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群关系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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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我们党确立了反映人民群众利益的正确政治路线。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多年，是广大人民群众受益最大的**多年，也是党群关系基本上呈良性发展态势的**多年。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体制的转轨，社会利益格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一些社会调节机制和制度效能呈弱化态势，利益冲突不断显性化，直接影响着党与群众的关系，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深入分析新时期社会利益格局重组的特点及对党群关系产生的影响、带来的挑战，对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新时期利益格局变化的主要特点

改革作为一场深刻的革命，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呈现出利益关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带来社会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与变化。

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高度一致的利益格局被逐渐冲破。新的经济成分相继涌现，新兴社会阶层不断发展，导致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工人队伍有了新变化。改革前，我国工人队伍成分单一，主要是国营、集体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中的职工。改革开放以来，大批的、新兴的非公有制企业的员工、乡镇企业职工、进城农民工等成为工人队伍的新成员。二是农民队伍有了新变化。随着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许多农民从繁重的农村劳动中解放出来，成为乡镇企业职工、进城农民工、个体经营者和私营企业主。三是社会分层有了新变化。在社会变革中，出现了一些新兴的社会阶层，如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科技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技术管理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择业者等。多元化利益主体的形成，使“群众”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新时期的党群关系更加复杂化。

利益需求趋向多样化。在过去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人的物质利益主要由集体和国家直接分配和调控，加之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促使人们淡化对利益的追求。经过**多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人们才逐渐抛弃了旧观念、旧传统的束缚，开始接受了具有差异性、个性化的社会价值取向，利益需求逐步趋向于多样化。在市场经济初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受市场运行规律的影响，往往注重的是物质方面的经济利益。在经济上获得较大利益后的普通民众，并不会仅仅满足于物质上的享受，必然会产生政治利益需求，希望通过政治参与、行使权利来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文化利益是人的利益的组成部分，也成为人们利益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利益需求的多样化客观上必然要求表达渠道、沟通渠道的多样化。一旦制度化的利益表达长期得不到满足，暴力或冷漠就成为他们宣泄不满、表达利益的基本方式。

利益分化逐步明显化。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从根本上彻底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僵化的、平均主义的利益格局。当然，要改变原有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在社会利益总量相对确定的情况下，必然要发生利益群体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利益关系此消彼长的冲突。一方面，改革初期掌握知识、资本和权力资源的人日益成为改革的主要收益者，呈现出利益积聚态势；另一方面，在改革初期得到一定利益的社会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利益受损者。这个群体的人数占我国总人数的相当比例，其中包括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农民、城镇下岗及失业人员和生活没有保障的老弱病残者。尤其需要提及的是少数党员干部思想发生嬗变，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疯狂地进行寻租活动，腐败的程度已经发展到体制内的团伙性腐败，成为既得利益者、暴富者。整个社会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使人民群众正在经受利益分化带来的社会心态剧烈动荡和失衡的考验。

二、利益格局的变化对党群关系带来的挑战

首先，党能否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自己的认同感。党群关系发展的过程，就是关系主体之间长期互动的过程。而这对关系主体也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从党的方面来看，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处于一种非常态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客观上使党必须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才能生存。而取得执政地位以后，党员干部队伍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大多数党员干部是建国后参加工作的，他们对党群关系重要性的体验程度是不同的。与此同时，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党存在着脱离群众，疏远群众的危险和可能。邓小平早在**世纪50年代就深刻地指出，执政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大大增加了。从群众的方面来看，革命年代的群众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社会分层并不复杂，并且亲身经历了翻身解放的历史，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对党存在一种深厚的感情，党群关系不成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建国后出生的社会成员已成为群众的主体，而且呈现出主体多元化、需求多样化的特点。他们对党的评价更多的是以执政绩效为标准，更加理性化、功利化了。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如果说政治合法性意味着民众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和支持，那么认同就需要以利益的满足为前提。在这种情况下，党能否有效协调和整合各方面的利益，不断拓宽沟通渠道，使人民群众从过去那种“感恩性”认同转变为利益认同，真正将党看成是代表和维护其根本利益的“自己的党”，就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制约党群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党能否不断增强自身的包容性，提高吸收和同化新生社会阶层的能力。在改革过程中催生出来的新生社会阶层，是党的政策的体现者和见证者。他们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政治、经济、文化的参与能力也相对较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如果对他们长期采取关门态度，这个群体或者是转向其他的政治方向，转而寻求其他的政治和利益表达途径，成为我们党潜在的反对力量；或者是促使他们在党的内部寻找人，为腐败现象的产生提供土壤；或者是通过一些非正常渠道争夺公共权力，这都是我们所不允许的，同时也会失去新生社会阶层对党的认同，损害党群关系。另一方面，党能否将新的社会阶层中的精英分子吸纳到党内来，通过对他们的管理、教育和监督，使他们真正在思想上加入自己的组织，加强党与新生社会阶层的密切联系，也是一个制约党群关系的重要方面。作为执政党，只有广泛认同、密切联系，把新兴社会阶层及时作为自己的社会基础力量，提高自身的吸收同化能力，才能不断增强党的领导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使党群关系的发展有一个好的起点。

再次，党能否有效地防止自身内部出现既得利益集团。党内既得利益者的存在，社会成员利益分化的加剧、贫富差距的悬殊，也对党群关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理，党不能有独立于群众之外的特殊利益，党内绝不能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在这方面，苏共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1935年访问过苏联的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在他的日记中就深有感慨地写道，苏联已经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并深深地担忧着苏联党和人民群众之间会出现“危险的紧张关系”。苏共的失败归根到底是党群关系的失败。事实上，随着执政地位的获得，党手中掌握了权力，而权力本源于权利，最终源于利益。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权力的消极因素便会膨胀，加之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条件所形成的不合理、不科学的体制和机制，不但把官僚主义等不良风气带入了党内，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并存在朝着集团化发展的危险趋势。而既得利益集团是以损害、挤占其他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利益为前提的，严重影响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社会贫富差距的悬殊，利益分配的失衡，会极大地削弱党的执政权威，影响社会稳定，恶化党群关系。如何在保证效率、不断增加经济总量的前提下，有效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遏制党内既得利益者的发展，是新时期党群关系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