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农村党支部建设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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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50年来，上海地区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农村可经营性的资产正在重新组合，农村的产业结构正在不断地调整，农村的人口正在向城镇集中，这一切都标志着，上海农村正在向现代化社会迈进。而这一切，对于立足在农村经济基础之上进行活动的农村党支部来说，又产生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使得农村党支部无论在组织设置原则、组织结构与模式，还是在组织管理工作机制等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一、农村资产重组，使农村党支部由按行政村单位设置，向按产权关系设置的方向发展

建国以来，上海地区农村党支部的组织设置几经变化。完成之后，党在农村中的支部，基本上是按照行政村或行政乡为单位设置的。在其后的农业合作化和期间，又分别以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生产大队为单位建立农村党支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体制解体，农村党支部又改为按行政村设置。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化，村级经济逐步由自然、半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但一旦跨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村级规模狭小，整体资源配置不甚理想，其局限性便突出地显露出来。因此，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通过适当行政推动，并借助市场化办法，对农村可经营性的资产实行重新组合。主要形式有：一是富村、强企业兼并穷村。富村、强企业利用自身的经济实力，通过兼并的手段，扶持穷村脱贫。同时，穷村也为富村、强企业提供了可供发展的土地、人力资源。这种兼并虽然带有扶贫的性质，但已包含着资产重组的意义。二是“撤二建一”或“撤三建二”。就是将相邻的两个村并为一个村，或是将三个村并为两个村。这种形式较之前一种形式又进了一步，即村际合并的动因不是为了减少几个薄弱村，而是扩大村级规模，增加村级经济总量，以盘活农村资产。三是建设中心村。即以某个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村为骨干，将附近的几个村合并组建一个新的中心村。由于中心村一般规模较大，再加上以骨干村为龙头，这就使得农村经济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优化配置，从而更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以行政村设置党支部的格局正在逐渐发生变化，而开始出现以产权关系为基础来设置农村党支部的新趋势。

首先，农村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必须以组织资源的优化配置作保证。

要实现农村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产生理想的经济效益，一是要掌握农村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土地、劳力、资金、物资等生产要素的现状，并预测这些生产要素的变动趋势，从而选择合适的模式和途径，做到合理开发与利用经济资源；二是要制定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减少重复投入、盲目投入，使有限的经济资源真正用在刀刃上，以最少的投入、最短的时间和最佳的方式获得农村经济发展的最好效益。而以上这两个方面，都有赖于有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系统来加以具体实施。如果缺乏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系统，则很难为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可靠的组织保证。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村中可经营性的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势必要求农村组织资源同样实行优化配置。农村的组织资源十分丰富，包括农村基层党组织、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共青团组织、妇女组织和民兵组织等。其中，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中最可宝贵的组织资源。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农村基层社会中的第一类组织，是农村其他各种组织的核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归根到底，就是要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如果忽视农村基层党组织这个最可宝贵的组织资源的作用，农村资产运作和经济发展就会丧失强有力的保证。但必须看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基层党组织很强，有的一般，有的甚至处于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而根本无法发挥核心领导作用。而对于那些核心领导作用薄弱的农村基层党组织来说，单靠自身力量又难以解决问题，因此，为适应农村资产重组、经济资源优化配置的要求，以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加强党的工作为原则，合理调整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设置，实现农村组织资源的优化配置，则是势在必行。

其次，以产权关系为纽带，实现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

村际合并、厂村合一本身就是一种重新组合。但这种组合不是原有成分的简单联合，而是在原有框架中引入新的市场机制。因为，村际合并、厂村合一是中国农村走向市场经济进程中的一种产权制度创新。农村资产重组的结果，形成新的产权关系，这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重新设置来说，产生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从具体实践来看，村际合并、厂村合一之后，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以谁为主体来建立新的农村基层党组织。而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根据以下两种情况进行判定：

一是在资产重组中，各投入主体资产量的多寡。一般来说，资产投入量多的主体，应是基层党组织所依托的载体。按照市场化的原则，两个或两个以上投入主体的合并，应进行产权评估，对各投入主体拥有的实际资产值进行具体量化，以确定新的资产归属。但由于目前市场发育尚不成熟，上海地区农村尚处于迈向市场经济的早中期阶段，这种资产重组主要是通过行政推动来实现的，因而对各投入主体的资产值并未作出具体量化。但这并不等于未作任何产权界定，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大体上界定了各投入主体所占的比重，这在富村、强企业兼并穷村以及建设中心村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即都是以经济实力的强弱为依据的。而经济实力的强弱，就反映了投入主体资产量的多寡。因此，以富村、强企业以及骨干村为载体建立新的基层党组织，就体现了在农村资产重组中，基层党组织设置必须根据资产投入量多寡的这一原则。

