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政领导一把手管理监督的调研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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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

党政领导“一把手”处在党政领导干部权力运作的核心部位，加强对党政领导“一把手”的管理监督，是新形势下端正党风、遏制腐败的迫切要求，是新形势下党的干部工作所面临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重要课题。

从对党政领导“一把手”典型案例的剖析入手，夹叙夹议地分析问题、探讨对策，是我们在开展“加强党政领导‘一把手’管理监督”课题研究中的一种尝试。这种尝试，走出一般课题研究中“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三段式架构，避免泛泛罗列“问题”、“原因”、“对策”的机械与繁冗，也不求面面俱到的全面与完备，只求能与当前党政领导“一把手”队伍建设的实际能贴的紧些，对干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能剖的深些，对加强党政领导“一把手”管理监督的探讨能实用些。

本课题以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五大精神为指导，通过对党政领导“一把手”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特点、原因、教训的分析和理性思考，结合宁波市“三讲”教育对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工作的剖析反思，对怎样从机制上改进、加强对党政领导班子、“一把手”的考察鉴别、组织配备、教育管理、监督制约，怎样重本治源，铲除治理滋生腐败的因素土壤和消除淡化社会环境中的负面影响，进行了一些粗略、尚不完整的调研和探讨。)

96上半年，随着在浙江鄞县的浙江“华银”、“财开”、“华捷”、“协作”等公司在期货、证券经营中违纪违法造成近2亿元巨额经济损失的事实被逐渐地抖落出来，一批违纪违法干部相继落马。随着查案工作的深入，97年3月9日，有挪用巨额公款和巨额行贿等犯罪嫌疑的原鄞县引发集团董事长、总经理陈银儿从菲律宾被缉拿归案，又一批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被发现。经查处，“华银”包括“引发”等五大公司违纪违法涉案人员达53人，其中：正厅级党员干部1人，副厅级党员干部5人，县处级党员干部3人，乡科级干部16人，有个案，也有窝案和串案，其涉案的人数之多、金额之巨、人员级别之高在宁波都是空前的。令人震惊的是，原宁波市人大副主任，曾任宁波市委常委、鄞县县委书记的范文浩，原宁波市农经委主任，曾任鄞县县委副书记、县长的潘姜成也赫然名列其中。这种在县级党政领导班子中，书记、县长两个“一把手”同时犯罪被挖出的案例，在我市更是空前绝后的。

经查：范文浩*～*年在担任鄞县县委书记期间及以后，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物贿赂折合人民币25万元，其他非法所得20余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开除党籍。

潘姜成*～*年在担任鄞县县长期间及前后，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钱物贿赂折合人民币8.39万元及其它钱物折合人民币2.75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开除党籍。

范文浩，*年出生，高中文化，*年参加工作，年入党。曾历任：盐场工人，建设局测量员，地质队队员，拉丝厂文书、生技课长、计财课长，二轻局机关政工干部、政治处副主任、主任，1年8月起任宁波市二轻局副局长、党组书记、局党委书记(局长)，90年5月任慈溪市(县级市)委书记，92年8月任鄞县县委书记，93年5月任宁波市委常委兼鄞县县委书记和县政协主席，96年4月转任宁波市人大副主任。

潘姜成，1*年出生，大专文化，年入党，*年入伍。1967年起曾历任：农村生产队长，大队书记，公社副书记、书记，农场党委书记，区委书记，年1月起历任鄞县县委常委兼县政法委书记，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常委)，县委副书记，94年5月任县长(县委副书记)，96年10月转任宁波市农经委主任、党委书记。

追踪范文浩、潘姜成两人的个人经历不难看出，他们的出身成长是根红苗正，顺时顺利：较早参加了革命工作，较早入党，长期接受党的教育，在各级党政重要领导岗位上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党和人民也给了他们莫大的荣誉和相应的地位、待遇。但就在他们将为自己的从政“驿站”站好最后一岗、划上较为圆满的句号的关键时期，却被自己疯狂聚敛的钱财所吞没。人们震惊、愤怒，也扼腕痛惜，教训不可谓不深刻。

分析范、潘犯罪的原因，从主观上看，固然是因为范、潘疏于政治理论学习，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党性不纯，思想政治理论素质不高，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大潮中，认识模糊，境界低下，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急剧膨胀，价值观扭曲，从公私不分、是非不辨的肆意吃喝、拉帮结派、弄权专治、逐利媚俗，进而发展到带有明显主观故意性的践踏原则、放纵贪欲、权钱交易、疯狂敛财，终于堕入犯罪的深渊。这些，这些年在年年开展的对党政领导干部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斗争中已多有鞭辟入里的深入剖析，对此，本文不再作为剖析探讨的重点。

但从客观上看，也存在着在整个干部管理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和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在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犯罪中具有很强的典型性、代表性。在开展对范、潘案件的追踪剖析中，我们调阅了范、潘的档案，查阅了范、潘个人及五大公司涉案人员的案审材料，走访了范、潘原任职单位鄞县、慈溪、市二轻企业集团总公司及执纪执法部门的干部群众，通过对范、潘违纪违法犯罪的特点、原因、教训的分析，结合这次全市“三讲”教育对干部教育管理监督工作的剖析和反思，对怎样改进、加强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考察鉴别、组织配备、教育管理、监督制约，怎样重本治源，铲除、治理滋生腐败的因素、土壤和消除、淡化社会环境中的消极不良影响进行了一些粗略、尚不完整的调研和探讨。

