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税务战略思考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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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企业“走出去”是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一项发展战略。为适应经济全球化，中国企业“走出去”势在必然。*作为一个经济繁荣的外向型开放城市，近几年企业在境外投资方面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和困难。如何根据境外投资的特点，深入分析其发展中存在的共性和个性问题及其利弊，总结成功经验，进一步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更好地引导企业走出去，成为当前亟待研究的一大课题。

一、*企业“走出去”的现状与特点

自1979年*市承接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明轩”工程率先“走出去”以来，*企业已在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境外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劳务合作业务。从1986年至2005年底，全市累计批准各类境外企业245家，中方累计投资额17677万美元。进入“*”以来，我市的境外投资又出现了新的热潮。到2007年7月，新批境外投资项目79个，项目总投资26091万美元，其中中方对外投资额为17474万美元。*市境外投资采用并购、参股、独资、合资、合营等多种投资方式，涉及资源开采、汽车、建材、机械、研发、咨询、批发、仪器仪表、纺织服装、化学制品、塑料制品、商务服务等等行业，分布在美国、新加坡、以色列、柬埔寨、加拿大、德国、俄罗斯、法国、英国、香港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一）企业“走出去”欲望强烈。自2000年起，*市企业就抓住中国加入WT0机遇，开始积极运筹和实施海外发展战略，境外投资项目在以传统的生产、贸易企业为主的基础上，逐渐扩大到加工贸易、资源开发、参股收购、风险投资、离岸型公司、高科技项目研发等形式。特别是2004年以来，境外投资突飞猛进，*境外投资意向日益增多，行业范围不断扩大，目前汇集的投资信息涉及采矿、冶金、建材、机械、五金、纺织、服装、玻璃、食品加工、房地产、建筑、木材采运等行业，计划投资总额超过15亿美元。

（二）优势民营企业成为投资主体。目前，*有156个境外项目投资主体是民营转制企业。江苏其元集团是一家规模化、多元化、综合化的民营企业，集团专业生产各种高精密焊接钢管、冷轧钢带、API石油输送管、套管及制管设备。2006年经过国家商务部核准，其元集团在埃塞俄比亚开始实施3个投资项目，一个是总投资3亿元、年产50万吨的东方水泥项目，另外两个是首期投资4000万元、年产5万吨的东方镀锌焊管项目和首期投资3200万元、年产5万吨的东方彩钢板项目。2006年底，其元集团结合国家商务部出台的有关规定，拟牵头组织企业联合体，着手创办“埃塞东方工业园”。该项目已得到埃塞俄比亚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以距首都机场30公里处的一块最宽阔的黄金地作为项目用地，并已承诺10个进园项目免征企业所得税。江苏沙钢集团是我市民营企业的排头兵，钢和钢材的产量均名列全国同行第四位。在为保障企业所需原材料供应方面，沙钢集团在资源类“走出去”项目上走在了全市前列。2005年10月1日，沙钢出资2173万澳元与武钢、马钢、唐钢等国内钢厂合作，与澳大利亚BHBP公司合营的威拉拉项目正式运营。2007年3月，震雄铜业集团出资600万元与香港金氏铜业有限公司联合在泰国罗勇工业城设立震雄铜业集团（泰国）公司，注册资本1100万美元。目前，该合资企业主厂房等基础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中，预计年底可正式投入生产。优势民营企业在境外投资办厂既顺应国家政策的变化，也拓展了企业的发展空间，从而迈出了民企国际化的坚实步伐。

（三）投资方式中独资、合资、并购全方位出击。虽然独资、合资、合作等普通投资形式的项目仍然占绝大多数，但也出现了多种新型投资方式，如新中环保全额收购加拿大沃森工公司，爱丽塑料收购英国Eletile—UKLtd55％的股份，丰立集团收购FMG公司700万股权等。沙钢集团联合瑞钢联集团和香港泛亚矿产公司，通过设立香港公司收购了澳大利亚ABM公司90％的股权。从其元集团在埃塞俄比亚连续投资水泥、镀锌焊管、彩钢板项目，以及规划实施东方工业园项目的情况来看，*境外投资正在向批量型的集聚投资方向发展。

