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队伍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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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以人才为本，人才资源是国家“第一资源”。总书记在院士大会讲话中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尤其在创新型科技人才。没有一支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作支撑，要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自主创新成为共识、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教育、选拔、培养方式就成了关键的问题。在北京举行的两院院士大会上，院士们就如何为创新型人才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表达了对创新型人才成长的热切期盼。他们说，要从体制机制入手，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真正建设起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去除束缚创新人才成长的条条框框，给创新营造更好的环境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院长裴钢院士指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已经确定了我国的总体科技战略思想，此时，人才的重要性尤其明显。纵观历史，任何一项伟大的成果后面，必然有一批伟大的人才。“科学创新人才有科学创新人才的评价方式，不能与其他的评价方式混同。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创新型人才可能有其特殊的表现方式。能够出很多成果的科学家，活动能力不是很强，但一定是那种比较踏实、具有奉献精神的人。”

八十多岁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院士认为，我国过分培养孩子们的“纸上应对工夫”，过分强调“标准答案”，而对他们的动手能力重视不够，对现象本身的“多元性”考虑得不够，对他们的品德修养重视不够。“今天的中学生、小学生，就是将来的科研人员。引进人才当然是个办法，但更多的人才还是靠我们自己培养，因此，要想把他们培养成创新型的人才，现有的方法需要改革。”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吴国雄院士说，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很多单位一味追求论文的数量，导致不少学生刚读研究生，就一心琢磨着发表文章。“可是依据我的经验，一些影响较大的文章，都是在博士之后才写出来的。我有一个学生，一上研究生就急着写文章。我劝他慢慢来。他有篇文章写了七稿我都没让他通过。直到写到第八稿时，才拿到美国的一家刊物上发表，影响不错。这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觉得应当大胆地把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删除’，给创新营造更好的环境。”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甘子钊院士说：“整个社会提倡竞争当然是正确的，但不能强调过分的、盲目的竞争。现在的年轻人容易着急，一着急就容易想‘同龄人已经怎么怎么了，而我怎么还不行！’我在北大物理系里也说过这话：对外我们强调竞争，对内在某种意义上，我们还得实行‘共产主义原则’，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我接触的很多年轻人，他们科学成就不错，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文章，在国际上也有好的影响，但跟老一辈相比就有差距。老同志可能没有发表过什么好的文章，但是谈对学科的理解，对学科基本知识的掌握，以及对工作的态度，还是有胜过年轻人之处。现在的年轻人，好像火烧屁股似的，干什么都心急火燎，想快速成名，想快速致富，这怎么能行？”

积极探索创新型教育的新途径、新方法，为优秀青年人才成长“铺路搭桥”

发展创新型教育是总书记在院士大会上提出的新要求。著名材料学专家、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张泽院士分析说：“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还是要从教育抓起。我记得有领导同志说过一句话:‘卷子总比条子强’。与其他方法相比，高考是目前能够找到的最公平的解决方案，这个制度对贫困好学的子弟尤其重要。衡量人才总得有一把尺子，关键问题可能不在于高考本身，而在于考试的内容和方法。考什么？这可能是个问题。如果大家都追求书本的死知识，都只知道纸上对答，显然这只会越考越呆板。拿英语作例子，英语最重要的是口语，可是我们的英语教育最重视的却是语法，学习的成果也主要体现在卷子上，结果导致无数人学了十几年英语仍旧不会开口，而当你无法顺畅地交流的时候，你想创新，自然就无从谈起。”

趁着“数理学部”组织院士讨论章程修改的间隙，记者采访了空气动力学专家庄逢甘院士。他说：“有人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动手不够，我就发现也许不是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年轻人很勤奋，很聪明，功底很扎实，实验也做得不少，但就有一点似乎不如人家，那就是提不出问题。提不出问题，自然就无法对问题进行分析，分析能力弱，创新能力就弱。因此，我要对年轻人说，你要勇于提问题，哪怕提错了、提得肤浅，都没关系，只要你敢提问，100个问题总有一个会引发社会持续思考。而所谓的创新，就是率先发现问题，然后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些合理的解释，进而在全社会产生关联反应。”

