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与辩论;辩论中的十大关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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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与辩论 如前所述，从根本上看，辩论赛是一种游戏，因而辩论技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即使有丰富的知识积累，但如果不善于表述，不熟悉辩论技巧，在场上是不可能表现得很出色的。反之，一个人如果光有辩论技巧，但其知识底蕴很差，可供调动的东西很少，那就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纵有最高超的辩论技巧也无法展示出来。所以，把知识积累与辩论技巧结合起来，是十分重要的。

先讲知识积累问题。在选拔辩论队员的过程中，我们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队员在知识结构上都比较弱，他们可能对本专业的问题比较熟悉一些，但一走出专业的范围，就有邯郸学步，寸步难行的味道。一个人如果知识很弱，去参加辩论，就像一个没有钱的人去做生意一样，是很难成功的。如何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解决好知识积累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训练阶段中考虑较多的问题。我们主要采取如下的措施：

第一，通过专家讲座的形式增加背景知识。人们常常把文科的知识比喻为一座金字塔，不了解宽泛的知识背景，想在某一专业领域里做出出类拔萃的成绩是不可能的，想在辩论中运用自如、应答如流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作为知识背景的学科非常之多，如哲学、历史、伦理、政治、经济、宗教、艺术、逻辑、修辞、生态、社会学、医学、文学等等，如何才能迅速地完成知识积累工作呢？光是一门学科，就可以讲上几个学期，通过一、二次讲座，队员们能把握住吗？“知识快餐”可能吗？实践证明是可能的。在每次讲座中，我们要求专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来讲：1．本学科的基本概念；2．本学科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3．本学科研究在当代的热点问题。把这三个问题用简明扼要的话讲清楚了，队员们就能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者的结合中迅速地了解一门学科的概况和问题之所在。这样一来，也就有了关于这门学科的背景知识。采用这种方式，我校的三十多位专家为队员做了五十多次讲座，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知识视野。

第二，分析有可能入选为辩题的当代热点问题，重点理清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在当今世界上，热点问题是不少的，如民族冲突与战争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东西方文化融合与发展的问题、世界政治新格局问题、南北和南南关系问题、当代新儒家问题、亚太经济圈问题、艾滋病问题、安乐死问题、联合国作用问题、人口问题、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市民社会问题、后现代主义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就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组织一些专家讲座，有针对性地讲；另一方面，也借阅了一批图书和刊物，供队员们阅读，使他们对这些问题尽快获得感性认识。

第三，精读《四书》。考虑到辩论赛作为华语推广活动，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是比较重视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理应多做些准备。我们除布置队员熟读《四书》外，还要求他们熟读《孙子兵法》、《道德经》等重要著作。

有了这样的知识积累，队员们在辩论时从容多了。刚开始参加辩论时，他们常常出现口误，主要是背景知识不熟悉，对方提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就无从应对了。现在，可调动的知识积累多了，队员们在辩论时就能左右逢源，自出机杼，旁征博引，滔滔不绝，给评委和听众留下知识面很宽的印象。另外，在每次讨论辩题时，如果我们发现哪位队员的知识有不准确之处，就马上进行纠正。在训练时，除了一些共同的项目，我们也根据各个队员知识结构的特殊情况，分别对待，缺什么补什么，使队员们的知识积累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新加坡辩论凯旋后，队员们对专家们的知识讲座始终怀着感激之情。

另外，在国际大专辩论赛的辩题下来后，我们还请一些专家进行“会诊”，进一步强化了专题知识，从而在辩论中能达到引经据典、挥洒自如的境界，获得评委和听众的一致好评。

知识积累是重要的，但不讲究辩论技巧，它仍然是空的，它或许适用于作学术报告，但却不适用于辩论。剑桥队之所以负于复旦队，问题主要不是出在知识积累上，而是出在辩论技巧上。尤其在辩题上不利于某一方时，这一方如果在技巧上不能高对方一筹，是很难取胜的。在辩论技巧上，我们以为，以下几点是比较重要的。

1．攻其要害

在辩论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双方纠缠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例子或表达上争论不休，结果，看上去辩得很热闹，实际上已离题万里。这是辩论的大忌。一个重要的技巧就是要在对方一辩、二辩陈词后，迅速地判明对方立论中的要害问题，从而抓住这一问题，一攻到底，以便从理论上彻底地击败对方。如“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的要害是：在不温饱的状况下，是否能谈道德？在辩论中只有始终抓住这个要害问题，才能给对方以致命的打击。在辩论中，人们常常有“避实就虚”的说法，偶尔使用这种技巧是必要的。比如，当对方提出一个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时，假如强不知以为知，勉强去回答，不但会失分，甚至可能闹笑话。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机智地避开对方的问题，另外找对方的弱点攻过去。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避虚就实”，“避轻就重”，即善于在基本的、关键的问题上打硬仗。如果对方一提问题，我方立即回避，势必会给评委和听众留下不好的印象，以为我方不敢正视对方的问题。此外，如果我方对对方提出的基本立论和概念打击不力，也是很失分的。善于敏锐地抓住对方要害，猛攻下去，务求必胜，乃是辩论的重要技巧。

