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产业工人社会现状及政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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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工人阶级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其规模不断扩大，构成成分趋于复杂，阶级内部分层化。传统产业中从事密集型体力劳动的工人的社会地位在跌落，在社会分层的等级体系中的地位在下降。

本文以上海的传统产业工人为研究对象，以他们的生存环境为切入点，探讨他们的工作、收入、家庭、社会交往等生活现状，以及各类组织在维护工人权益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从政策的角度提出一些看法。

一、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

按照韦伯的观点，一个阶层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高低主要取决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地位，二是政治地位，三是社会声望。我们从上述三个方面考察了传统产业工人目前的社会地位。

经济收入的多少，无疑是人们社会地位高低的一个重要方面。抽样调查显示，在岗工人的平均收入为1164元，下岗工人为589元。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椐上海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上半年国有单位人均月工资1550元，“三资”及股份制为主的单位职工人均月工资为1725元，企业、事业和机关的职工人均月工资分别为1359元、2093元和2362元。显然，传统产业工人与下岗工人的收入最低。

人们的经济生活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考察家庭收入比考察个人收入更有意义。在岗工人的家庭平均月收入是2851元，下岗者家庭平均月收入是1534元。这样的收入虽能维持生计，但要有所结余难度是很大的。若遇到孩子上大学，或者家人生病等等，其拮据程度可想而知。

收入下降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存在人为的因素？从调查结果看，企业管理者权力的无限扩大且不受约束是导致工人收入下降、工人与管理者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经济体制转型之前，管理者没有调节工人和自己收入的权力，没有解雇、开除工人的权力。经济体制的转型伴随着权力的重新分配。权力重新分配的结果是：管理者的法定权力增加，工人的法定权力萎缩。然而管理者权力的增加并非来自国家法定，而是由社会经济组织规定的，由管理者个人认定的。有些企业管理者任意规定自己的收入和工人的收入，若有反对者，管理者可以运用权力将其解雇、辞退或使其下岗。

调查中有这样一个案例：某装潢公司在改制为股份合作制时，根据原先职务规定了每人可以购买的股份数，工人最多允许购买150股，计15000元，而原先的经理可购买2000股，这样，原先的经理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股份公司的经理，成为股份公司最大的股东，取得了“合法”的权力。于是，在股份公司成立大会上当即宣布，自己的年薪定为24万，副经理的年薪10万。而工人的薪水照旧不变。也就是说，公司原先的经理用权力使自己成为新公司的最大股东和经理，从而在新公司中获得了“合法”的而且是绝对的权力，利用这个权力，他随意地提高了自己的收入。对于管理者的任何决定，工人是不敢轻易提出反对意见的，一旦得罪了管理者，很有可能失去饭碗。他们只能服从。于是，在股东大会一致通过的情况下经理的收入合法化了。

然而，管理者收入的提高伴随的必然是工人收入的降低。股份合作公司成立不久，便接不到生意，开始“效益不佳”了，公司在减员增效的名义下开始解雇工人了。不过，按照公司的说法不叫解雇也不叫辞退，只是公司与工人不再“续签”聘用合同。到1999年上半年，工人差不多都被解聘了，公司却又能接到生意了，效益又“好转”了起来。

与随着产业工人经济地位的跌落和权力的失落相伴随的是社会声望或社会声誉的跌落。这里引用《工人日报》的一篇报道，在贵州省遵义铁合金厂，常常有一些机关、银行、保险公司组织职员们到该厂参观，据说是为了“给职员上一堂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课”。一些领队模样的人竟当着产业工人的面，对参观者说：“看，你们以后若不努力工作，也要被贬来做冶炼工”，产业工人竟然沦为反面教材。

产业工人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工作的？调查结果表明，355％的人“很不满意”现在的工作，101％的人“不大满意”现在的工作；563％的人希望能调动工作；这种态度也反映在他们对子女的未来期望上，高达835％的人不愿意自己的子女重操自己的职业，可见他们已经认同了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是社会低层次的职业。

二、产业工人的社会态度

工人对其现状的不满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不满的焦点在于过低的收入。过低的收入是否会导致对社会的不满，进而出现反抗社会的现象？采用直接询问的调查方式是很难回答这一问题的。然而，我们从收入与不满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关系的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假定对社会不满的具体形式是对官员的高收入不满，那么，不同收入的人是如何看待官员的高收入的？下表是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

表：认同“当官的人应获得高收入”与收入的关系

〖〗家庭平均月收入〖〗个人月收入认同“当官的人应获得高收入”〖〗1004元〖〗426元没有认同“当官的人应获得高收入”〖〗1635元〖〗622元无论是个人收入还是家庭收入，收入低的人更倾向于赞同“当官的人应获得高收入”。

这个问题由于没有在高收入群体中进行过调查，我们无法得出高收入者不认同“当官的人应获得高收入”的结论。但是，可以初步认为低收入并不必然导致人们对社会的不满。也就是说，如果说对社会不满会导致对社会的反抗或抗争，那么，这种反抗也不是由低层阶层引起的。