（四）项目投资回报较高。至2006年底，沙钢合营(澳大利亚)公司已生产铁矿石692.9万吨，按股权比例销售70万吨，税前利润653.8万澳元，税后利润456.5万澳元。丰立集团认购的FMG700万股股票，认购时标价1澳元／股，股票价格每股0.83澳元，目前己升至每股32.38澳元。波司登羽绒服是首个以自主品牌进入瑞士市场的中国服装品牌，如今已成功进入美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韩国、瑞士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随着进入国际市场的良好开局，波司登公司先后在上海等地设立了4家外贸公司，并分别在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瑞士等国家设立分公司及专卖店。去年经商务部批准，又在俄罗斯太阳城区建设波司登国际友谊公司项目。每值冬季，在纽约、东京、温哥华、巴黎等国际大都市都能看到“波司登”的羽绒服和品牌标志。2006年波司登自营出口和外贸出口额达到2.9亿美元，刷新了年度出口创汇纪录。

二、*市企业“走出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是主动应对目前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破解各类发展难题，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适应新的发展历史阶段的客观需要，也是把握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从总体上看，当前我市企业“走出去”仍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不少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优惠政策衔接脱节。一是目标不清晰。一般而言，优惠的政策导向性必须十分明确，必须紧扣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目标。一旦国家的经济政策目标发生变化，这些税收优惠也应相应调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主要依靠税收优惠政策吸引投资，并向外国投资者提供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时至今日，我国经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税收优惠政策却没有根据经济的变化进行调整，对外投资企业的税负没有减少，对我国基础性产业项目、高新技术产业项目以及国家援外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倾斜不明显，税收优惠与国家的整体发展规划存在不同步的现象。二是优惠手段单一。直接优惠多，间接优惠少。长期以来，我国在税收优惠方式的操作上基本采用的是降低税率、定期减免、再投资退税等直接优惠的措施，而对加速折旧、投资抵免、费用扣除、亏损结转、特别准备金以及延期纳税等方面的间接优惠运用较少，优惠形式单一，这使得政府宏观政策目标难以实现，造成投资结构不合理。与加拿大、德国等一些较为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税收间接优惠政策明显不足，影响了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三是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目前，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除在各税的税法或条例细则中作原则性规定外，一些具体的优惠措施大部分是通过各个分散的行政规章来规定的。这种方式的规范性、整体性和透明度较差，且易造成税收优惠政策政出多门、权大于法、人为任意“优惠”的现象，给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带来极大的缺陷。

（二）境外投资考核机制缺失。长期以来，各级政府比较注重对招商引资的考核，但缺少对“走出去”工作绩效的考核，减弱了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此外，主管部门对“走出去”工作缺少指导和统筹安排，以致有些企业境外投资项目的前期工作有时陷入无人问津、无章可循的尴尬境地和无序状态，延误了项目的正常报批。

（三）“走出去”企业的政策导向不健全。目前，在扶持引导企业境外投资的税收政策方面还缺乏导向性，力度不够。一是扶持重点不突出。目前“走出去”的企业有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投资类型有投资建厂、承包工程、技术设备输出等等，国家税收政策扶持的重点没有突出在前景看好、又有竞争力、有望在国际领域保持领先的项目上。二是宣传导向不明显。到海外投资，首要条件就是对准备投资的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立法与税制的每个环境进行调查和论证，这关系到投资者的回收是否得到保证。从我们调查的情况看，“走出去”企业在海外承揽项目或投资，最需要掌握的是投资国的税收法律、优惠政策，而在国内很难掌握这方面的信息，走出去后又要花大价钱、费长时间请当地国家的律师或会计师进行了解，有时钱花了，但还是事与愿违。目前这方面的宣传和咨询不到位，很难给要“走出去”的企业一个清晰、明确的判断。三是扶持措施不到位，且可操作性不强。如关于鼓励企业开展加工贸易的政策原则性规定多，能真正落实到企业的少，扶持范围也有限。四是政策引导、协调不力。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无海外投资的整体战略和行业规划，也没有明确的产业政策和行业导向。由于对境外投资缺乏统一的协调，各部门、各地区之间以及企业之间各自为政，对外投资随意性大，造成海外重复投资，恶性竞争，影响我国境外投资的整体效益。五是保护措施不完善。在海外投资的保护制度上，缺乏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海外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无法提供充分的保护，使一些投资于政治风险较大国家的企业，如果遭受经济损失而可能得不到补偿。

