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调查报告

导语：新农村调查报告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世人关注，城乡差异、农民工问题、农村体制改革等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否则将影响改革的进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是中央做出的又一个重大决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研究》课题组于*年就新农村建设现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调查。共涉及17个省(市、区)、20个地级市、57个县(市)、166个乡镇、2749个村庄。力图以此调查摸清实际，为关心新农村建设的各方提供一份研究和决策依据。

集体经济告急，近1／3已资不抵债

总体上看，村集体经济实力相差悬殊，多数村庄的集体经济收入微薄。有将近一半的村庄集体收入还不到5万元，而低于10万元的占到近60%。另外，收入高于50万元的村占22.6%，高于100万元的村占到16%。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的平均值为190.8万元，剔除少量超过1亿元收入的特殊样本后，平均水平为9.2万元。

分地区来看，东、中、西部集体经济实力差距明显。西部、中部各有91.4%、75.9%的村庄收入在10万元以下，而东部有近60%村庄集体收入在10万元以上，其中有33%的村庄超过了100万元，而在西部和中部只有3.9%和1.2%的村庄能达到这一水平。

剩余劳动力所剩无几

此次调查涉及2005年212.73万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情况，从就业结构看，每个村平均拥有劳动力1081人，务农的占52.1%，在本地从事非农业的占21.06%，外出打工的占26.51%。也就是说，近一半的农村劳动力已转入非农产业。表7可见，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出的比例都比较高。东部地区的农村是劳动力的重要流入地。平均每个村吸收外来劳动力491人，外来劳动力与本村劳动力的比例接近1:3。

农民外出打工出现新迹象

长期以来，农民外出打工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候鸟式”流动，即农民外出务工以年为周期在城乡和地区之间往来；二是“兼业式”流动，即农村劳动力利用农闲时间季节性地外出打工。此次调查表明，农民外出打工出现了两个新的迹象：一是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常年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已经占到较大比例。调查表明，以常年外出计算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率平均为18.1%，其中东部23。55%，中部13.69%，西部13.6%。这表明转入非农产业的全部农村劳动力中，已经有接近40%的属于常年在外从事非农业；二是举家外出、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环境的农村劳动力已经占到一定比例。从调查结果看，举家外出的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平均为5.29%，东部4.71%，中部4.99%，西部6.61%(2)。与劳动力转移率的地区性差异截然相反的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举家外出率最低，而西部举家外出率最高，常年外出的劳动力中已经有1/3实现了举家外出。这次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正在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就业兼业性减弱；由“候鸟式”流动向迁徙式流动转变，转移稳定性增强；由城乡间双向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在城镇定居的农民工逐渐增多。

3/4的村庄已无青壮年劳动力可向外转移

各村拥有的30岁以下青壮年劳动力为299人，东部323人，中部260人，西部298人。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就业构成看，常年外出打工或在本地从事非农业的劳动力全部村庄平均为154人，东部182人，中部120人，西部144人，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或就地从事二三产业的比例平均为54.12%，比所有劳动力的转移率47.9%略高。

在该项调查中，74.3%的村认为本村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了，只有1／4的村认为本村还有青壮年劳动力可转移。这次村级调查的对象是村干部，可以看出，大部分村庄的于部认为能够转出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都已经转出，他们大都对于青壮年劳动力供给的情况表示担忧。我们对青壮年农村劳动力转移率的进一步考察发现，近1/3的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率都在80%以上。而青壮年劳动力转移率在80%以上的地区，大部分(57.1%)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3)。

调查发现，中西部农村尚有赋闲可转移的青壮年劳动力。从调查结果看，赋闲在家的青壮年劳动力全国平均每村48人，比例为17.82%。东部赋闲率最低，为11.3%，中部其次，为20.42%，西部赋闲率最高，为26.06%。这一情况表明，各地区农村劳动力在劳动时间上仍存在过剩现象，总体上中西部赋闲可转移的劳动力较多(4)。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状况