2．利用矛盾

由于辩论双方各由四位队员组成，四位队员在辩论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矛盾，即使是同一位队员，在自由辩论中，由于出语很快，也有可能出现矛盾。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应当马上抓住，竭力扩大对方的矛盾，使之自顾不暇，无力进攻我方。比如，在与剑桥队辩论时，剑桥队的三辩认为法律不是道德，二辩则认为法律是基本的道德。这两种见解显然是相互矛盾的，我方乘机扩大对方两位辩手之间的观点裂痕，迫使对方陷入窘境。又如对方一辩起先把“温饱”看作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后来在我方的凌厉攻势下，又大谈“饥寒”状态，这就是与先前的见解发生了矛盾，我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对方于急切之中，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3．“引蛇出洞”

在辩论中，常常会出现胶着状态：当对方死死守住其立论，不管我方如何进攻，对方只用几句话来应付时，如果仍采用正面进攻的方法，必然收效甚微。在这种情况下，要尽快调整进攻手段，采取迂回的方法，从看来并不重要的问题入手，诱使对方离开阵地，从而打击对方，在评委和听众的心目中造成轰动效应。

在我方和悉尼队辩论“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时，对方死守着“艾滋病是由HIV病毒引起的，只能是医学问题”的见解，不为所动。于是，我方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战术，我方二辩突然发问：“请问对方，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号是什么？”对方四位辩手面面相觑，为不致于在场上失分太多，对方一辩站起来乱答一通，我方立即予以纠正，指出今年的口号是“时不我待，行动起来”，这就等于在对方的阵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而瓦解了对方的坚固的阵线。

4．“李代桃僵”

当我们碰到一些在逻辑上或理论上都比较难辩的辩题时，不得不采用“李代桃僵”的方法，引入新的概念来化解困难。比如，“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这一辩题就是很难辩的，因为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从常识上看，是很难把这两个问题截然分开的。因此，按照我方预先的设想，如果让我方来辩正方的话，我们就会引入“社会影响”这一新概念，从而肯定艾滋病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不是“社会问题”，并严格地确定“社会影响”的含义，这样，对方就很难攻进来。后来，我们在抽签中得到了辩题的反方，即“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完全否认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也会于理太悖，因此，我们在辩论中引入了“医学途径”这一概念，强调要用”社会系统工程”的方法去解决艾滋病，而在这一工程中，“医学途径”则是必要的部分之一。这样一来，我方的周旋余地就大了，对方得花很大力气纠缠在我方提出的新概念上，其攻击力就大大地弱化了。

“李代桃僵”这一战术之意义就在于引入一个新概念与对方周旋，从而确保我方立论中的某些关键概念隐在后面，不直接受到对方的攻击。

辩论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施展的技巧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技巧。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使知识积累和辩论技巧珠联璧合，才可能在辩论赛中取得较好的成绩。

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关系

在辩论中，逻辑思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使思维显得严谨、条理，使立论变得牢不可破。但逻辑思维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使语言变得枯燥、抽象，如果没有另一种思维——形象思维紧密配合的话，场上的气氛就会显得过分凝重，缺乏活力和幽默感。德国人本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就说过，我在黑格尔的《逻辑学》面前颤抖，如同生命在死亡面前颤抖一样。只有在辩论中融入形象思维，整个辩论过程才会充满活力，辩论赛也会真正地具有观赏价值。

先来看逻辑思维。这种思维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第一，必须运用逻辑思维透彻地分析辩题，明了辩论双方的真实的逻辑地位和逻辑困难。如“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正方）和“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反方）的辩题在逻辑上都把“医学问题”和“社会问题”割裂开来，因此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去攻击对方的这种逻辑上的割裂，因为对方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指责我们。又如“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中的“必要条件”在逻辑上的含义是“无之必不然，有之不必然”。所以，正方在这一辩题中的逻辑困境显要证明：没有温饱就绝对不能谈道德。也就是说，反方只要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人们在不温饱的状态下也能谈道德，正方在逻辑上就已被打倒了。明了双方在辩题上的逻辑关系是确定对方立论之要害的前提之一。

