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心理预期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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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地方党委换届的日益临近，各级干部对换届的关注增加、议论增多、期待增高，换届的氛围和气候正逐渐形成。为掌握换届前干部的心理状况和心理预期，了解干部对换届的想法、看法和办法，帮助组织部门和领导同志判断形势、科学决策，中共**市委组织部专门组织了换届前干部心理预期专题调研组，对换届前干部的心理特点和预期进行了相关调查和综合分析。调研范围主要为县、乡两级干部，包括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其他部门单位各个层次，其中县级领导干部111人，县级部门干部347人，乡镇（街道）干部411人。调研形式有三种：一是开展问卷调查。共制作调查问卷1000份，市辖5个区市县各200份，回收有效问卷869份。二是召开座谈会。召开座谈会5个，参加座谈人员86人。三是调查走访乡镇。实地走访乡镇、街道21个，问卷调查346人。

调查表明，当前干部思想状况活跃而复杂，总体良好但仍有个别情绪浮躁，主流积极但也存在一些消极心态。从座谈走访和问卷调查情况看，绝大多数干部对这次换届有正确认识和思想准备，占59.7%的调查对象对这次换届保持一种“顺其自然”的平和心，90.9%认为即将到来的换届对现在的工作没有影响或影响不大，并能安安心心做好本职工作，做到“届期目标打圈圈，年内目标打基础”。但有一些干部对换届不能保持正确的心态，存在“等”——等着组织安排、“拖”——工作得过且过、“说”——整天猜测议论、“跑”——到处勾兑关系、“怕”——担心职位不保等不正常现象，有9.1%的对象认为换届对当前工作带来了较大影响。而在这个总的心理状况下，各级干部对换届的心理预期呈现出多样化、复杂化。

改革预期：期待与担忧并存

此次换届将落实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改革地方党委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系列重大部署，也是这次换届最牵动人心、最吸引眼球的地方。从调查情况看，绝大多数干部对此高度关注并认识端正。一是对改革的主动性持肯定态度，普遍认为这次换届改革是促进发展、适应发展的主动跟进。二是对改革的重要性有充分认识，纷纷认为改革具有积极的、实际的意义，有利于减少和避免党政分工重叠、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和执政水平。三是对改革的实效性寄深切关心，希望改革是破旧与立新的双赢，而不是口号与形式的作秀。在问卷项目中，有55.7%的对象对改革的顺利推行持乐观态度，52.6%的对象表示愿意接受此次改革。当问及如果改革涉及个人利益的问题时，64.4%的对象表示积极服从。

调查也反映出一些干部对此次换届改革的思想认识不够和思想准备不足，暴露出在改革面前的盲从心态和担忧情绪。对这次换届改革的态度，持“消极心态”的占19.5%，“担心改革对自己不利”的占13.3%；面对改革涉及到对个人利益的调整损害时，有14.3%的对象表示“不能接受”，21.4%认为“损伤积极性”。绝大多数干部普遍存在拥护改革与担心被改革的矛盾心理。如在问及“你对这次换届改革最拥护的是什么”时，46.2%的对象选择了“减少领导职数”，远远高于其他选项；而在座谈走访过程中，不少干部担心减少领导职数会“减”到自己头上，对个人的何去何从感到迷茫。这一方面印证了“人是经济人”的命题，表明干部同样具有对利益的积极趋向和对不利的本能规避，我们在强调干部讲服从、讲奉献的同时，同样要关注干部的合理利益诉求；另一方面也凸现出改革对旧有体制的调整和既有利益的打破的固有本质，我们在大力推进改革的同时，应当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的代价，充分考虑被改革对象的承受能力和合适出路，这也是换届对以人为本精神的彰显和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促进。

职位预期：服从与抵触同在

与历次换届相比，此次换届也将会有人事变动和干部调整，不同的是这次干部人事调整是与换届改革的“三减”——减少党委班子职数、减少副书记职数、减少党政分工重叠同步进行的，这就进一步增加了干部上下去留的不确定性，干部对职位的期待比其他期待更加强烈也就不足为怪。从问卷调查情况看，占78.1%的干部对现在的职位满意或比较满意，虽然每个干部对升迁晋级、提拔重用、岗位调整都有自己的想法和打算，但59.0%的干部表示服从组织安排，表现出了党员干部应有的组织观念和大局意识。同时，大多数干部对个人的进退留转能够从容对待，面对“你如何对待在换届中的落选”问题时，占57.7%的干部表示“有思想准备，平和对待”，33.1%表示“努力工作、从新开始”，体现了正确的职位取向和积极的从业心态。