杨文采院士说，社会要求院士“德才兼备”，其中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希望院士能培养、推荐出好人才。做科研的人，特别是已经功成名就的院士，更应有颗公正的心，勇于承认他人的成果，这样，才可能在名利面前，相对从容。院士也要积极培养新人，甘为人梯，为优秀青年人才的成长“铺路搭桥”。

院士要带头拼搏奉献，勇于创新、支持创新

中国工程院院士裴荣福说：“也许我是从事地质工作、寻找矿产资源的关系，我感觉现在最缺少的是野外实践型人才。地质找矿光凭书本，在教室里凭二加三、三加二的培养模式，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是很难找到地矿的。现在有些博士，一到现场，连究竟是哪个类型的花岗岩都不认得。他们又嫌苦，愿意进研究所，不愿意到野外队，原因与野外工资待遇低、野外工作不容易得到承认有关。我们院士应当出面建议提高野外待遇，让在办公室里干活的人都眼红。只有形成足够庞大的团体，优秀之士的出现概率才可能更高。”6月7日上午，记者到中科院“生命科学与医学学部”的会场，正好院士们在热烈讨论“院士入选标准”问题。来自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匡廷云院士说：“很多人都在问上世纪九十年代袁隆平院士为什么没有当上中科院院士。有人就在那儿胡乱猜测，说是某某资深院士的阻拦之类。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当时的评价体系问题。当时对农学方面的专家，考虑的仍旧是发表的文章量有多少，‘影响因子’有多大等等，可农业是事关全国的大问题，一个农业方面的科学家更应该评价的是他的工作给国家造了多大的福利。今后，院士们要成为‘国家思想库’，农学方面的院士自然要给国家的‘三农’发展提出更多的战略思想。但如果农学方面的院士评选标准不改，将会把更多的优秀农学专家阻挡在中科院院士体系之外。”

中科院物理学家王鼎盛院士说：“我在编《中国物理快报》，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每年最多能收到300篇稿件。现在每年都能收1500篇左右，能发表出来的只有六七百篇。这些来稿中，有学术道德问题的大概占2%左右，比过去有所提高。显然，这跟急功近利、跟不少单位的‘唯论文论’有很大关系。因此，院士们要带头改革这一点：在本单位里形成一种风气：不光看论文的数量，而要看论文的质量；不光看论文的质量，更要看工作的质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陈宜瑜院士说，基金委成立20年来，已经投入了180亿元，这些钱主要的成果，就是培养了一批人才，尤其是高层次的帅才。现在，除了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之外，前几年又推出了一个新的激发人才成长的政策，就是支持“创新团队”，支持一群优秀的青年科学家，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形成一个在国际前沿拼搏的研究团体；同时，针对越来越多获得外籍的科学家回国工作现象，又出台了一项政策，只要他们全时全职在国内唯一受聘单位工作，也可申请杰出青年基金。去年已经支持了10人，今年预计也能支持10人左右。“杰出青年和创新团队的支持成效非常明显；我们正在考虑加强对杰出青年基金的支持强度，过去是1个人4年100万元，可能的话，争取把它提到1个人4年200万元，希望这样能够对培养人才起到很好的作用。”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计算机专家倪光南说：“目前我国已经定出一个策略：应用型创新应当逐步向企业转移。对此我非常支持，因为有数据表明，我国大中型企业有研究中心的只占约25%，进行研究活动的不过占30%。显然，今后越来越多的地方会像深圳那样，90%以上的研发活动都在企业内进行。可现在不少企业的负责人没有创新意识，长此以往，‘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显然只是一句空话。这也提醒我们这些院士，如果可能，应当主动地、爽快地与企业合作，哪怕因此受点委屈，受点伤害，只要对国家创新有益处，我们就应当勇于投身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