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案件居高不下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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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部门统计，**年以来，全国共处分党员干部195万余人，其中省部级干部160余人，地厅级干部5200余人，县处级干部65000余人，成克杰、胡长清、王宝森、程维高、王怀忠、慕绥新等高级别贪官一个接一个受到严厉惩处。然而，一批贪官倒下去，又一批贪官站起来，不仅斩不尽、杀不绝，反而大有越反越多的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一、党风不正，道德失衡。从近年来查办的腐败案件可以发现，很多人放松学习和思想改造，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扭曲，他们曲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屡屡做出违反政策的事情；他们对党章、党规、党纪视而不见，滥用职权、专横跋扈；他们不能正确对待权力，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异化为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以致像“买官卖官”这样的丑恶现象在一些地区不仅盛行，而且习以为常，几乎成为官场定律；他们淡忘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热衷于穿名牌、坐好车、住豪宅；他们不懂得“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道理，心存侥幸，肆无忌惮地去搞腐败；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发生动摇，沉湎于封建迷信和低级趣味之中；他们缺乏道德修养，才会不顾人格，干出追求感官刺激的种种丑恶行为。

二、世风日下，心理失衡。在目前的一些地方，存在着“贪官不臭，清官不香”的怪现象。一些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职位、获得私利的人，被认为是“有能力”、“有门路”；而真心拒贿的人，却被人讥笑为“假正经”、“不合群”，甚至连他们自己因为怕受到打击排挤也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清官”。而对那些被查处的腐败分子，人们往往感叹他们“后台不硬”、“运气不好”。这种“笑廉不笑贪”的不正常心理，被有关专家称之为“腐败的心理预期”。它反映了我们当前社会廉洁氛围在一定程度上的缺失。一些人本来并未打算腐败，但看到周围一些官员因贪污受贿发了财，历经数次反腐行动，不仅毫发未损，反而步步高升。便感到心理极不平衡，于是，便走上了“当官发财”这条路。

三、工资太低，利益失衡。虽然“高薪养廉”的提法并非完全科学，但就目前来看，我们的公务员工资水平相对较低，尤其落后地区更为严重，养家糊口、孩子上学、购物买房等仅靠微薄的工资本来就捉襟见肘，若遇大病小灾则更是难以为继。再加上个别地方长期拖欠公务员的工资，出现自带工资来上班的现象；更为严重的是极个别地方公务员工资“政策打白条”，出现工资福利政策执行不到位的现象，让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公务员雪上加霜。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人的尊严很难不丧失在一念之间。

四、防范不周，监督乏力。目前，党内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的力度及其微弱，造成贪官有机可乘。首先，我们在指导思想上长期把各级干部当作“正人君子”，对于他们的腐败疏于防范，同时又主要依靠领导干部来防范和监督普通干部，致使国家公职人员实施腐败行为较少受到严密的监督和制约，腐败行为屡屡轻而易举得手。就像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近50名公安干警，我们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他们竟然堕落到与站内行窃的扒手沆瀣一气、成为小偷的保护神的地步，就像我们轻易也不会把党的领导干部想像为腐败分子一样。其次，对领导干部腐败行为的防范还存在着程序大于实体（实质）内容的现象。这套体系存在的最大缺陷就是重程序而轻实体，一些领导干部在实施腐败行为的过程中就是利用程序上的合法来掩盖实际上的非法行为。比如说近年来建设领域发生的一些腐败行为，就是完全按照建设工程招投标规范并利用这一规范程序完成的。还有一些用人上的腐败，对正直干部的打击排挤等，很多也是合乎程序的，而实际上掩盖的是权钱交易、利益争夺等腐败行为。另外还有的实体法律、政策制度等被大量悬空或虚置，根本得不到有效贯彻落实，很难起到制约腐败的作用。至于大多数领导干部收支明显不符的高消费等腐败行为，因为缺乏处罚程序而长期得不到处理，甚至有合理合法化的趋势。再次，防范体系单一。目前对干部腐败行为的监督防范主要依靠上级领导和专门部门，由于任人惟亲使得上下级之间更多的是利益共享关系而非监督与被监督之间的关系。有的虽然不是利益共同体，但因腐败分子善于伪装，腐败行为具有较强的隐蔽性而长期不被发现。至于专门部门的监督防范更是因为与有关部门、单位缺乏直接联系而形同虚设，对案件的查处也往往因为群众举报或其他偶然因素引起，并且只能事后处理而不是事前防范。同时在腐败犯罪日益“组织化”和“网络化”的新形势下，专门部门反腐败斗争本身也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其自身也缺乏反腐败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缺少同腐败分子展开殊死决战的信心和勇气。而作为“屋漏在上，下必知之”的人民群众，虽对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有着切身感受，但由于害怕打击报复或对反腐败斗争缺乏必胜信心或没有掌握关键证据而不得不长期忍气吞声。所有这些都助长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使其更加胆大妄为。有句顺口溜很形象地说明了党内监督存在的问题：“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不敢”。至于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也都受到多方面的限制，无法起到它们应起的作用。