一、在干部鉴别上，形成评价导向机制

(一)对重要的素质缺陷怎么看。范、潘的个人经历显示，他们的文化理论素养不高：范是高中，潘是以高小程度直接选调入省委党校二年制大专班毕业的。参加工作的较早和个人早期的较努力，使他们较快地走上了一级级的领导岗位，由于平时忙于工作、应酬，对自身的理论学习、党性修养并不重视，虽也进一些党校学习过，但并未真正静下心来进行一些较为系统扎实的理论学习和严格的党性锤炼。对此，群众看得最真切。慈溪人评价范文浩的理论素质和领导水平是历任慈溪(县)市委书记中最差的，认为范：“文化低些”、“理论功底欠缺”、“讲话表达差些”、“研讨工作有难度”、“提不出新思路”……；而鄞县人评价潘则为：“农民习气重”、“粗”、“文化基础较差”、“理论功底不足”、“思维层次较低”……。如果说政治理论素养不足，目前对于一般的领导工作岗位还难强求一致的话，那末对于“一把手”、或重要领导岗位的干部则是明显的素质缺陷了。由于必备素质的明显欠缺，使得范、潘一是不能正确地把握全局、明辨事非。范在慈溪的某次全市党建工作会议上谈党建工作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原想脱离讲稿小作一下发挥，却未料弄巧成拙、把意思发挥反了，引得台下一片哗然。在慈溪市县、乡科、村三级干部大会上，范也竟口无遮拦地说：“吃喝不算问题，人家叫我我也去吃。”殊料，他自己正是由吃吃喝喝步入深渊的。二是不能正确有效地实施全面领导，搞好两手抓。范担任过局党委书记，两个县(市)的党委书记，却很少考虑全局性、基础性工作，也不重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慈溪、鄞县人谈到范在工作中的不足，多集中在五多五少上：抓经济工作多、抓精神文明少；跑工商企业多、深入农村深入基层少；跑区乡(企业)多、跑市级部门少；平时大小应酬多，做干部思想政治工作少；短期行为多，通盘考虑搞点研究少。范在任二轻局党委书记时，就曾因思想工作没跟上，发生了下属某厂两个厂级干部相互争斗残杀而双双毙命的事件。慈溪市机关党委、监察、审计等部门干部说，范与我们同在一个大院子里近二年，却从未来过本单位。鄞县干部反映：送范审阅的讲稿、文件材料每每一次性就能轻松通过，因为范很少看。待到上大会读讲稿时也常常读别读错，甚至任意更动、不严肃。而鄞县人则一直认为潘姜成“有比较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但他的政治理论素质文化水平与其所担负的工作并不相称。”三是党性不强、淡化自律、知法犯法、执迷不悟。列宁说：“政治上有修养的人是不会贪污的。”范、潘缺乏的正是这种素质。94年前后，范、潘的“仕途”各自达到了顶尖时期，范升任为宁波市委常委，潘升任为县长(县委副书记)，却也正是他俩贪婪之门洞开、开始收受钱物之时。缺乏政治理论修养，使范、潘经受不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开始了表里相背的人格分裂，而且执迷不悟、越走越远。当组织上掌握了范、潘违纪违法事实后，几次找谈，范、潘都拒不承认，与人串供，转移钱财，潘甚至暴跳如雷，失去了主动自首、争取从宽的机会。潘在悔过书中坦陈：“放松了主观世界的改造，学习都是为了教育别人”，懵懂中“认为这些大企业牌子硬、经营好、知名度高，组织上不会去查它、不会出事，因此收下了大额款子和贵重物品”，却低估了党和人民的决心和力量。

没有政治理论上的清醒坚定就难有正确坚定的道德取向和价值判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体制转轨、社会转型、价值多元的磨合时期。如果说，一个不懂经济工作的人不能担任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那末一个不具有一定政治理论素养的人也不能担任各级党政主要和重要领导岗位的工作，这一点应从新提任的领导干部中体现；对现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重要岗位的领导干部，则要在日常教育管理监督中加大对政治理论素养的投入、要求和在考核评价中所占的比重。

(二)对“小节”怎么看。凡熟悉接触过范、潘的人都知道，范、潘在个性上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不拘“小节”。两人都好烟酒、说话随便、拉拉扯扯、讲哥们义气。范在二轻时，就有“土匪”、“烟酒书记”之称，以吃吃喝喝搞亲亲疏疏，在下属近百家企业中营结了一个“好兄好弟好说话”的小圈子。有关部门来考察考核，听取民意，他多从中取人应对，自然是一片“赞美”。甚至还发生过在某次会议上吃吃喝喝死了人，却被范周围的人说圆了过去、不了了之的事。到慈溪后，范公开为吃喝“正名”，热衷于各种吃请请吃，甚至该市二轻系统下面的一个小商店重新开业，范也要去剪彩凑趣，被慈溪人称作“酒糊涂”、“走能人路线”。曾任慈溪县委书记、人大主任的苏××在当时就这样评价范：“长期住空调房、吃会议餐、讲话随便、该严肃时不严肃”。来到富甲一方的鄞县，又升任了市委常委，使范更是有恃无恐地穷吃海喝，与一些老板、“大款”打得火热。人称他“范大哥”，他自谓是“抹桌布”，和谁都讲得拢，并从席间开始了公私不分，权钱交易。对不良居心者的一次次钱物“馈赠”，只要敢送，范就敢收，甚至变相索贿，被鄞县人称作“强盗一样”。是强盗，当然要绳之以法。范最终被自己的“小节”所葬送。同范一样，潘姜成在区乡时，群众对他的好吃好喝、讲哥们义气就多有反映，却都被认作是“小节”。职务的照升，使潘在屡试不爽中屡犯不改，也为一批欲投靠攀附者留下了经营的缝隙。潘则三教九流，什么样的朋友都交。这些人中有乡镇、机关干部，也有所谓的“能人”、“大款”，其中不少人素质很差。他们寻庇逐利于潘的“树荫”下，潘也靠这些人的帮衬鼓噪、摇旗呐喊，在当地形成了一个很有势力很有影响的小圈子。小圈子中，有秘书、县府办主任、副县长等身边人和左右手，也有县财税局长、外经委主任、银行行长等实权实力人物，被当地人称作“鄞县十兄弟”，潘则被“兄弟”们“尊”为“潘大哥”。这些人一起豪吃海喝，一起去京出国，一起参政议政，甚至一起收受聚赌，最后也都一起受惩于党纪国法。从范、潘的不拘“小节”到失节变节这看似偶然实为必然的发展过程，对我们不乏启示：

1、“小节”不小，领导干部没有“小节”。作为党的方针、政策、政令的执行者，各项建设事业的管理者，社会行为的引导者，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本身就有在职业活动、社会生活中处处起好示范表率作用的责任义务，而绝不能以“小节”为由，姿肆言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复杂环境条件下，领导干部廉洁与否，更是关系到党的信誉、形象，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的成败、党的生死存亡。因此，领导干部廉洁与否不是“小节”，而是大节!这些年，我们抓干部的廉洁清正，只所以屡抓不净，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把它当作了“小节”。因为是“小节”，也就削弱了对干部的应有制约力。就“小节”而抓“小节”的结果是使抓“小节”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应有的力度和效果。因此要把廉洁自律与否作为干部思想政治道德品德的重要内容、作为“大节”来抓，考察干部时首先要看他是否廉洁，如不廉洁，那末其它方面的条件再好也不能用。

2、随便不等于随和。无疑，范、潘是从个人行为的过于随便、不拘“小节”开始，最终导致步入了使他们不能再随便的牢狱的。然而在此前的几十年里，他们都对自己的过于随便美之名曰：“随和”、“平易近人”、“联系群众”。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也不乏这种误(故)将随便当随和而终致堕落的例子。随便不等于随和。随和是党的干部在心理上理解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联系群众、作风上融入群众、以利服务群众的基本的工作作风，而随便则是不讲党性原则、不分是非美丑、不顾形象影响的行为放纵，是作为党员干部在从政行政中应该坚决摒弃的。因此在对干部的考察和教育管理监督上，要注意对为人随和、可亲平易与言行随便、个性放纵的区别，对那些言行放纵，不注意检点个人形象影响的，要进行教育批评，经教育批评不改的决不能使用，更不能重用。