二是在资产重组中，各投入主体产权营运效率的高低。农村资产重组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产权营运的新机制，即明确产权营运责任，提高产权营运效率，以巩固和扩大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而提高产权营运效率，实现农村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一方面固然取决于农村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又取决于经济资源的合理使用效率，这就需要资产经营主体不仅有较高的经营管理水平和丰富的资产运作经验，而且具有完善的经营机制。一般来说，产权经营机制完善的主体，往往是产权营运效率高的主体。因此，在村际合并、厂村合一的过程中，必须把产权归属于营运效率高的投入主体，并依托产权营运效率高的主体来建立党的基层组织。

投入主体资产量和产权营运效率，实际上就是农村资产重组中产权关系的体现。这就说明，在发展农村市场经济进程中，既然资产重组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打破行政村地域界限，而以产权关系为纽带设置党的基层组织，这种新趋势也是必然的。

再次，以产权关系为纽带设置党的基层组织，体现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五个好”的目标要求。

中共中央在《关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通知》中指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要努力实现“五个好”的目标要求，即：一是建设一个好领导班子，尤其要有一个好书记；二是培养锻炼一支好队伍；三是选准一条发展经济的好路子；四是完善一个好经营体制；五是健全一套好的管理制度。“五个好”的目标要求，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但其中建设好班子和选准一条好路子是重点。

在农村资产重组过程中，以产权关系为纽带来设置党的基层组织，同“五个好”的目标要求是相一致的。首先，无论是村际合并，还是厂村合一，资产投入量为多的主体，无一不是由于那里的领导班子力量比较强，特别是党的支部书记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能够带领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积极引导农民群众走发展市场经济的道路，从而使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资产存量不断增加。因此，以资产投入量多的主体作为建立新的基层党组织的载体，最能体现建设一个好班子的目标要求。其次，产权营运效率高的主体，也必定是经济发展路子好的主体。这些主体往往能够抓住机遇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在一、二、三产业齐头并进的前提下，积极发展村办企业，使村办企业日渐成为农村的主柱产业；往往能够充分利用本地区的资源优势，实现生产布局的区域化；往往能够在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中，坚持集体统一经营的主导地位；往往能够把农村经济引向市场，商品的生产率比较高。正因为这样，依托产权营运效率高的投入主体来建立新的基层党组织，最容易找到一条发展经济的好路子。再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衡量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是否实现“五个好”的目标要求，归根结底，是要看那里的生产力发展了没有，集体经济上去了没有，农民的生活富裕了没有。邓小平曾经指出：“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而资产存量增多和产权营运效率提高，则是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表现。因此，在农村资产重组过程中，以产权关系为纽带来设置党的基层组织，也符合新的历史条件下检验“五个好”目标要求的标准。

二、农村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使农村党支部由一体化逐渐趋向多样化

上海地区农村过去一向以种植粮棉为主，产业结构非常单一。农村改革之初，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率有了较大的提高，因而这一时期农业产值比重仍然较高。1985年后，随着村办企业的崛起，农业产值比重逐步下降，工业产值比重以较快速度上升，第三产业产值缓慢攀升。特别是1992年后，由于确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从而加快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业产值份额继续以较快的速度下降，工业产值份额以更高的速度增长，第三产业的产值份额增长有所加快，这一变化表明上海地区农村产业结构正在向多元化方向迈进。而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设置形式也日趋多样化。

一是使部分党支部的内部结构呈现多元结构状态。在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结构模式下，与单一的产业结构相联系，农村党支部的内部结构也比较单一。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在村级经济内部逐渐产生出新的经济实体，特别是二、三产业的经济实体。为了加强对这些新的经济实体的领导，必须在其中建立起党的组织，从而使农村党支部内部结构，由原来的简单型结构发展为复合型结构；同时，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加速了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而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农村党员分布状况的变化，从加强农村党员的教育管理出发，也必然按照党员的就业岗位，分别建立带有不同产业属性的党组织。于是农村党支部的内部结构，由原来的一元结构演变为多元结构。如全国著名的马桥镇旗忠村，1992年以后加大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力度，不仅第二产业占据主体地位，而且第三产业发展迅速，超过了第一产业。随着产业结构的迅速调整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1993年，村党支部改建为党总支。到1995年，村党总支下属分支部由原来的3个发展到6个。按其所在产业属性划分，第一产业支部1个，第二产业支部2个，第三产业支部2个，另有1个行政性支部。从党员的分布情况看，全村109名在职党员中，行政部门17名，占15.6％；第一产业6名，占5.5％；第二产业48名，占44％；第三产业38名，占34.9％。二、三产业的党员占全村在职党员总数的78.9％。这表明，旗忠村党总支的结构状况同该村产业结构状况是一致的。

产业结构的多元化程度，直接影响到农村党组织结构的多元化程度。一般来说，产业结构多元化程度越高，党组织结构多元化程度越高；产业结构多元化程度越低，党组织结构多元化程度也越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产业结构调整较慢的村，其党组织的内部结构仍然比较单一。