村庄道路状况参差不齐，饮水困难问题尤为突出

调查地区村庄内道路的平均长度9.97公里，其中硬化道路4.69公里；77%的村饮水安全；41%的村饮水存在困难；55%的村有集中供水管道，这些村中自来水用户比例为68%。东部和中西部有明显差异。例如，江苏和上海每个村硬化道路的长度有8公里多，而广西不足1公里。饮水情况尤为明显，上海、江苏和浙江农村饮水基本全都安全，与之相比，青海、四川和甘肃等地存在饮水困难。

农村公共文化薄弱，文化设施普遍较差

调查地区53%的村庄在近几年中有过公共文化娱乐活动，在2005年，每村平均放映了5.36场电影，剧团演出1.68次。调查发现，上海和浙江农村举力、公共文化娱乐活动的比例最高，超过90%，贵州、内蒙古和广西比例最低，不到27%。陕西和河南的农村电影放映次数最多，贵州和河北最少；河南的剧团演出最多，而湖南最少。

调查村庄的文化设施普遍较差，有图书室村的比例为25%，有养老福利院的比例为4.1%，有文化活动中心的比例为29.4%，配备电脑村的比例为39.9%。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和福利设施尤其比较薄弱，图书室拥有比例分别为17.2%和18.2%，文化活动中心拥有比例为22.1%和20.1%。东部地区超过80%村都配备了力、公电脑，而中西部村庄配备电脑村的比例都在10%左右。

农村环境污染形势严峻

总体上农村环境卫生条件欠佳。比较而言，东部地区例如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地农村的环境卫生设施情况要明显好干其它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例如，调查发现，东部地区半数以上村庄有垃圾集中收集点，上海达到100%，而中西部地区农村大多数没有实行垃圾集中收集，这个比例在26%或以下，差距很大，比例最小的是广西，只有2%。调查地区每村平均建公厕个数，东部也明显地高于中西部。这说明环境卫生设施的提供与经济发展程度有较大的关联性。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已经达到一个不容忽视的程度。调查地区平均41%的村庄有环境污染问题，50%的村有污水和垃圾污染问题。存在环境污染问题的村庄的比例没有明显的地区特征和经济发展状况特征，东、中、西部各地区的农村都有比较严重的情况。例如浙江、贵州、湖南有环境污染问题的村庄的比例分别为61%、61%和56%。青海和内蒙古的这个比例要低些，为17%～18%。

从污染源看，主要是污水和垃圾，其次是河道失去治理。一半的村所遭受的环境污染主要来源就是污水和垃圾。这个情况在东、中、西部各地区基本一致。

农村对各项公共服务需求的优先序

农村公共服务涉及内容较多，此次调查专门了解了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从调查情况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选择比例由高到低依次是文化建设(82.7%)、修路(79.5%)、医疗网点(67.7%)、垃圾收集(66.5%)、厕所改造(64.2%)、饮水(62.3%)、污水处理(58.2%)、建沼气(55.6%)和用电(38.6%)。各地区认可程度的排序情况有类似性。例如，除河北以外，其它16个地区均把文化建设认可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或仅次于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某些公共服务需求的认可程度则与地区有关。例如，浙江和上海的农村饮水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饮水不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来源公文有约)题，而四川、甘肃和内蒙古等地则认为饮水是第一位或是第二位需要解决的问题。修路依然是新农村建设中应该关注的重点，东、中、西部都有85%以上的村庄认为修路是新农村建设应迫切解决的问题。有相当部分村干部和村民将垃圾收集、厕所改造、污水处理和建沼气选为新农村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医疗网点建设也是新农村建设中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选择此项需求的村民比例为?0%左右。将用电选为需要迫切解决问题的比例较低，均在40%左右。

社会保障堪忧

贫困户最低救济标准每月只有2元钱，半数贫困户未获救济!