3、对惯于拉拉扯扯、搞小圈子的人，一定要警惕。我们党在干部问题上一直强调要搞“五湖四海”。但现实中总有一小部分人热衷于拉帮结派、搞小圈子。实践证明，凡搞小圈子的人，都是为某种私好而凑合在一起，一旦这些人掌了权，势必首先考虑、维护小集团利益，久而久之，小集团或小集团中的人肯定要闹点事。范走“能人”路线、“鄞县十兄弟”都证明了这一点。对此，我们在考察中并非没有察觉，但未引起警觉。因此对惯于拉拉扯扯、搞小圈子的人一定要严肃批评，经批评不改、问题比较严重的要采取组织措施直到调整出领导班子。

二、在组织配备上，形成权力制衡机制

在不断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今天，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已是尽人皆知的警世名训了。然而就在上级党委的眼皮底下，有一个不受监督也难以监督的县委班子。当范文浩以老资格的县委书记和上一级党委常委的身份入“主”鄞县县委时，该县班子内的民主空气就渐渐地难以维持了。特别是不久比较刚直、敢说话的前任县长调走，潘以在鄞县时间最长、资格最老从县委副书记提任县长、成为范的心腹后，更加注定了范在班子里的说一不二。蜕化变质的思想和不受监督也难以监督的权力紧密结合在一起时，滋生腐败也就难以避免。在范的一手把持下，常委班子中制度松散、民主尽失，中心组学习和民主生活会常常以谈工作代替谈学习心得、开展思想斗争，商讨工作、遇事决断则都以范的意志为是，特别是在投资立项等重大经济决策和用人问题上，多凭范的意志与少数几个亲近的人商量决定，然后以书记办公会议的名义左右常委会，简单地以少数服从多数拍板通过。对持有不同意见的班子成员则排挤打击，使别人难以监督也不敢监督。后期的常委会基本上由范一人布置、大家执行。于是鄞县人又奉送范一绰号：“拍板书记”，不仅使民主集中制度践踏贻尽，带来了决策工作中的失误损失，也使范更能随心所欲地把商品经济中的交换原则带入党内、带到了干部工作中，独断专行地搞起了任人唯亲、任人唯送。如在建立“华银”、“华捷”两大公司(实际上是县里的小金库)时，范根本不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对县人大主任会议的不同意见不予采纳。特别是建立“华捷”，不经县委常委会、县府办公会议讨论，连县委个别副书记都不知道，就由范和几个人擅自拍板。错误的决策和用人的不当，是导致该两公司违规操作、分别亏损上亿元和数千万元的根本原因。又如在任命周××为某镇委书记时，县委组织部已提出周××有人品廉洁上的问题，但范硬是决定任用，结果周××上任仅四个月即因过去的严重经济问题被逮捕。曾任过镇长的陈×读书毕业回鄞县后一时没安排工作，经几次去范家送物送钱(人民币*元)，很快的被任命为县×办副主任，不久又调任某保险分公司总经理。95年10月，该县委已内定×镇委书记徐×调任县×局局长。徐不喜遂找范说道，范即允诺徐×去某四星级大饭店任总经理，又向潘打个招呼就算定了乾坤，而此时离该镇开党代会只有十来天、来不及了，不得已，镇党代会向后推迟了一些天。事后徐×数次送范人民币共1.3万元以表“感谢”。当时在鄞县民间就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只要老酒会喝、马屁会拍、钞票会塞，就能当官”。范还利用职务之便，为鄞县某仪表厂与某集团公司在生产家用电表的市场占有份额上斡旋，先后收受人民币15000元及钻戒一枚；为香港某有限公司联系货运业务和购房事宜，先后收受人民币3万元；为鄞县某水泥厂联系合资业务及推销产品，先后收受人民币5.6万元、美金1000元；为宁波某集团公司在优惠政策等方面提供帮助和支持，收受进口按摩床价值人民币24000元、美元1000元……这些都发生在不长的时间里，可见范的权钱交易已到了疯狂的地步，光95年9月间赴美考察，范就收贿4次计美金6000元。从范的践踏原则、独断专行、乱纪违法，对我们在干部的组织设置配备上不无教训和启发：

(一)三位一体的任职体制使原本难以开展的党内批评、党内监督更是难上加难。在鄞县，范文浩一身三职，既是上级党委的领导成员——市委常委，又是当地决策主政的班长——县委书记，还是参政议政的监督者——县政协主席，很显然，集领导与被领导、执行与被执行、监督与被监督的三重角色于一身，使来自上下内外方方面面的监督先自望而却步，不仅班子内部的互相监督难开展，即使市里有关部门来鄞县，对范这个市委常委也处在被领导或被间接领导的位置，又岂能岂敢轻易地在“太岁”头上动土?!在县域的块块范围内，一县之“主”本来就已有莫大的、相对独立的对人、财、物的调控管理权，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本应更加强上下内外的制约监督，然而三位一体的任职体制使范手中原本就难制约监督的权力更是失控失监，一手遮天。职位设置的原则之一是因岗设人而非因人设岗。在特殊情况下，一人可因岗设人地同时在多个或上下两级领导岗位上任职，诸如政府副市长兼市属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等等。但一地的党委书记如无工作上的特殊需要仅为解决职级待遇，而同时在上级党委中任职，则明显属因人设岗，并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如造成监督盲区；又如对其它建设发展较快较好、形成一定经济规模、对全局举足轻重的同级地方或部门，也会带来不平衡的连锁反应。因此，在地、县两级不宜也不应设置这种造成人为监督障碍的多位一体、上下级一体的任职体制。对个别有能力有政绩因年令等客观因素不宜再提拔的个部，可在原级任职的基础上，提高行政级别和工资待遇，适当提高一些政治待遇(如发送文件、适当列席一些上级党委的有关扩大会议)，但不应再在上级党委中任职。

(二)在班子配备建设中，首先应强调干部自身的素质、强调法治，而不是依赖他人、依靠人治。范到鄞县一年多后，原县长辞职它谋，在选谁接任县长的问题上，当时颇费了一番踌躇。最后只所以选定由上上下下都认为条件不甚具备的县委副书记潘姜成接任县长，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认为作为“一把手”的范是老书记、又是市委常委，在政治上、能力上、资格上都比较“强”，镇得住，副手弱些关系不大。过分相信依赖了“一把手”的人治作用而不是以人的德才条件、以章法来配备建设班子的结果，是两个均已开始变质的人虽互相知根知底，却不仅不能互相帮助、互相提醒、互相预警，而是互给方便、互为掩护、互相利用。潘对范在班子中持“家天下”、“一言堂”言听计从；范对潘的喝赌团伙也听之任之，最后导致沆瀣一气，一起落狱。97年3月陈银儿被捕获后，范即招潘等一干人订立攻守同盟：“只要自己咬住，最后也判不了刑。”使这一干人均又一次失去了主动交代的机会。干部的德才条件是班子配备建设的基础。通常我们强调班子的配备要合理搭配互补，是指的干部个体德才素质达到了提拔使用条件前提下，干部个性气质上的互补，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凭着对某些个人的过分信赖、而放宽降低对另一些个角色的使用条件。人都是在发展变化着的，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尤甚。班子的建设也首先靠的是党纪政纪、制度规定，而不能单靠依赖于某一些个人的资格或权位。

