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收入状况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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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农民的收入、生活和保障情况究竟如何？影响我区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如何切实有效地增加我区大多数农民的收入？带着这些问题，区政协组成调研组，重点对农民增收问题开展调研。

调研组选择我区东、西、南、北、中（华新、金泽、练塘、赵屯、盈浦街道）五个点为情况采集点，共发放《问卷调查表》913份（回收568份，回收率为62.2%）；召开了由区、镇职能部门，村干部和村民参加的座谈会7次；考察了上海鹤园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通过调查和分析，掌握了较多的信息，形成了如下基本看法：

1、我区农民近几年的收入总体上呈缓增趋势。据统计资料反映，2000年我区农民人均收入增长2.6%，2001年增长4.7%，2002年增长6.2%，2003年增长7.3%。

2、我区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2003年我区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已达到19091元，是农民人均收入6602元的2.89倍。

3、农民收入的平均数不代表大多数。据对回收的调查问卷统计，农民人均收入为4911元，在调查中，对6602元这个平均数，有相当多的农民反映：“实际达不到这个水平。”

4、我区农民的收入差异很大。既有青东和青西之间的地区差异，也有同一地区之间的个体差异。高的年收入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低的收入几千元甚至只有几百元。

5、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已不靠农业。除赵屯和练塘部分农民在农业上的收入占较大比例外，全区农民在农业上的收入比例平均已不到20%。

6、农民的保障水平普遍较低。全区参加农保的农民（退休老人）每月领取的保障金，每人平均为61.6元，最低的镇每人平均不到41元（练塘镇），最高的镇每人平均也仅有123元（徐泾镇）。

此外，隐性失业的农民（富余劳动力）约有4万人；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高；相当部分的农民生活质量较低。

一、当前我区部分农民的收支、生活、保障和生产现状

1、收入、支出。据五个点的问卷调查获知，平均每个家庭为3.4人，劳动力2.4个，承包土地2.22亩（有的只承包土地，有的既承包土地又承包鱼塘），2003年家庭平均收入1.67万元（其中农业收入不到20%）,人均4911元；2003年家庭平均支出1.27万元（生活费4422元，学杂费4016元，医疗费686元,其他费用3576元），结余4000元。被调查农户中有5.7%的农民认为近几年收入“增加”；有32.4%的农民认为收入“略有增加”；有35.7%的农民认为收入“不增加”；有26.2%的农民认为收入“减少”了；有83.6%的农户表示，没有计划（能力）买商品房；有30%的家庭对孩子的学杂费无法承受。

2、家庭生活。被调查农户中，有57.8%的家庭安装了有线电视；有84.2%的家庭安装了电话；有89.8%的家庭用上了液化气；有7.6%的家庭购置了电脑；有62.3%的家庭购买了电冰箱；有19%的家庭安装了空调；生活用水主要以自来水为主的占92.6%；以河水为主的占2.1%；以井水为主的占5.3%。据我们了解，与子女分居的老人，很少有人安装有线电视。他们收入来源少，一年到头省吃俭用，最怕生病花钱。特别是缺少子女关心的部分老人，生活质量很低，有的甚至十分可怜。

3、社会保障。被调查农户中有90%的人参加了“农保”。在医疗保障方面，虽然绝大部分农民都参加了“医保”，但由于保障水平较低，机制不尽完善，只能保小病，对患大病的家庭来说，不能起到保障作用。许多家庭由于经济原因而无法正常就医。在调查中，有12.6%的家庭在家人生病后不上医院，农民普遍反映看不起病。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医生“小病大药方，看病当体检”的治疗方式，对贫困的农民来说，实在是难以承受。

4、生产状况。由于土地分散承包经营，因而农民的生产规模普遍较小，致使多数农民对农业科技态度比较冷漠，不重视采用优良种苗，不了解使用有机肥对农业生态的修复作用，不知道农业措施对有害生物的控制作用。在生产过程中，有20.4%的农户使用的种苗都是自产自用的，只有19%的农户表示愿意参加农业行业协会。

另外，农民普遍对居住地的村干部不太满意，问卷统计的满意率仅为42.1%；对村级财务情况，有68.2%的农民表示不了解；有39.6%的农户认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是增加非农就业。

二、影响我区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

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社会的、历史的、地理的、人文的因素，更与当地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农民的科技文化等综合因素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认为，影响我区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1、高效农业没有形成规模，设施农业难于广泛应用。农业尽管是一个弱质产业，但相对来说也有高效益的产品。如荷兰农业就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在我区，赵屯草莓加西红柿的耕作方式每亩也可产出万元以上的效益，如果用控温、控湿的菇房种植白灵菇，其产出更为可观，每年亩产值可达一、二十万元。然而，高效农业多具“高投入、高风险、高科技”的特点，这三高就是横在高效设施农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是高效设施农业难于广泛应用的关键。政府应引导和帮助农民下大力气抓投入、闯市场、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