（四）跨国并购实施难度较大。相对于“绿地投资”方式来说，跨国并购涉及更多的管理技术层面、文化层面甚至政治层面的问题，因而显得更加复杂。对企业而言，主要面临着以下几方面的外部制约和挑战：一是国内缺少并购的法律保障和服务体系。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国内市场也缺乏相应的咨询、担保等中介机构和融资手段。而西方国家已基本形成了相对健全的对外投资法律体系，对外国企业并购本国企业可能引发的垄断等问题也有明确的规定，同时具备高效运行的资本市场、成熟健全的中介组织。二是并购后的整合是企业面临的一个难点。国际上关于并购有一个“七七定律”，指70％并购没有实现期望的商业价值，其中70％的并购失败源于并购后的文化整合问题。现实中，中外双方在文化理念、市场体制、法律体系尤其是劳工法上存在很多差异，这对并购带来重要影响。尤其是欧美、韩国和拉美等地的工会势力很强，对员工解雇限制较严，国内企业往往低估了这方面的力量。因为国外企业怀疑中国企业兼并后的整合管理能力，往往在招投标或拍卖过程中对中国企业更为苛刻。如张家港澳洋集团和江苏格玛斯有限公司拟联合出资325万欧元收购德国格玛斯、捷克SAMETEX两家生产经营企业，如果成功，澳洋集团和江苏格玛斯有限公司的产品可通过德国百年老店的品牌和全球的销售网络进入欧美市场，既可以大幅度提高产品的销售价格和产量，又可以引进国际先进生产技术，提高研发能力。但是最后反而被意大利公司以320万欧元竞拍成功，中国企业失去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三是舆论环境不利于中国企业发展。多年来，低价格、低效率，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中国企业在海外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上的形象，导致有些被并购企业所在国的工会组织、媒体、投资者等对中国企业持怀疑态度和偏见，一些国家的舆论界也经常出现过激的言论或反应。四是某些政治因素掺杂其中。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使境外同行产生了较强的戒心和抵触情绪，甚至在政治上招致了更多的猜忌。一些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资源和高端技术类并购尤其敏感，由此导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受阻或失败的例子并不鲜见。如2004年11月，中国五矿集团意向收购加拿大最大矿业企业诺兰达，遭到了加国家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多伦多星报》发表社论，呼吁联邦政府在处理该案时将政治和政策等因素纳入考虑，有些议员和媒体还借口“人权”和“国企”问题对加政府施压，最终该项目因种种原因而搁浅。沙钢集团通过在香港设立合资公司，间接收购澳大利亚ABM项目也纯属无奈和权宜之举。

（五）境外项目扶持贷款难以落实。国家进出口银行对境外投资项目的贷款政策非常诱人，不但额度大、利息低，而且时间长。企业只要拿出30％投资，就可以获得其余70％本外币贷款。但是从实际操作的情况来看，许多对外投资主体很难找到符合A级以上资质并愿意提供低费用担保的企业，以致再好的信贷扶持政策也难以发挥实效。

三、关于*市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建议

实施“走出去”战略，应着眼于“两个资源”、“两个市场”，提高组织程度，形成地方特色。就*而言，就是要选择切合*实际，围绕*经济发展的热点和难点，通过积极有效的预先作为，促使*企业“走出去”开拓新的发展平台和空间的同时，获得服务地方经济和母体企业发展的双赢局面。

（一）完善税收法律法规，有效管理“走出去”企业。鉴于目前针对“走出去”企业的税收法律法规存在缺陷，为引导“走出去”企业依法经营，有必要对“走出去”企业的税务登记、税款申报缴纳及政策性减免税等做到明确规范，促进“走出去”企业有序管理。一是根据《税收征管法》授予的权限，将“走出去”企业纳入税务登记范畴，并修正现行的《税务登记管理办法》，明确“走出去”企业税务登记的各项规范要求，为税务机关掌握和监控税源、合理配置征管资源、组织税收征管活动提供足够的法律依据。二是修订税款申报缴纳办法。“走出去”企业不在境内，分月或者分季预缴税款难度较大，建议参照《境外所得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暂行办法》修订企业境外所得申报办法，即“在年度终了后30日内，向中国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如所得来源国与中国的纳税年度不一致，年度终了后30日内申报纳税有困难的，可报经中国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在所得来源国的纳税年度终了、结清税款后30日内申报缴税。三是调整政策性减免税方式。对于“走出去”企业来源于境外所得，我们认为不宜实行简单优惠的税率或先征后返等方式，因为这种方式比较容易滋生关联企业间转让定价行为，出现境内利润外流和税款流失等问题。建议采用税基优惠方式，如允许“走出去”企业境外经营亏损在以后纳税年度进行税前抵免等等。