三、在教育管理上，健全预警防范机制

在范、潘违纪违法比较集中的*～*年这一时期，正是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不能正确把握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不适当地引发了在全国较大范围内的经济过热现象。这些现象又反过来更加刺激加剧了一些干部的头脑发热。现已沦为阶下囚的当时的宁波市原副市长谢建邦就曾经在一些局级干部大会上公然讲：“只要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要敢于闯红灯”。平时疏于学习、忽视主观世界改造而致精神世界空虚庸俗的范文浩也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效益经济。以赚钱为主要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地去获取。”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范、潘把经济效益作为衡量政绩和个人自我实现的唯一追求，热衷于钻政策空子、搞变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与“大款”、“老总”们打得火热。为了设立政府“小金库”，也为了给自己给亲信们在退休后找退路，范文浩不顾县人大等多方面的坚决反对，硬是打通关节，建立了“华银”、“华捷”两大公司，不仅导致了上亿元和数千万元的重大亏损，也把数名县科级干部送入了监狱。范不顾国家金融政策的有关规定，硬是疏通有关部门为某集团公司办起了金融机构，并从中收受“感谢”。范经常借为一些老板“老总”们调解纠纷、推销产品、介绍业务，提供贷款、政策优惠之机，从中一次次地收受“酬谢”。他还多次打着“发展地方经济”的名义，随同一些老板们旅欧走美，每次在不花分文地观光游玩之余，还理所当然地带回若干笔向他“进贡”的数目不菲的“零用钿”。潘姜成也然，在“要敢于闯红灯”的刺激下，潘伙同“十兄弟”跑部进京，名为了解中央宏观经济走势，实为寻找旁门左道、钻政策空子。在用不正当手段求于他人时，自己也与“十兄弟”们共同收受贿赂。*年底，潘携“十兄弟”中人，赴京打探次年经济工作动态，巧遇也在京的陈银儿和鄞县某大企业“老总”，经潘的秘书等人提议，陈和该“老总”各拿出16000元，让潘等8人买些“纪念品”。潘等即收下予私分，每人各分得4000元。从范、潘的行为联系到一些干部蜕化变质的轨迹，都一再印证这样一种因果关系：凡是敢违背中央政策、敢于闯红灯者，他们的法制、政策、纪律观念往往比较淡薄，由此导致在个人工作、生活作风上也会放松要求，从吃点、喝点、拿点无所谓开始，胆子越来越大，胃口也越来越大，终至豁边出界。如范文浩就认为：“行贿受贿，只要对本地区本单位有利，虽不提倡，但也不能不搞。只要经济发展了，效益上去了，一切问题都可以掩盖住。”这种错误认识，导致了范、潘自己的人生悲剧，也是当前少数干部中一些错误认识、扭曲心态的一种折射和反映。当前一些干部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一些不健康的认识心态，诸如：“自恃有功，不愿接受教育监督”的居功自傲心理；“一俊遮百丑”的投机心理；“付出太多、得到太少”的失衡心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贪婪心理；“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别人可收受，我也可收受”的从众心理，等等，这些认识心态使一些领导干部消极地对待纪律准则、党纪国法，一旦把握不住，就会豁边出界。“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

(一)要牢固确立教育者首先要接受教育的思想。道理很显然，管人者先要正己，而权力本身又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再加上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复杂环境，处在权力运作中心的各级领导干部，必然首当其冲地会成为各种糖弹诱惑进攻的目标。据统计，*年以来，我市查处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逐年上升，但这些案件的实际作案时间，特别是首次作案时间大多数集中在*—*这三年间。*年以来，市委加强了对各级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如：“奉献于事业、服务于人民”主题教育活动，“党性分析”，干部职业道德建设大讨论，艰苦创业教育等等，加大了反腐斗争力度，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实际发生率在逐步下降。可见，这些年，我们对干部的教育不是多了，而是迟了。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游离于学习教育的主体之外，对于党性原则、规范准则似乎只是用来教育下属，约束别人的戒律，上台教育别人、道貌岸然，下台自行其是、另有信条。如潘姜成，就坦陈自己：“学习只是为了教育别人”。因此，各级党委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确立教育者首先要接受教育的思想，不仅要把自己摆在教育的组织者、教育者的位置，更要把自己摆在接受学习、教育、改造的位置，真正提高认识，真正把搞好对自身的学习教育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二)教育最根本的是要进行邓小平理论的学习教育。范潘犯罪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他们不讲学习而导致思想政治理论素养低下，导致不讲政治，不讲正气。20年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是指导我们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因此，教育干部首要的根本的是要加强领导干部邓小平理论的学习教育，促使领导干部努力掌握其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努力改造主观世界，提高自身素质，从理论上、思想上、政治上真正分清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的是非界线，增强党性，增强抵御各种错误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侵蚀的能力。针对范、潘及一些领导干部在政治理论学习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在这次“三讲”教育中，市委进一步完善了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改进了学习方式，加大了考核检查力度，特别规定，在坚持正常学习的基础上，今后市委中心组每年至少两次集中进行深入系统的学习和认真的总结思考：一次结合改革、发展的实践，运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解决事关宁波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一次结合主观世界的改造，运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解决领导班子、领导干部自身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同时规定，在一些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出台之前，要组织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理论有关内容和中央、上级的有关精神，每当中央大的方针、政策、措施出台时，更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学习、教育和引导，尤其是对“一把手”。要多搞些学习研讨活动，多务些虚，以正确地把握精神实质，正确地指导贯彻于工作实际，防止出现误导，防止出现一个偏向掩盖另一个偏向的倾向。

