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局反腐倡廉工作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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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六届四次全会部署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解放思想、激发活力、创业富民、创新强市”大讨论大实践活动，这是市委坚持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总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和省市党代会精神，全力实施“增强三力、奋力崛起”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生态型滨湖大城市的重要举措。积极参与大讨论大实践活动，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不断创新，作为纪检监察机关责无旁贷。下面我结合学书记在中央党校讲话中有关反腐倡廉的重要论述，就落实“三个更加”，推动反腐倡廉工作不断创新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更加注重治本，推动反腐倡廉工作思路创新。

如何正确处理治标与治本的关系既是一个事关反腐倡廉工作方针的重大问题，也是确保反腐倡廉工作取得成效的思路问题。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方针和思路也在不断调整、创新、发展。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比较侧重于治标，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打”斗争，严厉惩处了一批贪污受贿等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腐败案件，腐败现象一度得到有效的控制。随后，由于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的经济模式由单一制的计划经济向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双轨制”商品经济模式逐步转变，经济购销活动中的“权力寻租”现象异常活跃，腐败现象出现回潮和反弹。为此，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了更为严厉的刑罚，1989年“两高”通告限期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投案自首，掀起了又一轮“严打”高潮。然而，一味地依靠“严打”斗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威慑腐败分子，“吓阻”了腐败行为，但由于原先一些滋长腐败现象的体制机制性的矛盾和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而且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推进，一些新问题又在不断产生，腐败现象反呈蔓延趋势，从购销领域又不断向工程建设、企业转制、土地等资源出让、资本市场、行政管理、组织人事管理等新领域延伸。这使中央认识到仅仅依靠“严打”这种治标措施，难于从根本上遏制和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1998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反腐败工作方针，200*年党的*进一步将这一方针发展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使之更科学、更全面。实践证明，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思路上，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现在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现实，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间法制、体制、机制不完善的问题也将长期存在，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适应形势发展要求，不断创新发展反腐倡廉工作思路，才能不断推进反腐倡廉工作取得实效。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完全符合反腐倡廉工作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对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思路的新定位。更加注重治本，就是要求我们的工作思路要从只治标不治本、重治标轻治本，向既治标又治本、重治标更重治本的转变，实现反腐倡廉工作思路的大转折、大创新，努力拓展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的新领域，紧紧抓住重点领域、重点部位、重点岗位、重点环节，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加大治本力度，最大程度地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遏制腐败现象发生。

二、更加注重预防，推动反腐倡廉工作方法创新。

惩处和预防，是反腐倡廉工作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如前文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腐败行为的惩处不可谓不严、不可谓不重，但为什么反腐倡廉的形势依然严峻，涉案金额越来越大，干部级别越来越高？可见严刑峻法并未起到有效遏制腐败的作用。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中国历代皇朝并非不重视官吏的腐败，明代对官吏的腐败的制裁是最为严酷的，剥皮实草、抽肠刷洗、灭九族，无所不用其极，但结果如何？“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俯拾即是。18世纪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有一句名言，他说：“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即使刑罚是有节制的，它的确定性也比联系着一线不受处罚希望的可怕刑罚所造成的恐惧更令人印象深刻。”可见，我们对腐败的惩处虽然十分严厉，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种严厉惩处的必定性上。由于我们对整个社会现金流管理缺乏严格的管制，对官员个人财产的监管并未形成有效的制度，以及其它一些因素，导致一些贪污受贿行为很难及时得到发现和查处，使一些官员产生一种侥幸。有人用数学的方法列出“贪官查处盖率”：假设有50%的贪官被发现，假设被发现的50%贪官被举报，假设被举报的50%贪官被立案，假设被立案的50%贪官被处理，那么“贪官查处盖率”=0.5×0.5×0.5×0.5=0.0625，也就是说100个贪官只有不到7个被清除。这种计算方法固然不科学，甚至是一种调侃，并不足信，却形象地反映了一些腐败官员的侥幸心态，而现实生活中一些腐败官员的“腐败机会成本为零”的确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仅仅通过严惩腐败来达到遏制腐败，减少腐败，最终消灭腐败的目标。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预防”，是对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方法的一个重要论断，是开展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方法论。更加注重预防，就是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反腐倡廉工作方法的创新，努力探索预防腐败的新路子、新方法，既重视事后严厉惩治腐败在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腐败中的重要作用，更重视发挥事前、事中的预防，把握权力运行的各个关键环节，立足于防、控制于早、消除于小，步步为营、层层设防，最大限度地压缩腐败现象产生的空间。

三、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推动反腐倡廉工作制度创新。

推进反腐倡廉工作法治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因为“法治国”的根本特征就是对公权力的有效监督，而这恰恰是反腐倡廉根本任务所在。当前，我们正在构建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相比较而言，制度更具有根本性。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重视对官员道德教化的国家，“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明教化而善俗，尚德而不尚刑”之类的警句名言繁若星辰。确实，通过廉政教育，可以提高国家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水平，从一定程度上消除一部分人腐败的动机，减少腐败的发生率。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人是有弱点的人”、“人是不断变化的人”，如果体制、机制、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漏洞不解决，客观上可能引起腐败的机会不消除，让官员始终处于一种不断被诱惑的环境之中，又怎能保证他们不“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呢！我们也知道，强化监督，从严惩处腐败十分重要，但仅仅是个案的惩处、个别的监督，不从制度层面分析问题发生的原因，采取有效的措施完善制度，防止类似问题的发生，又怎能防止“前赴后继”这样的故事反复上演呢！当然，强调制度的重要性，既不能认为教育和监督不重要，也不能认为制度建设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只不过是制度建设在预防腐败中更带有根本性，好的制度可以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的机会，“使坏人干不了坏事”。而且，教育和监督本身也需要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把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必将进一步促进反腐倡廉法治化的进程，有效地治理腐败。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就是要求我们在注重发挥反腐倡廉教育、监督作用的同时，更加注重反腐倡廉制度创新，不断完善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努力探索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用制度的力量来有效制衡权力，从根本上降低腐败发生的机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