（二）提高专业化水平，规范“走出去”企业税收管理。各级税务机关应加大对“走出去”企业税收管理人员的专业化培训力度，并注重专业人才工作岗位的稳定，以确保“走出去”企业税收管理已有机制和措施得到有效落实。一是加强培训，促进与“走出去”相关人员的税收知识更新。企业“走出去”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方针，“走出去”企业，尤其是大型涉外企业、跨国公司税收管理人才需要多方面的综合知识，各级税务机关应有战略眼光，重点组织对“走出去”企业管理人员进行税收协定的专项培训和政策辅导工作，拓宽专业税收管理人才的培训渠道，加大培训力度，培养实用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二是实行“走出去”企业登记报备制度，及时掌握相关的信息资料。在税收法律法规未明确规范之前，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与外经部门的联系和协调，紧密跟踪“走出去”企业的有关情况和信息，在全面摸底查清有关“走出去”企业基础上，对企业进行登记造册，初步建立起“走出去”企业的基本档案，进一步了解和掌握“走出去”企业与国内母公司、总公司的经营信息和业务状况，并保持与“走出去”企业的经常性联系。同时要求境内企业依法申报境外企业相关的业务收入和经营情况，在适时掌握涉税信息的前提下，一方面适时提供税收服务，一方面强化企业境外所得税征管。三是加强税收情报交换，做好反避税工作。按照国家税务总局的《税收情报交换工作规程》，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积极做好与“走出去”企业投资所在地国家的税收情报交换工作，以防企业滥用税收协定和我国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实施非法避税和偷逃税行为。从而逐步建立起以征管资料为基础、以纳税大户为重点、以审核评估为手段、以核实检查为保证的相互监督的涉外税收反避税机制，确保对“走出去”企业实施正常税收监管。

（三）完善“走出去”信息和政策服务。加大“走出去”专家咨询服务力度，加强对“走出去”国家地区法律、法规和政策的研究，和提供境外市场需求、投资环境、法律法规、等信息。充分利用国家外交资源和商务资源，加强我市对外友好城市、友好组织、海外华侨组织和商会的关系，把握外事交往中的合作机会，更加有效地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构建市场化、社会化、国际化的涉外中介组织支持体系，加强对境外投资分析、咨询、会计、律师等方面的综合配套服务。充分发挥对外投资促进机构的作用，加强与驻外使领馆、商务机构的联系，协调好与国外商会、行业协会等机构的关系，为企业提供专业服务。充分运用我国在世贸组织中的权利和所签订的各种政府间保护合作协定以及各种税收互免、饶让协议，加强双边经贸磋商，减少、排除境外各种贸易投资摩擦，以便“走出去”的企业充分享受税收优惠。

（四）加大对“走出去”的金融支持力度。一是鼓励各类银行加强对海外投资和企业的信贷支持。用好进出口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出口信贷资金，在授信额度范围内，经审批可通过境内母公司提供担保，为境外项目提供融资支持。鼓励我市金融企业积极拓展经常项目的履约保函等业务，推动开办离岸业务的银行努力扩展业务范围。吸引外资金融机构发挥其海外网络优势，为海外经营企业提供融资服务。二是加强对“走出去”企业的外汇支持。境内投资主体进行境外投资，可以使用自有外汇，国内外汇贷款或通过人民币购汇解决。简化内部审批环节，缩短大项目的审批周期。做好境外投资前期共同购汇及汇出服务，对实物投资出口核销进行专业化管理。加强与境外投资相关金融机构的协作，为企业合理使用多种用汇方式提供政策咨询。简化融资性对外担保的管理手续，做好到境外设立特殊目的公司的配套服务。三是加强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合作。积极宣传、引导企业用好出口信用保险，发挥政府对出口信用保险费用的政策效用，提高企业海外投资经营保险比例。鼓励境外投资企业参保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海外投资险，防范征收、战争、汇兑限制以及政府违约等政治风险。对投保海外投资险给予适当保费资助。

（五）调整“重引进”、“轻输出”的招商引资策略。积极开展双向投资的深层合作，探索“走出去”和“引进来”相互结合、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如帮助企业和境外合作伙伴在我市设立合资企业的基础上，通过一段时间的生产经营管理．培养一批外籍技术管理人员，再到境外共同投资生产，促进投资双方理想的合作基础和双赢发展空间的形成。

税收服务与管理固然与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密切相关，但企业能否顺利地、成功地“走出去”，与之关联因素很多，需要方方面面共同努力。当前，*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必须在管理、技术、品牌、人才等多方面打好基础，制定符合自身经营能力、资源条件和市场定位的实施步骤。同时在市场形势瞬息万变、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还必须从实际出发，对既定目标和步骤进行动态跟踪，及时作出调整，以使“走出去”顺利并赢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