(三)要把教育贯穿于对干部的日常管理中，经常、针对性地开展好思想教育工作。通过培训轮训、主题教育、专题大讨论等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等形式，能够对领导干部存在的一些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问题起到一定的教育、预警作用，但这种带有“大呼拢”、“运动式”的教育方式还不能完全替代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对那些工作、生活中出现变化、群众反映不断的领导干部的经常性、针对性、一对一的思想政治工作。在范、潘违纪违法的这段时间，也正是他们工作岗位、家庭生活几经变动变故之时。这期间，范自恃有功地到鄞县“主政”，不久升任市委常委，三年后转任市人大副主任。仕途风顺的自得、刚愎自用的性格和及时用权的贪婪一旦与失监失控的权力结合，使范很难自敛。加之，这期间，范几次出国，家庭又经历了四个女儿分别患病(精神病症)、遇车祸、婚嫁等事由，这都使不良图谋者有了钻营的机会；而这期间，潘姜成则以当地“老资格”的县委副书记升任县长，这更加固了他在“小圈子”中的“老大”地位，使他原有的不良习气更为放纵。特别是这期间他的妻子患重病及去世，一些人出于个人目的，对潘送钱送物，而组织上相应的关心抚慰却不够，这使潘的心理距离与这些吹他、捧他、“关心”他的“朋友”靠近了。潘妻去世后，潘长期吃住在宾馆，组织上也没予指出，这也使潘在有意无意中精神愈加消沉，也愈加有恃无恐。可以这样说，一些人利用潘妻患病及去世贿赂潘姜成，是导致潘犯收受贿赂罪的主要直接原因。因此，要从关心爱护干部出发，把教育贯穿于日常的干部工作中，贯穿于干部的工作生活变动中，经常、积极、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如在干部考察中发现苗头、听到反映要及时找干部本人沟通、教育；在干部晋职调岗时，要和干部谈心、交心；当干部家庭发生重大事项、遇到困难时，要及时予以关心、帮助；从社会舆论、群众信访中听到不良反映时，也要找干部本人了解谈话，既要未雨绸缪，也要亡羊补牢，使干部时时处在组织的关心爱护、提醒帮助之下，紧紧地凝聚在组织的周围，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以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

(四)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亲属、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净化其周边的环境空气。在追踪分析范、潘犯罪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范、潘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在他们犯罪过程中都起了极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范文浩几十次的收受大额钱物中，他的妻子陈××大多在场，或事后由范将收受的钱款交她保管，或是范不在场、而由陈××直接收受后再告诉范。当范案暴露，组织上几次找范谈话提醒，陈××非但没能拉已在悬崖边的范一把，反而向前推了一把。她与范一起串供、订立攻守同盟，并将范这几年来所收受的现金、存单、贵重物品等一一清点、记载、包裹严实后，交嘱亲属严加保管，成了范的理财“能手”，狗苟蝇营的“贤内助”，使范失去了争取从宽处理的最后机会。潘姜成的秘书应××更是扮演着拉潘下水，毁潘于一旦的重要角色。应××不仅自己贪得无厌，还为潘出主意，到哪里可以拿什么钱，什么发票可以到哪家企业报销、开支等等。每当潘要出国时，应××即向一些企业通风报信，让他们对潘“意思”“意思”，并多次代潘收受贿赂，竭力促成了潘一次次收受(应已另案处理)的事实。96年春节前，应××伙同×××、×××(已另案处理)去某大企业，以让感谢潘姜成对该企业的支持为名，捞取好处。结果，由应带给潘“感谢费”5000元人民币，应等三人也各分得5000元。97年春节前，应××等人又去该企业作如法炮制，再一次各捞了5000元。在潘妻患病期间及办丧事前后，应××以关心为名，向一些“能人”、老板打招呼，使潘直接或通过应××，数次收下了大额钱物，这部分钱物在潘的受贿额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可见，在领导干部廉政建设中，其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作用的好坏，直接影响着领导干部的廉洁与否，特别是当一些领导干部在腐化边缘摇摆不定时，其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是否清醒、坚定，更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要重视加强对领导干部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管理。可通过制定有关规定，办班培训，通报有关案例和社会舆论等形式，加强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的教育引导和监督管理，以促使她(他)们在政治上爱护、工作上支持领导干部立党为公、掌权为民，在维护领导干部清廉敬业形象的同时，也为全社会树立起领导干部“贤内助”的良好形象；要加强对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的选拔配备和教育管理。秘书的配备一定要经过组织的严格考察和任用程序，决不能由少数人个别人指定说了算。要明确规范秘书的岗位职责、工作纪律和任职期限，明确对秘书的管理部门和定期考核制度，切实加强教育管理，常打边鼓，常敲警钟，使秘书们在领导干部的廉政建设中起好应有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促使其自身的健康成长。针对范文浩、潘姜成及少数领导干部，特别是许运鸿家属、子女、秘书出现的问题，在这次“三讲”教育中，市里多次召集领导干部家属、秘书、办公室主任会议、座谈会，通报有关案情，进行党风廉政、工作纪律教育。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妇联、宁波日报社还联合发文，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廉内助”评选表彰活动，组织领导干部家属赴革命老区献爱心，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市委组织部还制定出台了《关于领导秘书管理的暂行规定》，使对秘书的选、用、教、管有了组织和制度的规范和保证。

四、在监督制约上，强化监控合力机制。

随着党风廉政建设的不断推进，各级组织相继建立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措施，加大了对干部中腐败现象的监查惩处力度。然而，仍有这么些领导干部在上下内外的一片加强监督声中，依然我行我素地不惜以身试法，这不能不促使我们透过范潘一案对现行的干部监督工作乃至整个干部管理监督运行机制进行一些剖析反思。

(一)强化制度监督，加大执行力度。这些年，我们虽然建立了一系列监督制度措施，但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作用并不明显。如，范文浩在鄞县时的班子，已是民主尽失、监督尽失，形成了范一人拍板、大家执行的家长制作风。象范这样一个有36年党龄、15年领导干部经历的人，并非不知道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制度、领导制度，但他只所以如此践踏原则，除了其“特殊”的身份，很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对于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及造成决策失误、经济损失的要否追究(范潘被判处，只是因为受贿罪)、谁来实施追究、怎样量化追究等都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又如范、潘各有几十万、十几万的受贿收入，却不是通过《领导干部个人收入申报制度》被查获发现的。联系到自*年实行这项制度以来，市里查处的数十起县局级领导干部以权谋取钱财案件，居然无一起是通过执行这项制度发现的。当前，对领导干部的个人收入不认真不如实填报，由秘书或管发工资者代填报，对领导干部家庭财产不作申报要求，以及对不按要求、不如实申报者无任何制约追究措施等等，使这项制度从出台实行一开始，就走了形式，很难起到对领导干部个人收入的监察作用。再如在范、潘个人及家庭经历出境出国、儿女婚嫁、亲人患重病或去世等重大事项时，居心不良者多是借机进行了权钱交易，而这些也都不是范、潘在例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制度》时被发现的。很显然，制度的刚性、程序性、操作性不强，责任主体不明确，执行不力，是这些制度难收实效的主要原因。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和这次全市“三讲”教育的做法和体会，我们认为，加强制度监督，

