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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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报告指出：“理顺分配关系，事关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和积极性的发挥。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既要提倡奉献精神，又要落实分配政策，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我们结合对***报告有关理顺分配关系论述的学习，在20*年开展了“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研究，并于当年11月23日－12月12日，对瑞典和德国的中产阶级状况及其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先后拜访了瑞典社会保障部和斯德哥尔摩省社会保障局，柏林议会和德国工会杜塞尔多夫地区分部。现在，将有关调研收获汇报如下：

一、瑞典和德国是中产阶级队伍相当庞大的国家

1，瑞典的中产阶级

瑞典现有人口887.8万(截至20*年7月)，人口增长率为0.01%，几乎是零增长。劳动年龄人口占65.0%，有570万人，其中450万为就业人口，120万为不在业人口.雇员每周工作5天，全年累计工作1.5万小时；每年享受5周的法定有薪假期，在昼长夜短的夏季，大家纷纷到国内外去旅游。女性平均寿命为82.78岁，男性平均寿命为77.31岁，平均每个家庭有1.8个孩子。20*年瑞典人均GDP为2.54万美元，经济增长率为1.8％，通货膨胀率为2.2％，失业率为4.0％，人口城市化率90%。实行9年一贯制义务免费教育，国民识字率为100%，目前瑞典的大学生入学率为60%。显然，瑞典是一个人类发展指数很高的国家。

瑞典王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保持中立，因此并未受战火破坏，这是瑞典的鲜明个性。这种“中庸之道”的文化个性与其中产阶级队伍的形成不无关系，目前瑞典中产阶级的比重占55%（主观认同率高达80%），是世界上中产阶级队伍最庞大的国家之一。瑞典实行发达的私营工商业与比较完善的国营公共服务部门相结合的“混合经济”，素以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著称。农业较发达，以畜牧业为主，其粮食和畜产品自给有余。耕地只占国土面积的9％，仅有3％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瑞典工业高度发达。森林、铁矿和水力是瑞典的三大自然资源，在此基础上发展并形成了采矿冶金、林业造纸、电力和机械制造四大传统工业体系。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瑞典不断加大研发（R&D）的投入力度，高科技产业得以迅速发展，交通、通讯、医药保健、信息、环保等在世界上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目前，拥有爱立信电讯公司、ABB电气公司、沃尔沃汽车公司、伊莱克斯家电公司等大型跨国企业。工业总产值中，机械占45％、林业加工占21％、化工占11％、食品占10％、矿产占7％、其它占6％。这些构成了瑞典庞大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

20*年，瑞典妇女平均年收入(税前，个人所得税大约平均为30%)为23.5万瑞典克朗(下同)，男性平均年收入为30.5万克朗，妇女为男人收入的77%，原因是一些妇女从事的是非全日制工作。瑞典人均年消费11.08万克朗，85%的家庭拥有小轿车，75%的家庭有电脑，50%的家庭有郊外私人别墅，70%的家庭每年出国度假和旅游。普通瑞典市民心目中的中产阶级是一对父母，一对孩子，人均住房面积80平方米。在瑞典，由于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高，家里只要有一人正式就业(拥有全日制工作)就可以达到中产阶级的水平。瑞典雇主税的税率是33%，这是支撑瑞典福利水平的重要财源。

总之，由于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合理，瑞典没有很穷的人，也没有很富的人。瑞典人均收入水平很高，但是没有多少世界级富豪，至于街上偶尔有乞讨者，大多是吸毒成瘾者。

2，德国的中产阶级

德国目前有人口8240万（截至20*年底），其中有750万外籍人，占人口总数的9％。20*年，德国失业人口为400万；城市化率为80%。德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其经济实力为欧洲魁首。德国34%的就业人员从事出口行业的工作。政府奉行整顿国家财政、减少预算赤字、进行税制改革、刺激个人投资、进一步实行非国有化、减少国家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等政策，使德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同时积极采取措施，推动信息技术的发展并调整经济结构。德国中小企业众多，工业结构布局均衡；农业发达；旅游业、交通运输业繁荣。德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2万美元，其中中产阶级大约占50%(主观认同率为75%)，富人占10%，穷人40%。德国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发育与政党运动有关。目前德国的主要政党有：社会、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自由、民主社会主义党、德国的共产党、共和党等。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是德国促进中产阶级形成的重要措施.德国的教育由联邦和各州共同负责，联邦政府主要负责教育规划和职业教育，并通过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协调全国的教育工作，在中小学教育、高等教育以及成人教育和进修方面，主要立法和行政管理权归属于各州。大、中、小学和职业教育发达，实行12年制的义务教育，公立学校学费全免，教科书等学习用品部分减免。小学学制4-6年，中学学制5-9年。高等学校享有一定自主权，原则上实行自由入学，对部分学科采取名额限制。职业教育实行“双元制”，即职业学校书本知识学习和企业中的实践相结合，成人教育和业余教育普及。教师为终身公职人员，必须受过高等教育。目前德国的大学生入学率为55%。