调查样本共有103962户贫困户，“贫困发生率”(贫困户／总户数，下同)为7.55%。

调查发现，地区之间贫困发生的原因各不相同。在调查的村中，中西部地区“因上学致贫”最多，乐郡相对较少，表明中曲郡敦育负担最重，乐郡教育负担能力相对较强；东部“因病致贫”最多，表明医疗负担均较重；“因残疾致贫”东部最高；中西部“因经营致贫”比东部分别高出3.3个和2.23个百分点，表明中西部农民应对市场风险能力欠佳。

调查村庄中接受救济的贫困户数为52993户，“贫困救济率”为50.92%，贫困救济标准从每月最低的2元钱(河南、湖南、甘肃共5个村)到最高的531元(上海市朱泾镇温河村)，平均为57.68元，其中救济标准在50元及以下的共1487个村，占70.84%，52—100元的共229个村，占10.91%，105～531元的共383个村，占18.25%。

中部地区贫困救济率最低，村级扶贫工作最需要加强。在调查的村中，近一半的贫困发生在西部地区贫困救济率中部最低；救济标准东部最高，是西部的3.89倍，是中部的6.41倍，表明中部地区扶贫工作最差，但即使在东部，仍有高达32.79%的贫困人口未获救济

农村医疗资源严重匮乏。在调查的村中，东部地区行政村卫生室覆盖率(建有卫生室的村数，，被调查村数，下同)最高，每村卫生室数三个地区差别不大，但卫生室平均面积差别很大，东部是中部的1.59倍，是西部的2.83倍，每村有资格的医生数东部最多，中部次之，西部最少，医生与人口之比中部最好，东部次之，西部最差，但均不理想(见表13)。

农民对实行新型合作医疗积极性高的村占82.1%，积极性不高的占17.9%；有69.9%的村认为实行新型合作医疗能解决农民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问题，仍有30.1%的村认为新型合作医疗不能解决该问题。

调查村庄中有74.9%的村庄开展了新型合作医疗。东部地区92.6%的村庄开展了新型合作医疗，明显高于中部65.8%和西部58.3%的水平。从筹资情况看，人均为36.49元，其中个人平均缴费17.62元，占比为48.29%。在江苏、上海、浙江等经济发达地区，不但农民个人收入水平较高，而且政府经济实力较强，筹资额度大，保障水平高，对于缓解大病户医疗负担的作用更为明显。

教育负担大大减轻，教学质量成为问题

“两免一补”政策的逐步实施，大大减轻了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家庭的教育负担。在全部被调查村中，已经有45.4%的村实行了全部免杂费。有27.7%的村部分学生享受了免费教科书，16.1%的村所有学生享受了免课本费。有25.9%的村只有部分寄宿生享受生活补助，12.7%的村寄宿生都享受了生活补助。调查表明，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这样的刚性支出占教育总支出的比重平均近50%，其他如课本、学习用品、住宿费、交通费等方面的支出也较多。近年来，学校布局调整较大，相当一部分村庄反映学生上学不方便，无形中增加了住宿和交通等方面的支出。

教学质量已经成为农村居民教育方面担心的首要问题，有76.9%的村认为新农村建设在教育方面最应该尽快解决的问题是保证教学质量，有23.7%的村认为应该通过加强教师培训来解决这一问题。优势教师资源过度向大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教师队伍质量存在巨大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农村教师长期处于缺编状态，有的地区出现过一所学校一个教师的现象，虽然布局调整在一定范围内对教育资源的分散和结构性失调有所缓解，但农村仍然依赖着大量代课教师来满足教育教学需求。

同样的情况也体现在与收入相对应的支出上。所有被调查村庄中，集体支出在1～5万之间的频率最高，为31.1%。其中，东部有61%的村庄支出在20万以上，而中部和西部村庄分别只有11.7%和5.6%。东部有三成村庄的支出超过50万，而中、西部只有不到1%和3%，差异明显。