传统产业工人对自己的境况至多是表示了他们的不满，但不满不一定必然导致抗争或反抗。如果假定收入不满会导致反抗，那么，在我们的样本中，即使以收入最低的下岗者的生活状况看，也远未到非组织起来反抗不可的地步。

但是，难以出现有组织的反抗方式并不意味着不会出现个体形式的抗争方式，事实上，个体形式的抗争方式并不鲜见，然而，个体形式的抗争对象是具体的、特定的，因为他们不满的对象是具体的、特定的。从调查结果看，他们不满的对象大都是本企业的中层或基层管理者，也就是说，大都是与他们发生直接接触的管理者。如果发生抗争，其矛头也是针对这些管理者个人的。

工人平时还是很听话、很温顺的。虽然管理者的管理方式变得简单，粗暴，动辄以“下岗、扣奖”相威胁，甚至不尊重工人的人格，工人内心非常不满，非常气愤，但是，在下岗非常普遍的情况下，只要能保住现在的饭碗，他们都是能够忍受的。很少有抗争的情况出现。抗争大都发生在企业转制的时候，比如，由国有企业转为私人承包，或者改为股份合作制等，焦点问题是工人被迫下岗。其形式有争吵，也有申诉，但更多的是沉默。

保持沉默并不等于没有抗争的意愿。抗争的动机往往不在于自己是否应该下岗，而是管理者为何不下岗，他把企业搞垮了，工人下岗了，而他摇身一变成为私人老板了。有一位已下岗的受访者谈到，她“很想去上诉，很想去揭发”承包幕后的交易，“却苦于没有证据”。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是信任政府的。他们希望的是通过政府来惩办那些蛀空企业的管理者。

能够忍受严格的管理，或者对自己的下岗不去抗争，这与工人对自身的看法和对生活的期望具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的调查对象中，大都年龄偏大，学历偏低，又不具备一技之长，他们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已失去了竞争力。他们自己虽然不喜欢目前的工作，却也不能放弃这份工作，因为在社会上很难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这一群体比较普遍的心态。与管理者比或与其他效益好的单位比，心中很不平衡，但想到自己学历低，没有技术特长，只能承认现实，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他们最担心的是企业倒闭破产，被迫下岗。看到社会上那么多下岗的人，想到自己毕竟还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有一份相对稳定的收入，所以要好好保住这份工作。他们希望就是单位的效益能好一些，自己的工作尽量不要出差错，奖金可以多拿一些，生活可以宽裕一点。安分守己是这一群体的重要特点。

然而，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工作，凭着这份收入是不可能改变目前的生活窘境的。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孩子的未来上，希望孩子将来能考上一所好大学，能有一份好工作，能有一份高收入。他们从本不宽裕的收入中挤出相当一部分供孩子读书，而自己只能节衣缩食。

由于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孩子身上，再加上工作的紧张，他们的生活显得非常忙碌，加上中年人趋于保守的心理特点，生活圈子和交往圈子变得狭窄。过低的收入还使人变得封闭。在调查中发现，收入低于500元的人，与同事和朋友的交往都明显减少。此外，由于强调竞争，单位内的人际关系也显得比较紧张。

狭窄的交往范围，并不融洽的人际关系，再根据他们交谈的内容，关心的问题以及对自身的看法等等，可以认为这一群体的政治意识和政治欲望都是比较薄弱的。

三、基层党组织在维护和保障工人权益中的作用

调查发现，各个企业的基层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在关心职工生活，解决职工困难方面做得都比较好，都组织了各类互助基金、帮困基金；经常上门家访；生活有困难的职工会得到一些数额不等的补助；对生重病的职工，工会组织大家募捐，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工人生活中的后顾之忧。

然而，当工人权益受到侵害时，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却很少能站出来为工人说话，个别的甚至站在管理者的立场上，与管理者成为同一个利益群体。在上述装潢公司的案例中，当公司经理为自己规定年薪24万时，同时也规定了工会主席的年薪10万，相当于副经理的待遇。他们已经成为同一利益群体，不可能站出来为工人说话了。这个单位的支部书记又为工人做了些什么呢？当单位以“亏损”为名开始分批辞退工人时，与工人个别谈话、劝说工人接受辞退的就是这位支部书记。正是在这位支部书记的工作下，工人一个个地下岗了。事实上这位支部书记已经成为管理者权力的分享者、实施者和执行者。该公司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在公司转制时发生的，并不意味着其他企业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从总体上看，目前企业或公司中的各类组织或多或少具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官办色彩强烈，其领导成员大都兼任行政管理职务。如果出现侵害职工权益的现象，他们或多或少都参与了侵??工讲话；第二，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这场“零和游戏”的得益者，利益的因素使这些组织很难成为对管理者进行约束监督的机制和工人利益的表达机制；第三，即使他们想为工人说话，他们也缺乏与管理者抗衡的权力。在企业中大都是厂长经理说了算，工人不听话，可以让其下岗，工会之类组织中的人如果不听话，照样可以让其下岗。