二是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与二、三产业的发展，农村党支部的外在形态也开始发生变化，由单一形态逐渐发展为多种形态。产业结构是农村党支部的物质外壳，产业结构不同，农村党支部的外在形态也就不同。根据产业结构的不同状况，上海地区农村党支部大致有如下几种形态：

第一种是工业主体型支部。这些支部所在的村，村办工业已成为村级经济的支柱产业，工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较高。这一类型支部在上海农村党支部中占有较高的比例。这类党支部领导农村经济工作的方向十分明确，重点放在发展村办工业，以此带动村级经济的全面发展。

第二种是农业主体型支部。这些支部所在的村，以第一产业为主业，积极发展特色农业，走农业规模经营道路，积极推进农业的商品化、专业化、现代化，其第一产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50％以上。这类支部在上海农村党支部中占有相当的数量。农业主体型支部领导经济工作，重点放在发展农业特别是特色农业上。

第三种是企业型支部。近年来，由于经济开发等原因，一部分村的第一产业逐步萎缩以至消失，而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成为村的唯一产业形态，于是，这部分村党支部便转化为企业型的党支部。这类支部目前数量并不多，但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却有增加的趋势。

第四种是混合产业型支部。这些支部的主要特点是，所在村一、二、三产业同时发展，但主体产业的地位尚未形成。混合产业型支部在农村党支部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这类支部在今后发展村级经济过程中，或是继续走三业并举的道路，或是调整本村经济的产业结构，以确立具有优势的主体产业。

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随着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各种形式的新经济组织的大量出现，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党员在不同产业间的流动，农村党支部的结构与模式问题，就突出地显示出来。必须针对组织设置形式中的一些不适应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要求的状况，及时地采取相应的措施，调整党组织的设置，推行多结构，多模式的不平衡战略，允许多种结构、多种模式的农村党支部存在和发展，并改进农村党支部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使农村党支部的组织建设不断得到加强，核心领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三、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使农村党支部从村级地域管理逐步迈向新的区域管理

随着上海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的提高，一个以中心城、重点集镇、一般集镇和中心村组成的城镇体系建设的规划正在开始启动。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而加快小城镇建设，必然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向小城镇集中。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中，又势必推动农村党支部由原来的村域管理走向新的社区管理，使农村的组织管理体制发生了新的变化。

第一，实施社区的管理职能。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中，极大地提高了上海农村城市化的水平。目前，上海郊区非农人口已从1992年的156万人增加到216万人，占郊区总人口的37％，城市化水平处于全国的领先地位。与此同时，在上海郊区陆续崛起了一批现代化城镇。为了适应小城镇建设的要求，并加强新社区的管理工作，在小城镇中普遍建立了居民委员会，这样，原有的农村党支部便转化为城镇居委会党支部，担负起社区的管理职能。

第二，兼具社区管理的职能。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土地被大量开发，农村基本上同土地分离，相当部分的农民已迁居新的居民小区，但村的经济实体依然存在，农民同村之间仍保持着紧密经济关系的地区。在这些地区村党支部的工作机制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即：一方面要领导本村的经济工作，村党支部书记兼任着村实业公司的董事长，具有农村党支部工作职能；另一方面要担负新村社区的管理职责，各行政村成立新村物业管理小组，负责计划生育、民事纠纷、社会治安、卫生绿化、宣传教育、外来人员等管理工作，其中除社会治安、卫生绿化管理属物业管理外，其他几项均为居委会工作内容，因而又具有居民委员会党支部工作职能。这种村党支部，从领导经济工作来说，有别于居委会党支部；从担负新村社区管理工作来说，又有别于一般农村党支部。因此，这是一种介于两者之间，具有双重工作职能的村党支部。

第三，正在探索新的组织管理机制。在大部分地区，农民同土地仍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土地仍是他们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收益仍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即使是迁居城镇的那部分农民，也没有完全脱离土地，他们居住在城镇，种田回农村，离乡不离土。但由此也造成了农民居住区和工作区的分离，以及居住和户籍的分离，给农村组织管理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有的村支书说：现在开会通知不到人，收税收费见不到人，钉“新风户”、“五好家庭”的牌子找不到门。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进一步加强农村组织管理工作，这已成为摆在大多数农村党支部面前的一个新课题。这就要求农村党支部的组织管理工作必须从狭小的村级地域管理逐步走向更广阔的区域管理，以建立和健全农村社区新的组织管理体制。同时要理顺组织关系，按照党员的工作地和实际居住地，加强对党员的组织管理。特别是对那些已迁居城镇的党员，如果是退休党员，则划归当地居委会党支部管理；如果是在职党员，则按其工作单位参加一个支部的活动，从而使党组织能找到党员，党员也能找到党组织。

由于上海地区农村城市化体系是多层次的，即按中心城、重点城镇、一般集镇、中心村的层次有步骤地推进，这就要求农村党支部必须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条件，采取不同的目标，来建立新的管理体制，而决不能采取单一的管理体制。对于不同地区和农村党支部来说，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及时总结经验，逐步完善适合本地区、本层次特点的组织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