二，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形成的重要因素

1，有培育中产阶级的思想。从历史上来看，德国哲学团体的作用非常重要。由于这个群体既无力推翻他们的社会，又无经济资源去进行一场工业革命，于是他们倾向于集中精力构造社会的思想体系。在德国中上层阶级知识分子中间，他们对社会进步的必然性和对科学以及经济进步的好处充满信心，并能与官僚制的行政管理和上层社会的责任意识相互结合。他们的这种态度非常普遍，很适合一个有着如此众多文官的德国政府。德国中产阶级思想家的思想，是世界中产阶级产生的火种。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的社会人受这种哲学思想的启示，他们认为自己能够找到一条既不同于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前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的独特道路，他们把这条道路称之为“第三条道路”。其主要特点，就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基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进行改良。

其实，“第三条道路”也有一套缜密的思想体系，它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的等诸方面。在这套缜密的思想体系中，的确有一些新颖、有趣的东西，看起来非左非右，实际上是左右逢源。后来，“第三条道路”还提出了“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这样一些当今社会新规则，力求在权利与义务之间保持新的平衡。它还提出要为新时代再造政府，要使政府与公民社会（社区、私人、自愿部门）结成合作伙伴关系，要培育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这些都对于推动中产阶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瑞典社会人为社民党的“第三条道路”注入了新的内容，实行把市场与社会公正结合起来的政策，并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建立起了令世人称羡的福利国家，成为社民党走“第三条道路”的一个成功样板。可以说，“第三条道路”是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崛起的思想基础。

2，有扩大中产阶级的运动。要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光有思想还不够，还得有相应的运动。首先，是工人运动，特别是白领的运动，向雇主索取部分剩余价值，使得分配相对合理。其次，是政党运动.在争取执政的过程中，不同的政党都会部分地采取工人运动的某些主张，瑞典和德国的工人运动是有效和温和的。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他们的基本要求得到满足，工人运动才开始进入低潮。“第三条道路”的实践，核心就是要扩大中产阶级的比重，建立一个更加融洽的社会。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欧洲社会党是一支引人瞩目的政治力量。是目前能与右翼政党抗衡的最主要的中左翼政治力量代表。**年，一度出现社会党在欧盟15国中的13国成为领导或参与执政的情形，目前则有6个社会党成为领导或参与执政。**年以来，瑞典社民党通过的现行纲领主张“革新”民主社会主义，用在自由平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民伙伴关系的社会，取代在阶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主张以和平的手段对社会进行变革。实现民主自治管理，反对中央过度集权。实行议会制民主，为发展经济愿意同中间党派进行合作。该党主张消除经济权力集中，通过资本积累实行部分集体所有制，将自然资源、信贷机构和个别企业归社会所有或置于社会的控制之下，由全体人民掌握生产的决定权和分配权。瑞典搞了个人投资基金，用法律的形式规定，资本家每一年的利润必须拿出一块交到工人集体的基金会，工人集体的基金会拿这个钱来购买本企业的股份，假如资本家每年有利润，那么工人集体的这个基金会的钱就越来越多，那么购买的股份也就越来越多，到了一定的年限工人集体拥有本企业的股份就会超过第一大资本家，届时工人就可以选一个代表来当董事长，因为这个企业已经是工人集体控股了，这个就叫基金社会主义。现阶段，瑞典加强税收手段，增加国家财政，努力降低预算赤字和国家债务。在社会政策方面，主张实现充分就业，收入公正分配，人人富裕，人人价值平等，每个公民有权民主地影响社会的发展。

3，有铸造中产阶级的制度。首先，“第三条道路”最引人注目的一项内容，便是它实行的“截富济贫”的福利制度。近年来，对颇让西方政治家感到头疼的福利制度改革，“第三条道路”开出的药方也是“折衷”的。他们接受了新右派对福利国家的某些批评，赞同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改革。其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在人力资本上投资，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经济资助。为了更好地体现“不劳动者不得食”，克服由福利制度带来的道德风险，他们提出了使社会保障制度与促进就业结合起来的途径，通过减少不利于工作及创造就业机会的税收及罚款，使劳有所得，提高工作中的公正水准。在提供福利服务上更多地发挥地方和第三部门的作用。社会福利开支也将不再是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与其他机构一起通过合作来提供，从而实现由“福利国家”到“福利社会”的转变。目前德国的大部分民众属于中产阶级，良好的社会福利制度为人民提供了一般性的医疗服务、失业保障以及其他社会需要。其次，在经济方面，“第三条道路”的观点是既不采取自由放任、也不采取国家干预的政策。政府的任务是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发展一种鼓励人们自立而不是依赖税收和福利政策；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使人们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大力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在以科技知识为基础的高新技术产业。

4、中产阶级有教养。“教育，教育，再教育”。瑞典和德国都非常重视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教育和培训是“第三条道路”政治家优先考虑的重中之重。他们把教育投资看成是政府的一项势在必行的任务，是社会再分配的一个重要基础。德国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技术、最好的教育体系以及最有成效的经济体系。二战结束以后，进入大学的德国青年人数成长了三倍，而德国的商学院和技术学校则是全球顶尖。瑞典和德国通过普及高等教育造就了中产阶级的后备军，因而，由此产生的中产阶级是非常有教养的，没有那些富而不贵的现象和毛病。