调查中我们明显感到，干部对职位的预期普遍存在“攀高走向”——职位从低向高、职权由小向大，和“择优趋向”——条件由差到好、岗位由劣到优。与此对应，干部对职位调整存在“两种抵触情绪”：职位好的对调整的抵触和职位差的对不调整的抵触。据问卷调查，被调查的县级干部中46.7%愿意“平级交流到市级部门任职”，85.1%的部门干部选择在“部门之间平级交流”，78.9%的乡镇干部希望“从乡镇交流到县级部门任职”；在对待个人的进退留转时，选择“到艰苦环境中去磨炼”的不到2%。在职位的取向问题上，尤其值得关注的有“两类群体”：一类为乡镇领导干部，对干部交流问题反响强烈，普遍要求加大乡镇干部与部门干部的交流力度；一类为乡镇事业干部，对自身出路问题高度关心，纷纷希望通过考录、选举、公选等方式解决身份问题。干部之所以存在上述择业趋向，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官本位”意识在干部中还有牢固市场。“能上不能下”、“能好不能差”、“能官不能民”的心理仍普遍存在。二是“职位差”现象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客观存在。尤其是农村税费改革和乡镇部分事业单位管理权限上收后，乡镇“责任无限大、权利无限小”的矛盾更加突出，乡镇之间、乡镇与部门之间客观上的不平衡加剧了不同职位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对此，不少干部建议，一方面要加强干部思想的“引导”，教育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地位观；另一方面要实现乡镇权利的“回归”，理顺乡镇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做到权责利对等。

民主预期：渴望与焦虑共生

随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加快和公民民主意识的增强，换届工作民主愈来愈成为各级干部关注的焦点和期待的重点。问卷调查显示，占45.2%的对象对今年换届最大的期待是“选人用人公正民主”；关于对换届中扩大党内民主的认识，有49.7%的对象认为“重要”，54.4%认为“应当加强”；在扩大干部工作民主最重要的环节上，占36.1%的对象希望“扩大提名环节的民主，扩大会议推荐范围和差额提名的比例”，35.6%认为应“扩大决策环节的民主，在群众推荐的基础上，由常委会集体研究决定考察人选”，28.4%选择“扩大选举环节的民主，改进候选人介绍的内容和形式，完善选举方法”。由此可见，当前扩大党内民主最重要的体现是扩大换届工作民主，扩大换届工作民主最关键的环节是扩大选人用人民主，干部对换届的关心，实际上是对选人用人的关心，说到底是关心自己能否在一个公正民主的条件下接受组织挑选和参与职位竞争，这无疑是各级组织在换届中应当重视和切实解决的问题之一。

与对民主的积极期待相比，不少干部对换届中民主的推行和实现表露出不同程度的担忧和焦虑。关于对今年换届最担心的问题，占48.6%的对象担心“凭关系、人情用干部”，21.4%担心“缺乏应用的民主和透明”；对于影响换届工作民主的主要因素，选择“组织内定人选”的占60.2%，选择“个别人搞非组织活动拉选票”的占37.2%，选择“一些环节搞暗箱操作”的占47.2%，选择“上级领导打招呼、说人情”的占56.1%，选择“领导个人说了算”的占50.8%。由于对民主的理想期待和现实状况存在反差，干部对个人职位升迁变动的不容乐观，认为“个人职位升迁”靠“人际关系”、“领导意图”的分别占41.4%、40.9%，靠“工作实绩”、“群众公认”和“个人努力”的分别占36.7%、22.8%、20.2%。针对此种状况，不少干部从确保换届工作民主的角度出发，希望重点在“导、管、放”上做好文章。一是制度“导”，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通过换届建立公正民主的用人导向；二是监督“管”，加强对换届工作和选人用人过程的监督，重点监督“一把手”的权力运行情况，防止主要领导个人说了算；三是权利“放”，充分落实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知情权、选择权、监督权和参与权，使群众公认原则真正落地。

年龄预期：坦然与无奈交织

对不同层级的职务设置不同的任职年龄，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行干部年轻化的重要方式。在这次换届中，规范任职年龄界限被作为改革的重点之一，使本来一直被争论的任职年龄问题更加引人关注。从座谈走访和问卷调查情况看，不少干部特别一些年龄偏大的领导干部尽管对任职年龄设置颇有微词，但对因年龄“到点”而面临的职位“淘汰”都有一定的自我预见和心理准备。在问及“当你在这次换届中已没有年龄优势的选择”时，40.7%表示“服从组织安排”，43.2%的对象表示将“站好最后一班岗”，体现出对个人去留的坦然和对党的事业的负责。与此同时，占37.3%的对象把“年纪轻、精力充沛”作为自己在这次换届中具备的优势之一。这进一步说明，在我国现行干部人事制度条件下，年龄已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大龄干部“下”的一道“硬伤”，另一方面是年轻干部“上”的一个“资本”。