2、农民科技文化水平偏低，先进农业技术难于接受。青浦在历史上曾是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地区，目前的农村人口仍然占70%，他们的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青浦总人口的文盲比例仍高达10.4%，文盲率列全市各区县的第二位；高中以上本科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仅有16.9%，本科以上的仅有1%，分别在上海郊区9个区县中排第七、第八位。可想而知，农民的科技文化水平更低。在本次被调查的537份有效问卷中，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9.3%，初中文化程度的占50.8%，高中文化程度的占9.7%，大专文化程度的仅有1人，占0.2%。不提高这些人的科技文化素质，他们将难于接受日新月异的农业科技知识。调查中，多数农民反映对采用优良种苗不重视，有20.4%的农户用的种苗都是自产自用、以粮代种的，对科技部门推广的新技术接受和掌握较慢，即使将来农业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了，农业企业发达了，他们也无法适应新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对他们的新要求。他们将被“边缘化”，本来应该是他们的工作岗位也可能被外来有知识、能吃苦、不计岗位鄙贱的人员所占领。

3、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信息不灵。农业，既有自然风险，又有市场风险。在当前农产品大流通格局下，只有搞产业化经营，不断扩展和延伸农业产业链，才有可能从土地上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然而，我区目前的农业产业化程度并不高。据有关部门统计，具有一定产业规模的农业企业在青浦只有100余个，2003年经青浦区农业产业化领导小组认定的农业龙头企业仅有13家（其中年产值上亿元的龙头企业仅有3家），带动的当地农户数仅有17000户，不足20%。而我们这次调查的农户中，也仅有19%的农户表示愿意参加农业行业协会。可见，青浦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远远不如江浙一带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高。自产自食仍然是我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主流，自产自销仍然是我区农民的主要经营方式。这样千家万户的“提蓝小卖”如何去应对千变万化的市场呢？不是为了产品进市场交换而进行生产和信息不灵通是我区农民的通病，组织化程度不高导致标准化程度低是我区的农产品缺少竞争力的根源，互相排斥、竞相压价是我区农产品效益低下的必然结果。

4、农民占有的资源所形成的产出与农业人口不成比例。从表面上看，农民占有着大量最宝贵的资源---土地。但他们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而且只能使用于生产农产品，其附加值是不可能高的。2003年，我区的农业增加值仅占全区国内生产总值的4.7%，但农业人口却占70%，这么少的农业GDP怎么能满足这么多农业人口的分配需要呢？正如商榻一位农民所说“人均守着一亩田，我们能吃饱肚子就不错了”。在我们的调查中，有39.6%的农户认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是增加非农就业。由此可见，解决“三农”问题要跳出“三农”圈子，增加农民收入不能光在“农”字上找出路。

5、农村富余劳动力难以向二三产业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最根本途径。但现实情况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全国有不少农民工在向我区流动，而我区的大量农民工却在向农村“回流”。据我区国民经济统计报表的数据显示，1997年我区外出农民工有26026人，1999年剩16359人，2002年仅剩7546人，不到1997年的1/3。究其主要原因，一是原先大量的乡镇企业经过市场经济的检验，许多被淘汰出局，剩下的也转制成民营中小企业，使大量的农民工失去了就业岗位；二是我区近几年涌入了大量的既年轻能吃苦又对工钱要价较低的外来民工，从而使我区农民工在上岗就业方面明显缺乏竞争力，不少农民只好“打道回府”，返回农村；三是这几年发展工业和市政道路建设等占去了大量的农村土地，使本来人均土地占有量不多的我区农民，滞留在越来越少的土地上而无法从农村转移出去。

6、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力度小且不稳定，农民吃不到定心丸。农业是弱质产业，是无法与二三产业比直接经济效益的产业。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因此，凡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国家，都会逐步加大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力度。我国发展到今天，应该说有一定能力对农民实现直接补贴，但实际上工业反哺农业已讲了很多年了，却仍然是政策力度小且不稳定。青浦的情况也是如此。一是对农业和农民的补贴不能及时送到农民手中。二是当农业连年减产粮食面临危机时，各级政府都大抓农业，对农业和农民的补贴落实得比较好；而当粮食出现剩余，粮价一路下跌时，农业被撂到了一边，不但不给补贴，连有效的扶持措施都没有。难怪从今年年初开始，各级政府大力扶持粮食生产并出台多项补贴政策后，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但几乎紧接而来的就是农民的询问：“明年还补不补？”可见农民吃不到定心丸，心里还是不踏实的。

7、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造成农民贫困的体制性障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教育、就业、居住、医疗等各个方面享有完全不同的待遇。农民除了当兵提干或上学就业能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外，几乎很少再有其他能改变“农民”这个特殊身份的机会。这不仅使大量的人口因滞留在农村而减缓城市化进程，并且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因得不到国家政策的保障而长期处于被歧视、受贫困的状态。目前，我区农民因大病、长病致贫，因天灾人祸致贫，因年迈体弱致贫，因子女上学致贫的现象比较突出，其根本原因就是由社会保障制度的二元结构造成的。可见，造成农民增收缓慢和生活贫困的真正原因是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其中人为的户籍制度是二元结构的重要特征。目前，上海的人均GDP已超过5000美元，在物质基础上对改革城乡二元结构，“率先在全国推进城乡一体化”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我们为此应积极作些探索，以利于从制度上、从根本上维护农民的长久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