首先，要在制度的制约性、程序性、严密性上下功夫。一要立足于规范和约束权力。如：在规范权力主体方面，我市重新修订完善了以《市委议事规则》为代表的权力运作规范，明确界定全委会、常委会、书记办公会的职责、内容，重申重大事项必须做到“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市级四套班子还健全完善了各项工作制度，规范了行使权力的程序和规则。对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市委除了在班子内发扬民主、充分讨论外，还要重视听取人大、政协有关方面意见，以规范用权、完善决策；在制约权力方面，对一些重要权力进行了合理分解，明确规定，任何领导干部都不能越权插手、干预职权以外事务，特别是涉及贷款、经商、工程招投标、案件查处、司法诉讼等敏感事项，一律按有关规定和程序进行。健全了干部轮岗、交流、回避等措施；在个人社会生活、家庭生活方面，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守则》，就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8个方面问题，向社会作出公开承诺，自觉接受监督。二要注重制度的程序性、操作性，即制定制度的依据、功能，执行范围、形式、途径、步骤及执行主体都很明确，以便于一步步地操作到位。如“坚持重大问题必须经过集体讨论决定”，就要明确“重大事项”是哪些，“重大投资”的额度是多少，怎样进行“集体讨论决定”等等。我们认为对重大事项、敏感问题的集体讨论决策，应在到会成员达到法定有效的人数，并在充分发表个人意见的基础上，采取“无记名投票”方法进行表决，以防止“一把手”或少数人说了算。三要涵盖事前、事中、事后。根据我市“三讲”教育中落实的整改措施，事前主要是整合领导干部个人行为的导向性制度，如：完善“中心组学习”制度、“廉洁自律守则”、“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定期分析制度”、“谈心谈话”制度等；事中主要是规范权力运作的制约性制度，如：“党委议事规则”、“干部任前公示”、重要岗位“易地、轮岗、交流、回避”、“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政务公开”、讨论干部“一票否决”制度等等；事后主要是对干部行为结果的监察性制度，如：“个人收入申报”、“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函询诫勉”、“述职评议”制度等等。此外还有一些间接的配套性制度，如：“秘书管理规定”、“审批制度改革”、“政府采购制”等等。通过涵盖事前、事中、事后，环环紧扣，不留死角，以保证对权力的规范、制约和监督落到实处。

其次，要明确监督主体，赋予责任到人。范、潘被收监判处，是他们咎由自取。但当时的班子集体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有关部门在执行制度中，也负有不敢坚持原则，奉行“好人主义”、自由主义、失监失察的责任。这种由集体、部门负责，到时谁都负不了责的现象，当前在一些班子、成员和部门中多有存在。“好人主义”、自由主义本质上是患得患失心理作怪，怕得罪人，怕影响个人工作关系，怕给“小鞋”穿吃眼前亏，因而“事不关己”、忍让迁就，最终是庇护、助长了邪气，破坏了党内批评和党内监督，造成了工作的损失；而且上行下效，在一定程度上带坏了党内风气、甚至社会风气(如见义不为等等)。因此，加强制度监督，还要明确监督主体，赋予责任到人。应明确：凡在有关监督制度执行中，履行职责不够而至失监失察的，要追究制度执行部门、特别是执行人及其分管负责人、主要负责人的责任。赋予责任到人，首先应从党内、班子成员中，特别是“一把手”做起。可建立班子成员相互监督责任制，由“一把手”负总责。班子成员出了问题，“一把手”要以失职或渎职论处，其他成员要酌情追究论处；“一把手”出了问题，班子其他成员也要负监督不力的责任并予追究。在这次“三讲”教育中，市委出台并公布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在管好自己的同时，要管好亲属子女、身边工作人员及分管范围内的干部，在责任主体与范围、责任内容、责任监督、责任追究等方面作了进一步细化，明确了领导班子要承担的7项责任、领导干部要承担的6项责任，并建立责任制执行情况报告和考核制度，形成了“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各负其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齐抓共管的党风廉政建设网络体系”。在此基础上，市委又建立了《宁波市党政领导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范围》制度，明确列出落实了19位市委常委，副市长，市长助理，对市委、市政府组成人员，人大、政协党组书记，县(市)区委书记，市级机关部门正职，重要班子成员共183人、233人次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有直接责任，使全市200多名“一把手”廉政建设的责任，按线分块地落实到每一个市委、市政府领导身上。

第三，要加大监督制度的贯彻执行力度。要把监督制度的执行情况列入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工作目标考核，加强制度执行情况的督查，由党委委托组织、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强化制度监督的权威性、严肃性，做到有制必依，循制必严，违制必究，保证对领导干部的制度监督的经常性、有效性。根据这次“三讲”教育的体会，要充分发挥好民主生活会的监督作用。民主生活会一定要形成浓郁的原则氛围；要坚持一级抓一级的原则，切实加强指导监督；要建立通报制度，对执行制度好的或差的要分别进行表扬或通报批评、令其重新召开，对问题突出的应追究主要领导责任；要真正把民主生活会情况作为考核班子、干部的重要内容落到实处，因为民主生活会上最能直观地反映班子和个人的精神面貌；要建立完善民主生活会的考核评价体系和强化指导、监督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好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加强党内批评和党内监督的问题。

(二)加强考察监督，加大惩处力度。干部考察工作是干部工作中最基本基础的工作，也是对干部最有力的监督。

1、在考察方法上，要扩大考察范围，提高群众参与的程度。要改变以往干部考察中，主要以听一、二、三把手(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组织部门负责人)意见为主的倾向，多找下属部门、综合部门、信访纪检监察审计部门，多找有直接间接工作关联的基层的干部群众了解情况，要尽可能多地了解领导干部在八小时以外的情况，对类似范文浩这样在多个领导岗位上工作过的，还应到其原工作单位做回访考察。在这次“三讲”教育中，我市建立实施了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征求意见制度”和“公示制度”，明确了征求范围和责任人，使选人用人广泛置于广大干部群众的监督之下，有了制度和程序上的保证。

2、在考核内容上，要突出对被考核者思想政治道德品行的考察。从前叙可见，对范、潘在思想政治素质、用权用人、品行廉洁等方面的问题，社会上已多有传闻，考核中对这些传闻也不是没发现没听到，关键是把这些均当成了“枝节”，未引起重视，更缺少对这些问题会从量变发展到质变的分析和预测，使范、潘在一次次地侥幸过关后，邪从胆边生，变本加厉地做大了问题，直至不可救药。因此在干部考察监督中，首先要突出对干部思想政治道德品行的考察，要重视对干部平时言行资料的积累和分析，从干部政德品行的一贯表现，历史地、全面地看待干部。对大错不犯、小错不少、传闻不断的干部，不可以因“枝节”而忽略；明知有毛病而不改的人，决不能任用，更不能重用。要尽快实行《干部推荐、考察工作责任制》，切实考实察准领导干部的政德品行。最近，我市建立了《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实行党风廉政建设“一票”否决实施细则》，规定“对拟提任干部，要征求同级纪检机关的意见。纪检机关和组织(人事)部门对拟提任干部，因存在党风廉政方面的问题，有权予以否决。对未征求纪检机关意见或被纪检、组织(人事)部门否决的拟提任干部，党委(党组)不予讨论。

