数，达到了51.95%，而19*年满意度仅为32.8%；2220*年3-5月中纪委在全国21个省、区、市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69.36%的受访群众认为，腐败现象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74.44%的群众对反腐败斗争成效表示认可，68.86%的群众对逐步遏制和克服腐败现象抱有信心。这三个指标比19*年的调查结果分别高出13个、12个和10个百分点。但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当前腐败仍然处于高发、易发的时期，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仍然处于激烈的交锋阶段。一是腐败案件呈现向高层蔓延的势头，大案要案不断出现。在受到查处的案件中，涉案人员已经从县处级以下的基层官员开始向厅局级、省部级官员发转，高层官员的腐败已经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腐败现象。仅20*年就公开报道了13名省部级官员的腐败案件。涉案金额不断攀升，由原来的几万元、几十万元升至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乃至亿元人民币。刚刚被引渡回国的原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腐败案件的涉案金额高达4.87亿元。据20*年9月的全国检察机关境外追逃工作会议初步核实，外逃贪官涉及款项1000万元以上者占92%，涉及1亿元以上者有430多人，涉及10亿元以上者有27人。24二是国有企业是腐败犯罪的重灾区。国有企业“穷庙富方丈”的现象大量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现象严重，成为外逃资本的重要来源；涉及走私、骗取出口退税的腐败发案率较高。三是基层的各类“身边腐败”、“微小腐败”、“隐性腐败”和“灰色腐败”的治理还没有取得真正实效。四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腐败分子作案手法更加隐蔽，腐败分子得手后携巨款外逃，加大了追捕腐败分子的难度。近几年有大约1万多名贪官携带数千亿人民币逃到境外。五是西方敌对势力利用“和平演变”手法，对我实施“西化”和“分化”战略，他们渗透和破坏的手段之一就是利用腐败问题大做文章，夸大其词、蛊惑人心，蓄意诋毁，还雇用“”撰写反华文章，研发网络穿透工具，在我国境内互联网张贴，造谣惑众，攻击我党治理不了腐败问题，等等。随着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外商为了抢占中国巨大的商业市场，“腐败方式”是一种“常用武器”，而资金、技术以及商品质量都暂时还不如外商的“内商”，为了保持它原有的市场份额，为了它的“自我生存”，也会使用腐败方式进行“自我保护”。这就意味着“入世”这一潜在的诱发腐败的因素还在起作用，如果措施不当，很有可能发生新一轮的腐败高峰。针对以上，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的腐败现状有清醒的认识，在20*年2月中纪委第二次全会发表讲话时指出：“现在一些腐败仍然比较突出，导致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仍然是繁重的。”这就是被称为“三个仍然”的论断。我们认为，的论断比较符合中国目前反腐败状况。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确做了大量的反腐倡廉建设工作，那么，还有什么不利因素制约着中国的反腐斗争呢？我们认为，还有下列不利因素影响着中国的反腐斗争：

一是基本国情的实际和国内发展的不平衡性。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也是中国最大的实际，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过了3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这种发展出给国内带来更大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表现在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职业的社会差别，而且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居民身份的“两种制度”，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城乡居民公共服务水平过于悬殊，这就意味着反腐工作面临两种不同的社会体制，这给反腐败斗争带来了复杂性。二是中国当前正经历着四个相关联，相互影响的转轨过程。即其一是经济体制转轨；其二是社会转轨；其三是政治体制转轨；其四是开放转轨。这四种转轨过程必然导致新的腐败形式的出现，新旧价值观念的转换和冲突势必持续下去，从思想教育角度控制腐败还处于软弱状态。三是反腐的制度建设仍需加强，虽然我们做了大量的立法建制工作，但腐败问题仍然没有彻底根铲，许多廉政法律和科学制度还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有些制度本身还不完善，落实情况也不理想。因此，今后提高立法质量，还要加强制度措施的落实。四是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派监督及专门机构的监督还不够有力。另外，与国际反腐败合作刚刚起步，但远远不够。虽然中国反腐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中国还远远没有实现清廉、高效的政治目标，必须立足反腐斗争的长期性。目前对反腐倡廉的忽视和放松都可能导致腐败的反弹，由于上述不利因素的存在，那种抱着反腐败工作“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二、克服不利因素，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实效性和法制化水平

反腐工作的复杂性决定了反腐倡廉工作的艰巨性、长期性。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我们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自觉于党的反腐倡廉的建设工作，并结合自身的政治素养进行力所能及的对策研究，并提出一些建议。应该说，我们这些在高校工作的同志们有这方面的理论和研究优势。

第一，要创新工作思路，完善工作机制，破解工作难题，坚持做到“四个结合”。以更好的精神状态，扎实有效的工作，把惩防体系建设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一是要坚持惩治腐败与预防腐败结合，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惩治，任何时候都要重视预防工作；二是要坚持内部制约与外部监控相结合。既要完善内控机制，加强对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又要加强外部监控，实施有效的针对性的管理。三是坚持硬约束与软约束相结合，发挥法制和德治两把利剑的作用。四是总结研究新情况、新经验与创新新思路相结合，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新理念，新方法，新传统。针对国内各地、各行业发展的不平衡性，要深入工作实际的第一线，调查研究，找出容易产生腐败的根源，制订出推进惩治和预防的具体方案、对措、制度。