利益和权力的双重限制使他们很难冒牺牲自身利益的风险，将自己置于厂长、经理的对立面去为工人的利益抗争。他们所能做的工作只能是关心职工生活，解决职工生活困难，然而，由于缺乏资金的支持，对职工生活困难的帮助也是非常有限的，每月的最高补助额大都只有几十元。工会之类的组织实际上已不是对管理者权力进行监督约束的组织，却很象一个帮困组织或互助组织。

四、政策上的几点思考

产业工人与贫困群体不同，他们最需要的不是社会救助，而是需要能够维护和保障他们利益的政策与制度。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下述三个方面的问题特别值得重视。

1、保持公平的分配政策，体现初次分配的社会公正。

公平的分配是指人们的工作收入与人们的付出相联系的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技术、资本、管理等要素都有权参与收入分配过程。调查结果显示出人们能够接受知识和技术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却难以接受权力与资本有权参与收入分配的市场经济制度，低估管理和资本在创造价值中的作用，同时高估体力劳动的作用。这一方面说明人们的观念尚待改变。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反思是否存在管理权力滥用的情况。权力应该参与分配过程，但是，权力不应该成为主宰分配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一个企业出现经营亏损，无论亏损的原因是什么，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企业亏损了，管理者的官却照当，薪水照拿，津贴照发，甚至还能升官，没有丝毫的责任；而职工只能领取基本生活费甚至下岗，亏损的责任由工人来承担了。企业破产了，工人的铁饭碗打破了，但是，管理者的银饭碗、金饭碗为什么打破不了？这种情况就是权力主宰了分配，就是一种不公平的分配。

初次分配的领域中的公正或公平是社会公正的基础，是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最直接感受，也是影响他们社会态度的最直接因素。公平与效率不是对立的，分配的公正与公平是促进效率的手段。管理者权力的扩大固然提高了管理者的积极性，然而由权力主宰的不公平分配却扼杀了下层工人的积极性，并且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成为对立面，成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必须承担起维护社会公正的职能。应该通过一定的社会政策和制度约束企业主或雇主的权力。政企分离并不意味着政府对企业撒手不管，对工人责任的免除，当工人利益被侵害、被剥夺的时候，政府应当通过政策法规帮助工人。仅仅依靠企业主、雇主的自律或良心是不可能达到初次分配公正的。在产权体制不清晰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政府的有关政策、制度的约束，无论是承包制还是股份合作制，很难指望管理者像爱护私有财产一样去爱护企业，企业很可能成为他们攫取私人利益的工具，而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工人利益全置于脑后。所以在分配中，出现管理者竭力压低工人工资的情况也就不足为怪了。

2、处理好竞争与保护弱者的关系，保持社会再分配的公正性。

计划经济体制扼制了企业管理者和工人的积极性，导致了企业效率的低下，市场经济的引入激励了人们的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然而，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竞争，竞争的结果将是拉大社会贫富差距，促使社会阶层的分化。竞争在造就成功者的同时，也创造了一大批失败者。鼓励竞争、奖励竞争中的成功者是维系一个社会的创新精神和进取精神必不可少的，同样，保护竞争中的失败者，维护他们的利益也是维系社会稳定必不可少的。那些处于窘境中的工人和下岗者就是竞争中的失败者。政府应该保护他们的利益，不仅是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而是使他们能够分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

经济体制改革本质上是人们之间利益的重新调整。依靠市场的自发调整难以保证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分享。自从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每年都保持在7％或8％以上，而部分工人的收入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并没有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社会反而两极分化加剧。

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政府应通过相应的社会政策来保护弱者的利益。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是有一定区别的。经济政策侧重于经济效益和初次分配领域的事情，社会政策则是侧重于再次分配领域的事情，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公正的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规则。在不同的情形中，公正有不同的形式，在初次分配领域中强调按贡献分配是社会公正的一个方面，而在社会再次分配领域中保护弱者也是社会公正的重要方面。显然，对于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缺一不可。

制定社会政策，实行行政干预，并不意味着对市场经济的否定，而是市场经济充分发育的保证。不应把计划性和市场性看作是对立的两个方面，而应在计划性和市场性中寻求一个平衡点。市场竞争需要一定的规则，政府的干预有助于确定公正的市场规则。计划的目的不是出自于少数权势者垄断市场，而是通过政府以社会政策的形式干预市场，保证市场的公正性，保证社会既有积极向上发展的动力，又不致因过度的无序竞争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

3、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发挥工会在维护工人权益中的作用。

企业中党的基层组织以及工会、职代会等等在帮助职工解决生活困难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然而，要从根本上维护和保障职工的利益，仅仅停留在帮困的层面上是远远不够的，基层党组织、工会等决不应该只是互助意义或帮困意义上的组织，而应该是职工利益的表达机制和诉求机制，是为维护职工利益而对管理权力进行约束的机制。

要确立利益表达与协调关系的机制，使工人能够获得更多的表达利益的合法渠道，能够在事关工人利益的决策中听到工人的声音，依据这些机制能够对管理官员进行监督，包括监督他们的权力行使和他们的收入状况，及时法办渎职官员和贪官污吏。这些职能的履行需要得到政府行政权力的支持，同时，各项社会政策能否落到实处也有赖于这些组织的职能履行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