五、有法不依，执法不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腐败犯罪不能得到及时发现和处理。有专家曾形象地比喻我国查处腐败的情形为“隔墙砸砖头”，也就是说对于腐败分子，我们不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向所有的腐败分子展开攻击，而是采取隔墙抛砖的办法，砸着哪个腐败分子哪个腐败分子倒霉。并且隔墙抛砖也不是完全随机的，总是迹象非常明显的才会被砸。而有后台有背景的被砖头砸着的可能性就很小。二是对揭露出来的腐败案件惩处不严。由于近年来腐败的大面积发生，致使腐败案件的查处标准在一些地方被不断地放宽。远的如厦门远华案，据说5万元以下的腐败案件均免于处理。近的如马德卖官案，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涉案的265名干部只有4人受到处分，其余的毫毛未损，有的依旧做官，有的甚至还被提拔重用。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处理结果，据说是由于涉案干部多，有关部门遇到了难题，如果全部追究，相关市县、部门的正常运行将受到影响，甚至整个干部队伍就垮了。因此，绥化市纪委在报告中提出“贯彻抓大放小、重在整改，宽严相济、区别对待的政策和策略，切实做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端正一方风气。而抓大放小的具体办法就是：受贿、行贿5万元以下的干部不予追究”，而在当地部分干部眼中10万元已经成了行贿受贿的“腐败底线”。这样的一种处理结果，无论是对照同志曾经明确提出的“党内绝不允许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还是同志在中纪委会议上发出的“腐败分子要发现一个查处一个”的号召，抑或是国家的法律法规对于行贿受贿罪的量刑规定而言，都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对腐败犯罪的从宽处理实际上是对腐败的纵容、支持和鼓励，必然使腐败分子更加有恃无恐。部分反贪、监察部门行同虚设，该查不查、该纠不纠；部分法院执法不严，该抓不抓、该杀不杀。明知某人消费与收入明显不符或群众早有议论，有关部门就是不去主动调查，非等有人举报或上级安排才去立案查处。有的腐败分子由于上面有后台或花钱打通关节，就算受到调查，也得不到惩处，反而不了了之；有的甚至还查一次提升一级，如当年的王怀忠。