第二、筑起思想道德的第一防线，落实“重在建设”的要求。党的*以来，党中央审时度势，科学判断，同志明确提出了“能够坚决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具体体现，能够有效预防腐败更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的重要论断，*报告在反腐倡廉建设上又提出了“一个坚持”、“三个更加”的总体要求。我们必须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努力抓好“重在建设”，从而不断认识和把握规律。以建设性的思路，建设性的举措，建设性的方法，推进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基础，要把构建的体系落到实处，将惩防并举的要求体现在有关改革措施政策规定之中。有效地做到存利去弊，决策完善，未雨绸缪，预防在先，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要始终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突出大案、要案查办的组织协调，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建立健全办案的组织机构和协调机制，形成规范有序的组织协调的运作方式，有计划有步骤的完成各项任务。“重在建设”，还在于建立和完善齐抓共管的责任机制、建立和完善纠建并举的预防机制、建立和完善群众广泛参与的监督机制、建立和完善治本的创新机制，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政风行风建设和民主评议工作；“重在建设”就是要加强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实际情况，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调研的科学性和时效性，突出地方和部门特色，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体地位和以人为本的理念，使我国反腐倡廉的法规制度建设具有民族的、时代的、实践的中国特色。

第三、坚持统筹推进，系统治理，突出重点，分类指导的原则，全面落实和贯彻《实施纲要》、《工作规划》。为此，要把改革的推动力、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惩治的威慑力结合起来。教育、制度、监督、改革、纠风、惩处等六项既是惩防体系的关键环节，又是支撑点。《工作规划》通篇考虑六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互相依存、互相配套、互相促进；阐述了六者在惩防体系中的重要意义和不可忽视的作用；强调了六者只有统一在反腐倡廉的全过程，惩防体系才能形成，反腐倡廉水平才有新提高，反腐倡廉法制化才能不断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才能更加有效，预防腐败的综合效应才能进一步增强克服单打一的片面倾向。为此，一是要明确建立惩防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必须立足当前，考虑长远，既要有战备思考，又要有策略要求，要树立常备不怠的作战准备；二是要把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整合起来，把六者整体推进，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既要注意党内力量，又要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党政齐抓共管，纪检部门组织协调、职能部门各负其责，组织广大群众参与，形成一个反腐倡廉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合力；三是重点抓好领导干部特别是班子“一把手”的清正廉洁，要以规范和制约权力为核心，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最大限度地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败产生的条件和机会。切实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保证各级领导干部干干净净办事，清清白白做人。四是分类指导，就是要积极引导各部门结合各自的职能、业务特点是，找准部门和行业党风政风方面存在问题的源头，有针对性地研究提出预防和治理的举措，按照《工作规划》要求，认真抓好落实，抓住重点，扭住关键，力求在本领域、本行业反腐倡廉上有新的突破和发展。

第四、强化“基础秩序”，树立对腐败“零容忍度”的新理念，进一步完善法规制度和监督机制。强化“基础秩序”的提法，是从反腐败斗争的实践中得出的。2007年3月23日，孙立平先生在《中国青年报》上著文，大力呼吁：“重建社会基础秩序”，文章披露了湖南省楼底警方捕获巨贪腐败分子煤矿老板康建国，从一个秘密账本中发现了官煤勾结的黑幕；文章还披露了兰州“首富”张国芳被有关部门实施强制后，进一步暴露兰州市委内众多腐败官员相继落马的事实。腐败问题的特点在于隐秘性，上述腐败问题的暴露，都是由于某些偶然因素。否则，只能是“天不知、地不知、只有你和我知”。破解这种隐秘性，一是靠现代的侦查和刑侦技术；二是使这种隐秘性失去存在的可能。在常规治理中后者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关键又在于基础制度和秩序。其实，制度的运行是嵌入基础秩序中的。那么，“什么是基础秩序”呢？它应当包括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道德秩序，二是信用结构，三是基础制度。因此，我们一定要夯实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已之心，诚实守信，虚功实做，不图虚名，求真务实，进一步完善已制订的各项制度。妥善引导，在全社会形成“知法、懂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树立对“腐败零容忍度”的理念，是学习香港反腐的经验。2007年9月有17日《新京报》刊登陈创东的文章，介绍香港廉政公署反腐经验，得益于“零容忍度”这个鲜明的理念。文章借国家预防腐败局近日挂牌成立之际，提出就应叫响“腐败零容忍度”的口号。笔者认为这个“理念”应当家喻户晓，帮助民众从生活小事做起，从身边出发，逐步树立起“不支持腐败，不宽容腐败，拒绝与腐败合作”的鲜明立场，让腐败不留死角，成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样久而久之地推动，我们就会拥有风清月白的社会廉洁。

当前，反贪使命任重道远，反腐的法制化建设虽有加强，但还有许多规章制度不够完善，《反腐败法》、《反洗钱法》等还未出台，与国际反腐败组织的合作交流仅仅开始，还有许多工作亟待改善。

政务公开是腐败的天敌，信息透明是反腐倡廉的主要环节。从政治学、经济学、信息学层面分析，腐败产生的结构性根源是两个“不对称性”。一方面信息不对称性，腐败是一个秘密行动，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腐败的机会和可能性就越高；二是权力不对称性，腐败是一个滥用权力的行为，权力不对称程度越高，或者权力不受制约性越低，腐败的机会和可能性就越高。著名专家胡鞍钢教授提出：“中国反腐亟须针对上述两个不对称性进行制度建设；一是更加透明，就是要将所有涉及到公众的信息、公共利益信息、公共服务信息等全部披露；二是加强监督。”中纪委副书记刘锡荣在重庆市“党风廉政建设形势报告会”上谈到对官员的监督存在的问题时，说过这一番话，他说：“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我们认为，这段话既形象，也符合实际，也是对各地监督存在问题的最好注解。因此，我们一定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实施纲要》和《工作规划》在监督内容上，强调了四个方面的监督，在监督形式上突出了加强巡视工作和纪检监察机关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提出了必须始终以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对权力行使的监督，一定要落实必须始终以发挥各监督主体的作用为抓手的制约监督，把党内监督、国家专门机构监督、派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监督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监督的整体合力与效能，交出一份让党和人民满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