三，当前瑞典和德国的中产阶级现在也面临一些问题

1、能人反映税负太重。据瑞典中间党派人士介绍，瑞典很有可能减免财产税，礼品税和继承税，以便鼓励富有居民将存在国外的资金调回瑞典银行。瑞典首相佩尔松表示，政府会在20*年4月春天的预算中，考虑是否废除这些税收。报告显示瑞典目前滞留在国外的流动资金大约有5000亿瑞典克朗，合560亿欧元，占瑞典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0%，其主要原因就是为了避税。目前德国经济不景气，社会问题百出，朝野上下怨声载道。随便翻开一份德国报纸，对各类危机的报道充斥版面，除了失业问题、国家债台高筑问题之外，还有教育水平问题、企业破产问题，以及公务员工资待遇问题等等。不少德国人又重新动起移民美、加的旧念。

2、奢侈的社会保障福利待遇进一步降低。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问题与挑战，瑞典和德国既要保存已有的基本福利保障，维护劳工利益，缓和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又要满足资本的要求，防止资本外逃，保持生产的增长和国内就业的增长。这种”两难”的处境迫使政党不得不调整自己的理论和政策。他们深感自己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制度破坏自由、影响生产和社会效率，成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他们在政策制定上也不得不偏向自由主义并日益重视市场这只看不见手的作用。德国施罗德目前准备推行的社会保障福利改革，被视为近10年来规模最大的社会改革。当局已经批准了几项改革措施，包括减少建房补贴、提高对领取养老金者的要求和向医生增收商业税等。在这场改革中，德国中产阶级的利益受损，但社会福利享受者(低收入者)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实际上，他们的某些福利反而增加了。在德国，如果承担养家责任者每月的纯收入低于300欧元，这个家庭就可以申请福利救济。这个数字也根据家庭的规模等因素而变化，对单身母亲和残疾者设置的门槛要低一点。如果救济申请得到批准，申请者还得证明自己已经用光积蓄并且卖掉了比较值钱的物品（比如汽车），然后，政府就会负责你的全部房租、部分电话费以及大部分交通费。目前德国人的救济品仍然包括：所租房子的重新装修费，新游泳裤，慢跑服，避孕套，结婚戒指，每年一件新胸罩，熨斗，橡胶鞋，避孕药，洗衣机，新手表，凉鞋，电视机，足球鞋，睡衣，组织孩子生日聚会的费用，有音乐天才的孩子使用的乐器，拖鞋……甚至还有“伟哥”。即使从这些救济品来看，德国的穷人仍然可以过着浪漫的生活。中产阶级的“奢侈”生活就可想而知。

3，缓解高失业对中产阶级的冲击。

目前，德国中产阶级越来越受到失业队伍扩大的负面此，人们现在还是把缓解失业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总理施罗德20*年年初召集的一个“哈茨委员会”提出的《哈茨方案》上。这一方案的核心任务是把联邦劳工署改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服务性机构。该方案指出，联邦劳工署的战略任务是使劳动力市场和经济政策在各个地区实现有效的结合。劳工署的首要目标是尽快和持续性地使劳动者重新找到工作并预防失业。当前的三项核心任务是协助劳动者寻找工作、为此提供支持、为失业者的生活提供保障。《哈茨方案》是在从原则上承认无法改变目前“劳工贵”、“劳工质量低”现实的前提下，通过改善联邦劳工署的内部运作和组织结构，克服“雇工难”的一种努力。《哈茨方案》的主要内容从20*年1月起得到正式实施。究竟这一方案是否能像最乐观的鼓吹者所描述的那样降低失业人数200万之多，目前朝野各界仍多持怀疑态度。也许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哈茨委员会强烈号召“全国各界的专业人士”联合行动起来，共同为克服失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从而挽救德国中产阶级规模开始缩小的颓势。

四，给我们的启示

党的***报告提出了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蓝图的提出让理论界耳目一新。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社会如何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由此，培育中等收入群体很有必要。特别是通过对瑞典和德国中产阶级的调研，我们对中国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有以下几点新的认识:

1，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是相应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而讲的，它是国内的相对水平，而不是国际的相对水平和绝对水平。目前，国内一部分社会精英群体在这个认识上有明显的误解。

2，中国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农村人口占61%的情况下实现共同富裕，是难以想象的。

3，中等收入群体主要不是看消费水平，比如德国的中产阶级其贷款规模可以是其收入2.5倍;不是主要看财产的多少，而是看可持续的收入能力。

4，虽然中等收入群体结果表现在收入水平上，但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决定因素在于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

5，在企业内部，应该鼓励工人向雇主索取剩余价值，通过三方(政府、工会、雇主协会)协商机制，实现雇主和雇员的社会伙伴关系。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是雇主协会逐渐让步，使得中产阶级规模迅速扩大。

6，税收制度对做大中等收入群体有重要的导向作用，作用原理是“限高，促中，提低”。

7，加强财富转移支付，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且有利于巩固中等收入群体的持久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