与干部任职年龄联系在一起的是干部年轻化，座谈中一些干部对此提出了反向思考，认为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干部年轻化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随着二十多年的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年轻化”问题已基本破题，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儿子辈”领导“老子辈”现象。同时，不少干部也谈到，从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党的领导后继有人的角度出发，仍然要讲干部队伍的整体年轻化，尽管设定任职年龄界限不是最合理的路径，但在没有找到一种有效、科学的方法之前，以年龄划线无疑是不合理中的合理选择、没办法下的有效办法，凸显出一种矛盾和无奈。与此对应，关于对任职年龄设置的看法，有44.7%的对象认为“不科学”，40.0%认为“有必要”，15.3%认为“应取消”。在无法回避的年龄“硬杠”面前，不少干部建议在换届中对任职年龄设置上应实行“三放”：一是年龄标准“放宽”，如今生活条件和医疗水平明显提高，确定“大龄”的标准应体现时代特点，适当调高任职年龄，让更多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大龄干部有干事立业的机会和舞台。二是年龄规定“放活”，在任职年龄上作出原则性、比例性的规定，避免搞“一刀切”。三是年龄因素“放小”，在干部选拔任用上更多地注重品德、能力与实绩，最大限度减少因年龄因素造成干部上与下的不合理。

风险预期：应对与规避两难

在这次专题调研中，我们特别设计了干部对职业风险的预期调查，其结果既在我们判断之中——各级干部风险意识的不断增强，又在我们意料之外——乡镇工作风险的普遍存在与日益加剧。对所选择和从事的职业风险评价，占23.1%的对象认为“太大”，49.0%认为“有一些”；45.7%的对象“经常感到”职业风险的存在，“有时感到”职业风险存在的占40.3%。而在对“乡镇干部”群体的专门调查中，90%以上的对象认为乡镇工作风险“太大”并“经常感到”。面对乡镇工作存在的风险，绝大多数乡镇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感到思想压力大、心理负担重，时刻担心哪一天因风险“变现”而被追究党纪政纪甚至法律责任。一名乡镇党委书记坦言“在乡镇工作是提心吊胆过日子”。为此，在今后岗位选择中，被调查的乡镇干部中66.9%希望“交流到部门工作”，33.6%希望选择“岗位稳定、风险小”的工作。

乡镇工作存在的诸多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工作“风险转嫁”的增多。不少本应由部门承担的风险，往往以属地管理为由转嫁到乡镇。二是工作“风险系数”的加大。一些工作如稳定、安全生产、信访、计划生育等的要求愈来愈高，难度却越来越大，工作中的风险系数也相应增加。三是工作“潜在风险”的显露。在愈来愈强调依法行政、以人为本的背景下，一些过去认为不担风险的事情已逐渐成为风险甚至高风险工作。在问及“你认为职业风险主要来自哪些方面”问题时，选择“工作风险”、“问责追究”、“人情干扰”的分别占49.3%、45.2%、34.9%。而与乡镇工作普遍存在的风险极不相称的是，乡镇干部对风险的应对乏力和无从规避。一名乡镇干部称“乡镇工作风险规避主要是靠运气规避”。究其原因，一是乡镇权责的“错位”，事权的“上收”与责任的“下移”；二是制度建设的“缺位”，责任认定和问责追究制度体系不健全，干部保护制度基本上处于空白；三是履行职责的“失位”，一些干部缺乏工作责任心，使一些本可通过工作努力减少甚至避免的风险因履责不到位而增加。

此次调研，除了对干部的心理状况和心理预期有客观全面的掌握外，我们认为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和作用：一次思想工作的提前做——通过与各级干部特别是乡镇干部的交流沟通，不少干部吐露了心声、袒露了心结，感到“一吐为快”、“一诉了之”，放下了思想包袱，提高了思想认识。一次宣传引导的面对面——调研发现，不少干部包括一些县级干部对这次换届将推行的系列改革知之甚少，我们通过座谈介绍、问卷设计等方式，借机在广大干部中进行了解释宣传，引导干部正确认识和积极对待。一次决策民主的基层行——调研中不少干部对这次调研所彰显的民主精神尤为在意，普遍反映此举在历届换届中鲜见，认为这是党内决策民主的实践和体现，希望更多决策前的广泛调研和集中民意。基于此，我们也深切感到基层对民主的关注和期翼，感到实行民主的紧要和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