大量的村集体支出用在了公共建设和管理费用上。其中，前者占去了42.5%的比重，中西部地区支出的比例都超过了50%，管理费用则占20%～30%。

管理费用中又以村组干部工资占比最重，达61.7%。平均每个行政村有村干部5.41人，干群比例为1:331。调查村村干部年平均工资为8714元。东部地区村干部年均工资是西部的7.21倍，是中部的6.27倍。最低的陕西省仅为1051.85元，最高的上海市为34431.41元，后者是前者的32.73倍(1)。

令人吃惊的是，调查村庄中有32.9%的村庄资不抵债，也即净资产小于零。净资产处于-10～0万元之间村庄比例为21.9%，处于0～10万元、10～50万元、50～100万元、>100万元的村庄比例分别为18%，16.8%、7.2%和25.1%。

从负债资金的使用结构看，1710个村庄回答了村庄负债使用的问题，村庄负债资金最主要的用途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东部地区负债资金用于办企业的比重明显高于西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负债资金用于教育支出的比重很高。中部地区村庄负债用于支付干部工资和上缴税费的比重最高，分别达到了16.21%和7.86%。

在调查中，东部地区村干部更多的认为要靠招商引资、出租集体资产或集体土地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比例分别占74.5%和81.1%，分别比中部和西部地区村庄高16.5%、37.5%和12.7%、30%，这也反映了东部地区村干部对招商引资并出租集体资产或土地更大的认可度和现实可行性。中部和西部地区村干部更倾向于争取上级下拨或补贴，比例为88.4%和75.4%，比东部分别高出20.4%和7.4%，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中西部村庄对政府的依赖性。

农民收入差距悬殊，增收困难

(一)地区之间农民收入差距悬殊

调查村庄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达到了3823元，高于2005年全国的平均水平。从收入分组情况来看，收入水平在2000～2999元的村庄比重最高，达22.01%，近—半的村庄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3000元。

分地区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民的人均纯收入都远低于东部地区，分别是东部地区人均收入的47.14%和33.09%。贵州安顺市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只有997元，不到全国水平的1/3。而东部的苏州市，农民人均收入为8797元，超过全国水平的2倍，是安顺的8倍。

(二)农资价格过高、缺乏资金与技术制约农民增收

农资价格偏高是农民增收难的最突出原因。表3反映了2491份村庄有效问卷中农民对增收困难的原因选择情况，排在首位是农资价格过高，选择此项的村庄比例接近70%，也是所有原因中唯一超过半数的选项。选择缺乏资金与缺乏技术两项的比例接近50%，分别排第二和第三。交通不便和外出打工不容易，在众多原因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三和第二位。这反映出，近几年国家大力改善农村交通问题取得了较好成效，同时农民外出打工的途径比较多。

此次调查的村庄中，有47.3%的村庄认为当地农民收入难以提高的重要原因是“缺乏资金”，说明很多农户都有很强的资金融入需要。近年来，随着农村信用社各项改革的推进，各地信用社广泛评定信用户，农户贷款难的问题有了明显的缓解。从此次调查的情况看，48.3%村庄都反映信用社在当地开展了小额联保贷款业务，各村内信用户的数量占村总户数比重的平均值达到了35.79%。但60%以上的村庄都认为，目前农户向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贷款仍然很困难，各村庄获得过信用社贷款农户比重平均值仅为18.86%，仍有大部分的农户不能获得信用社贷款，农户贷款难的问题依然还很严峻。

从表4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农户信用社等金融机构贷款获得情况好于中部和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农户贷款难的问题最为严重。西部地区信用社小额贷款和扶贫贷款的推动力度很大，评定的信用户比重均值达到38.37%，因而农户从信用社获得贷款最为容易，而且农户的资金需求也更主要是通过信用社解决。东部地区有更大比重的村庄农户的资金问题是通过私人借款解决的，这与东部地区私人收入比较高、非正规信贷市场发达是相关的。