六、机制缺省，体制失衡。干部的选拔制度和约束机制存在问题。无论是机关进人还是提拔任用，目前尚缺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机制，“靠关系”、“走后门”仍在一定范围广泛存在。按照规定，公务员应当“凡进必考”，但事实上这一规定在很多地方没有得到有效执行，还有的在执行过程中变了味，通过操纵“面试”和“考察”，选用“自己人”或有“关系”、“背景”的人。在此过程中，就免不了有腐败发生。名义上是有群众评议、民主推荐、组织考察、集体研究、任前公示等一系列所谓程序，可真正执行起来，就是“书记”一言堂了，严重缺乏约束机制。马德“买官卖官”案的出现，就是佐证。山西省交通征费稽查局晋中分局党委书记邓军生受贿案，也令人回味。据报道说，邓几乎不能容忍任何一次自费消费，就是老婆治疗近视眼、购买皮大衣等鸡毛蒜皮的花销，他都要想方设法让公家报销。经过长达10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居然把自己变成了当地一个同时犯有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腐败明星。让人不解的是，邓的腐败可以说是在阳光下进行的。整个系统的人都知道他喜欢请人报销个人花销。邓之所以能够通过蚕食把自己炼成腐败明星，由于他生活在一个规范及惯例都对腐败行为格外宽容的氛围里。他周围的人对他的行为虽有不满，但也都用行动默认他用公款报销私人花销的行为。

要预防腐败，我觉得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自律与他律并重。既要切实开展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常思贪欲之害，强化责任伦理和心志伦理精神，自觉做到立党为公、勤政为民，清白为人、廉洁从政。又要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要以保障权力正确使用为核心，健全选人用人机制，制衡人权。规范权力运行机制，制衡事权。改善财务管理机制，制衡财权。健全资产处置机制，制衡物权。探索一把手监督机制，制衡集权。要瞄准领导干部和人财物岗位等重要岗位，关注领导干部工作及职务变迁、逢年过节、喜庆大事等重要时期，聚焦重要人事安排、重要资金安排和重大投资项目等重要事件，把握工程招投标、资产评估、设备采购、经费预决算、质量审验核等重要关口，实施全方位的有效监督，把照章办事和提高办事效率有机结合起来。

二、律己与律他并重。我们党和政府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任何党员干部都不能游离于党组织之外，都要受到党纪国法的约束，必须始终坚持遵守党纪不动摇，始终做到台上台下一个样，对上对下一个样，上班下班一个样，圈内圈外一个样，家里家外一个样，本地外地一个样。要时刻牢记权力就是责任，必须始终坚持一颗钉子一个眼，爱岗敬业，恪尽职守。不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天得过且过；也不能把“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作为行为准则，把为群众办证、盖章和服务看成是对他们的恩惠，全然忽视这本来就是他们应该享有的权利；既不能只拿工资不做事，也不能单凭个人感情和朴素的工作热情乱办事。面对各种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我们也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更不能放纵和包庇，要努力形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良好社会氛围，努力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社会土壤。

三、教育与惩治并重。要建立完善学习教育平台，优化成长环境。要贴近生活、贴近热点、体现岗位职能，突出内容的针对性、形式的生动性和方法的丰富性，牢牢抓住热点难点和疑点，力求广大党员干部的共鸣，提高对宣传内容的把握力。要用身边最生动、最亲切、最感人、最能起激励作用的实例鼓舞和激励职工，举一反三，释疑解难，提醒诫勉，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提高典型的激励力和警示力。既严字当头，又和风细雨，既把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又及时严肃地提示，增强小事小节的提示力。要主题鲜明，形式生动活泼，提高宣传形式的吸引力，确保反腐倡廉学习教育充满生机和活力。同时，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从根本上解决“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的问题。要尽快修改有关法律，将“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量刑尺度，由“最多5年”改为“直至死刑”，以免该罪名成为贪官的“免死牌”。对有关涉嫌腐败的可疑人士要进行长期、高效、不受干涉地跟踪监督和严厉查处，努力形成让腐败分子身败名裂、倾家荡产、追悔莫及的惩治机制。

四、利益与制约并重。要适当提高公务员的薪金水平。让大多数干部靠薪金收入就能维持基本生活，形成“不必贪”、“不愿贪”的局面。当然，欲壑难填的大贪官则另当别论。同时，要规范权力运行机制和干部选任机制，扩大各级领导职务公推直选的氛围，把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有机统一起来，从根本上改变上级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再行也不行的弊端。要加大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力度，努力形成一旦有人违法乱纪，随时就有可能被群众检举、被媒体曝光的社会舆论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