3、在考察材料上，要现实准确地反映干部的全貌特征。范、潘的违纪违法犯罪活动大多集中在93～95这几年间，然而单独看这一时期他们自己的述职报告及考察材料，则使人感到，范、潘都是品绩皆“优”的“好”干部。95年3月，范的述职报告洋洋洒洒6300字，优点成绩言之不尽，而对他自己明显的疏于制度约束、淡化思想政治工作和用人专断、吃喝收受等要害、敏感问题，却被他自己伪饰美化成“完善建立党政班子的重要活动制度、并认真贯彻执行”，“坚持民主集中制，完善操作程序”，“抓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建设”、“用好育好干部”，“重大决策坚持广泛听取意见”，“廉政建设上以身作则带好头”；而对缺点不足的表述仅几个“欠”：“思想还欠解放，用人还欠大胆，理论学习还有欠缺，深入调研还欠够”(其时范在思想和用人上早已豁边，不讲原则了)，等等。而在同年同月对范的考察材料是这样表述的：“能较好地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完善了党政两套班子议事制度、并能认真贯彻执行”，“重视党建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能注意自身的廉洁”，等等。如果说，范对自己的伪饰美化还带有小心翼翼、避重就轻的话，那末考察材料没能指出纠正其述职报告中的虚假偏差，从而加强教育管理，则是从组织行为上放了范一马，这使范更视自己不正常的班子生活、决策行为、作风廉洁等问题对自己构不成威胁，遂使范更加有恃无恐地凌驾于组织之上，范后期作风行为的更肆意嚣张证明了这一点。同样，潘也存在上述情况。潘一边在那里乱纪违法，一边却在述职报告中大言不惭、挺有“心情”地说自己“虚心接受监督，既严格要求自己、又严格要求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不损公肥私，不假公济私，努力保持大节、注意小节、做到廉洁”。而94年对潘的考察材料说潘“能注意自身廉洁”；96年的考察材料则未提及廉洁问题，不是没听到，而是回避了。

我们说，对干部的考察如不能起到对干部应有的教育管理监督作用，那么在很大意义程度上，这样的考察还是不考为罢。很显然，如对有这样那样问题、心存压力怕过考察关的干部，如不能严肃地指出问题、相应地予以严格的教育管理、纪律处分或组织调整，就会降低组织考察的严肃性、组织管理的严格性、纪律约束的有效性，使有问题的干部感到你组织考察也不过如此，从而对自己的问题不以为然，不仅不改，甚至坐大问题；对其他干部也会形成优劣正邪一个样的不良导向，甚至对一个地方部门以至整个干部队伍的树正祛邪、净化环境也都会带来负面影响。

考察材料是干部考察结果的载体和使用干部的依据，导向着干部考察工作。因此可从写好干部考察材料入手，改进干部考察工作。

目前沿用的干部考察材料的模式框架，是在80年代初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到了今天，这种模式显然已不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干部呈现多样化、立体化、复杂化表现的全面考察和客观反映的要求，存在着不少弊端，范、潘的考察材料正是集中了这些弊端，突出体现在：一是“德”的标准在降低、概念化。对“德”的把握往往降低到“”、“动乱”中有无明显问题的程度，且对思想政治素质的评价千篇一律，反映不出具体人的面貌；二是孤立地将最能生动形象地体现干部面貌特征的作风品行视作小节，简而又简、惜墨如金地概括在了文尾；三是对最需要写准写实写透的缺点不足则是反复斟酌、浓缩、过滤成无关痛痒的一、二句抽象语言；四是头尾过小、中间过大。最容易失实失准、随意性大、难把握的反映干部“能”、“绩”的中间部分，则写得很多、也不乏很滥者；五是考察材料千篇一律，但措词评价的度量分寸却并不规范；千人一面，看不出干部的个性特征却又无可比性。因此，怎样写好干部考察材料是改进干部考察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这次全市“三讲”教育工作的体会，我们认为考察材料：

一是“德”的内涵要扩大，要写实，特别要把住廉洁关，篇幅可占1/4左右。“德”指的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道德品行。对“德”的考察和表述，除了简明反映干部的政治态度、倾向，“”、“动乱”中的表现外，还应把干部的政治理论素养、学习态度、宗旨观念、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廉洁自律等要素作为干部“德”的重要部分，考实察准，以写实的手法，准确生动地描述其学习、言辞、觉悟、作风、廉洁等的全貌特征。特别要注意对干部廉洁问题的察准写实。对经考察认定为不廉洁的干部，其它条件再好也应认定为不称职，绝不能予任用。

二是对干部的“能”、“绩”描述要准确恰当，篇幅不宜过长，可占2/3—1/2。实绩是干部德才的综合体现，也是使用干部的重要依据。然而对干部的实绩也最难考准察实，特别是在对实绩的定性与定量、前绩与现绩、潜绩与显绩、个人绩与集体绩上很难科学鉴别、准确把握。但在实际考察材料的形成中，往往又是这最容易失实失准，随意性大，多写一句不多、少写一句不少的部分被扩张得很长、水分很多。要改变这种不能准确、切实反映干部真实能绩的材料形成模式，要从领导干部在创造实绩过程中所起作用的角度和写实的手法，生动、形象、准确地表述干部的能绩状况，诸如思路的提出，决策的形成，领导、协调、指导、管理中体现出的能力水平、作风品行等等。篇幅不宜过长，不能用考察评价经营管理干部的方法和经济指标来考察评价党政干部，不用或少用一些数据和概念化、抽象化的评语，更不能把一切工作、绩效都不加分析地笼统归之于某个领导干部的名下。

三是对干部的缺点和不足要有专门一个段落的篇幅来具体描述。人无完人，每个人的缺点不足都是一种客观存在。然而目前的干部考察材料中，干部的优点成绩往往被拔高放大，写得很多、很绝，展得很详尽，而缺点不足则尽量地浓缩、简化、抽象成不到百分之二、三篇幅的寥寥几语，而对某些群众有反映而又难认定、难评价的问题则干脆回避(如96年对潘的廉洁问题)，这既不是实事求是，也违离了干部工作识人察人用人管人的实际要求。决定干部任用与否的必要条件主要有二：一是德才必须出众，如果德才“平平”则用谁都一样；二就是存在的不足问题是否在“平平”以下，是否会影响干部的“公众”形象、创造政绩和今后的发展。很显然，如果说用了德才“平平”的干部，多是带来工作政绩上的“平平”，那末用了有问题而失察的干部，带来的则是不良的社会政治影响和实际工作事业的损失。因此对干部的缺点不足，不仅要考实察准、分析深透，还要在考察材料上用一定的篇幅来写实写准，是什么问题就写什么问题，难认定的问题就按难认定的实际程度来客观表述。切忌用概念化、抽象化、模糊化的语言归纳概括，切忌大事化小、多事化少、小少化了。