农户贷款难的问题还体现在“所期望的贷款规模不能获得满足”。特别是在东部地区，虽然小额贷款比较容易从信用社获得，但小额贷款不能满足农户的资金需求，而且与其资金规模所能贷款的贡献相比，信用社小额贷款的交易成本太高，这是东部地区更多依靠私人借款的主要原因。而中部地区虽然信用社评定信用户的比重最高，但农户实际的贷款获得率却很低。

从平均的贷款规模来看，因为东部地区资金需求规模大，而且金融机构相对实力也比较强，小额贷款的平均规模比较大(12404元)，大部分村庄信用社小额贷款的平均规模都超过了万元。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信用社小额贷款的平均规模比较小，特别是中部地区小额贷款的平均规模仅为2935.23元。这说明中部地区所受的正规信贷约束最为强烈，不仅受到信贷门槛的约束，而且信贷规模的约束也非常严重。

村民上访多因土地问题，土地权益亟需保障

土地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土地问题也是农村中矛盾频发的一个焦点，其中尤以土地征用问题比较突出。对2749个村庄的统计结果显示，有村民上访村庄的比例为28.9%。分地区看，东部发生上访的比例最高，为32.5%，西部次之，为27.6%，中部最低为24.8%。表5列出了上访所反映各种问题所占的比例。

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所有，这是我国农村的一项基本制度和政策，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下来。但调查显示，有1／5的村干部认为土地归国家所有，4.1%的村干部对这一问题说不清楚，8.1%的村干部认为归农民个人所有，认为归村民集体所有仅占66.1%。

61.9%的被调查村认为农村土地应该归农民永久使用，其中，东部的比例为51.9%，中部为69.5%，西部为70.3%。可以看出，农村对稳定土地产权关系的愿望十分强烈，但地区差异也比较明显，中、西部省份高于东部近20个百分点。

整体上看，认为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最有利的比例最高，达到了60.0%，有29.4%的村认为归个人所有最有利，认为归国家所有最有利的村占10.6%。同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地区差异很大。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认为土地归集体所有最有利的比例最高，达到71.3%，高出中、西部近20个百分点；而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认为归个人所有的比例较高，分别达到38.7%和34.9%，尤其是地处牧区的青海和内蒙古两省对土地个人所有的愿望程度尤为强烈，比例分别占74.4%和61.5%，此外，中部的河北省也达到了62.4%。可以看出，东、中、西部对土地归谁所有最有利表现出明显差异，经济发达地区对土地集体所有认可度较高，而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对土地个人所有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愿望。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东部经济发达，非农就业机会多，经济实力较强的村级组织提供了大量的公共福利和服务，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减弱，同时土地归集体所有便于统一开发经营，从而获得更高的土地增值收益；而中、西部地区经济相对落后，非农就业机会少，土地非农开发机会和收益较少，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较强，农民更渴望通过明晰土地产权来获得长期稳定的生活来源和保障。

调查显示，目前土地农户承包经营的比例达到94.2%。多数被调查村庄有出租土地的现象。在调查的村庄中，认为有必要引导农民集中居住的村的比例略多，为55%，认为没有必要集中居住及合并村庄的占45%。关于引导农民集中居住的难点，调查中反映，最大的难点是贫困户承担不了成本，占调查村的比例为60%；农业生产不方便、生活成本增加和村里的住房刚建好等则分别占45%、35%和31%。其中反映村里的住房刚建好的比例约1／3，是一个不低的比例，显示对村庄进行改造要慎重。分地区看，也有集中反映最大的难点是农业生产不方便的地区，包括重庆市、江苏南通和江苏苏州市等3个地区；有集中反映最大的难点是生活成本增加的，包括河北张家口和上海金山等2个地区。有近一半的(48%)的村担心进行了村庄改造，农民家家户户都欠债。有34%的村担心违背农民意愿，搞片面的村庄撤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