4、在考察结果上，要充分发挥其教育、管理、监督干部的作用。一是要原汁原味地反馈考察结果。从范、潘案件得出的教训及这次我市“三讲”教育的实践可见，及时地、原汁原味地反馈考察结果，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对存在一些毛病问题的干部，是一种有力有效的教育、监督，具有很好的沟通、预警、震摄、激励作用。将考察结果原原本本、原汁原味地向领导干部本人反馈后，要听取本人的看法和申辩，及时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对班子和干部存在的问题，要提出具体的改进意见或及时进行组织调整。二是要把考察结果同《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定期分析制度》和敢于“动真格”结合起来。在这次“三讲”教育中，市委组织部对市级机关105个领导班子、410名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排队，并报经市委书记办公会议同意，对民主评议中，“不称职”和“基本称职”票达1/3以上，群众反映较多的65名干部，作进一步核实后，相应采取了组织措施，其中，对48人谈话，及时提醒；对3人函询，弄清了情况，督促纠正存在的问题；对6人实行诫勉；对8人调整职务，其中4人作降职安排；此外，对3人立案查处，组织措施和立案查处面达167％。另对6人因年龄因素，作退居二线安排。采取这些措施并作大会通报后，在领导干部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不仅本人心悦诚服，认真纠错，而且对其他领导干部也是一次深刻的触动和教育，起到了有力的警示作用。原汁原味地反馈考察结果和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使干部考察工作，及时有效地转化运用到教育干部、监督干部和正确地使用干部中去。

(三)通力协作，深化改革，提高监督整体效能。组织部门是党委管理干部的主要职能部门。按照干部监督以预防为主、事前事中监督为主原则，组织部门在干部监督中处在更重要主要的位置。因此要形成以组织部门为主体，其他部门相互配合的干部监督整体格局，进一步理顺内外关系，形成全社会的监督网络，提高监督的整体效能。无论是对范、潘案件的剖析，还是从这次“三讲”教育对整个干部工作的反思来看，这方面都有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

1、从组织部门来讲，一是要进一步把干部监督工作完全纳入整个干部管理的各个环节中。在考察选拔任用干部时，干部部门要会同干审部门认真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搞好监督、严把“入口”关；平时，干审部门要将对干部思想的政治、廉政建设的监督情况及时向干部部门、干教部门沟通，使对干部的监督工作作为对干部管理工的前提和基础，紧密结合、融入对干部的培养、选拔、教育、考核、任免、奖惩、交流等的全过程中。二是要重视对干部信息的收集、分析、查实和运用。从范、潘一案不难看出，有些社会舆论、群众舆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因此要改变多重视考察中了解的情况，而不大重视平时听到的情况的习惯定势，广开信息来源渠道。除了加强与执纪执法部门的信息沟通之外，还可注意从来信来访对干部问题的检举中，从参加有关的活动会议中，从派、新闻单位的反映中，从离退休老同志对干部工作动向、任用导向的分析评判中，从群众意见、社会情绪中，收集干部信息。对各类干部信息要进行分析、鉴别，特别要注意对一些不正常现象的分析，如范的走“能人”路线，潘的“鄞县十兄弟”等等。对重点问题要进行调查核实，以进一步搞清问题，识别干部，把信息准确地运用到对干部的教育管理中去。对群众误解的问题，可酌情在一定范围内说明情况。对确属诬谄攻击的，要澄清事实，保护支持。

2、干部监督工作也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必须要有全社会的参与。组织部门要密切加强与纪检、监察、审计、司法、信访等有关监督部门的联系，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及时沟通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情况。组织部门的一些工作要请有关部门参加，如干部考察时，可请纪检部门参加；实绩考核时，可请审计、财税等部门参加；经济责任审计时，可由组织、审计、纪检等部门联合进行，充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监察作用。要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参政议政、监督干部的作用，对领导干部的工作、生活情况，个人重大事项进行定期评议，发现问题，及时查处。要拓宽群众监督的渠道，对领导干部的有关重大、敏感的政务活动，可酌情采用会议、张榜、下文件或新闻媒体等形式予以公开，听取反映、接受监督。同时做好群众来信来访、举报等工作，对群众的反映，要采取当面谈话的形式，要求本人如实向组织上说清楚。同时对群众反映的比较具体、可信、重要的问题，要组织认真的调查核实，依法处理，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结果，使权力的运作始终置于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舆论监督是群众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具有传播快、覆盖面大，社会反响强烈的特点，在干部监督中有着独特的震摄、导向作用。在范、潘案件的被揭露查处，以及后来许运鸿案件的被揭露查处中，社会舆论、群众监督，起了重要作用。可有选择地对干部工作的情况、动态、正反面典型宣传报道，增强广大群众对干部监督工作的参与意识，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效果，形成监督合力。

3、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制度等方面不断铲除和防治腐败。范、潘搞权钱交易，在他们治内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里“纵横捭阖”、如入无人之境，很显然，体制、机制、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使得他们有隙可乘。因此，在努力治标的同时，还要通过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制度等方面铲除和防治滋生腐败的土壤，这是治本之策，涉及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各个方面，可以做的事很多。从范、潘案件得出的教训和这次“三讲”教育落实的整改措施看，目前我市正在和急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整治，并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如：在去年33个市级重点部门推行政务公开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下发《关于加强政务公开服务窗品建设的意见》，新确定27个部门推行政务公开制度。至今，全市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了56个部门的政务制度，另4个部门在内部公开制度，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方便了群众，且“阳光工程”防止了“暗箱”操作中带来的一些的灰色、黑色活动；制定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和《关于落实预算外资金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规定工作的实施意见》，全面推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实行收缴分离和罚缴分离，取得了阶段性成果，财政专户入库率有了较大的提高；实行《宁波市政府采购管理试行办法》，正式成立市政府采购中心，全面启动政府采购制度，至11月底，采购中心共完成采购金额3500万元、委托采购1000万元，与市场价综合比较，节约率达7.7％。“收支两条线”和“政府采购制”堵塞了行政执法、行政管理中的一些漏洞，使干部少犯或不犯错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都比较好；制定《宁波市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意见》，把审批制度改革作为廉政治本的重要工作，经半年三个阶段几上几下的反复审核，市政府系统有审批、核准事项的59个部门单位，已将审批事项、核准事项从1289项减为667项，减幅48.2％，其中审批事项从647项减为227项，减幅64.9％，达到市里规定的减少两个40％的目标，初步建立起精简规范的审批制度，有效制约、规范了政府部门和个人的权力运作；进一步整顿和规范金融秩序，加强金融法制和金融监管，严厉惩治金融犯罪和违法违规行为；落实好党政机关与所办的经济实体脱钩规定，制止党政机关违反规定搞“创收”；建立有形建筑市场，规范公开、公平、公正竞争的制度；在招待费单列的基础上，实行招待费公开制度和报告制度；建立完善新闻舆论监督的法律保障和法律责任，保证舆论监督、扶正祛邪的法律地位，等等，通过进一步从源头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整治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不断健全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管理监督机制，提高管理监督的整体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