第二，在表达上必须讲究逻辑层次。许多辩论新手在刚上场时，观点的条理和层次常常是不清楚的，把几层意思混在一起说，评委和听众听了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重视逻辑层次，每个辩手的陈述稿都应层次分明，第一点讲什么，第二点讲什么，第三点讲什么，条分缕析，清清楚楚；同时，四位辩手的陈词在总体上也应体现逻辑层次，如一辩从理论上阐明立论，二辩从历史上阐明立论，三辩从现实上阐明立论，四辩总结陈词，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四个人的陈词合在一起，犹如一篇文章，给人以气势宏大、错落有致的印象。从评委和听众的接受心理来分析，他们常常有一种惰性心理，即希望辩手把问题的层次阐述得非常清楚，不用自己再花力气去整理、归类。所以，辩手们的表达愈是井井有条，就愈是容易为评委和听众所接受。

第三，必须善于进行归纳。一个辩手如果不能用简明扼要的话来阐明自己的见解，一说就是一大套且不得要领的话，他在辩论中是很难占到有利位置的；同样地，一个辩手如果不能用简明扼要的话来迅速地归纳对方的见解，他常常会在辩论中随波逐流，甚至迷失方向。只有在逻辑上善于归纳的人，才会在辩论中紧紧抓住对方的要害，有针对性地打击对方，使对方真正陷入被动的局面。必须补充的是，对于第四辩手来说，归纳法具有更突出的意义，因为他不仅要迅速地归纳出对方四位辩手的基本见解，予以总体上的驳斥，而且要迅速地归纳出本方的基本见解，清清楚楚地陈述出来，从而赢得评委和听众对自己的支持。

第四，恰当地使用归谬法。所谓归谬法就是沿着对方的逻辑把其观点推向极端，使其荒谬性明显地表现出来，从而予以否定。比如“经济发展了，文化才能繁荣”这个命题建立了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之间的简单的逻辑联系，如果我们对这种简单的、线性的逻辑关系进行归谬的话，就可以说，“按照对方的逻辑，只要把经济抓好了，即使没有人去搞文化，文化也会自然而然地繁荣起来，这岂不是把经济和文化等同起来了吗？”也可以说，“根据对方的逻辑，凡是经济不发展的国家，文化一定是不会繁荣的，哪又怎么解释古希腊的文化是在其城邦经济和制度走向衰退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呢？而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虽然在经济上比较落后，在哲学文化上却成了‘第一小提琴手’了呢？”

对方的逻辑错误本来是不明显的，使用了归谬法，就使其错误明明白白地摆在评委和听众面前，从而能帮助他们迅速地判明对方的逻辑弱点。当然，归谬法的使用要注意适度性，如果用得过多过密，反而会给人以强词夺理的感觉。比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悉尼队有这样一个逻辑，既然称艾滋病为病，它当然是医学问题。我方马上对这一逻辑进行归谬：“政治病、社会病也是病呀，但是否是医学问题呢？”这种方式的归谬只要点到即可，不宜多用，否则过犹不及，适得其反。

在分析了逻辑思维的一些主要表现形式后，下面，我们再来看形象思维的问题。形象思维注重的是用具体的东西去打动评委和听众，其主要表现形式如下：

第一，用形象的类比取代抽象的说理。在与悉尼队辩论“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的题目时，我方必然要指责对方把艾滋病这么大的问题局限在医学问题的小范围内，如何形象地表达我方的见解呢？我们采用了夸张地加以类比的表达手法，比如，“请对方辩友不要让大象在杯子里洗澡”、“花盆里是种不下参天大树的”等等，使听众和评委形象地感受到对方的理论错误。

第二，用具体的数据取代经院哲学式的说教。在辩论中，准确无误的数据往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说明艾滋病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列举了以下的数据：到1993年5月底，全世界的艾滋病感染者已达1400万，患者达250万，到2000年，感染者将达5000万—1亿，患者将达1400万。不用更多地说理，这些天文数字已表明，艾滋病已成为当今世界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能用数字说明的地方要尽可能用数字，因为数字只要准确是无法驳斥，也是无法否定的。

第三，用生动的事例取代烦琐的论证。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准确无误的事实和数据一样，在辩论中是最有力的东西。比如，在论述“人性本恶”的辩题时，我方举了不少例子来阐明这一点，如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又如曹操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路易十五则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又如在历史和现实中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谋杀、抢劫、绑架、欺诈、伪善等等。难道不都是“人性本恶”的表现形式吗？生动的事例不仅使我方的立论显得丰满和充实，而且也易于为评委和听众欣赏并接受。

第四，用幽默感人的语言取代贫乏枯燥的陈述。在辩论中语言运用的优美与否，是评委打分的主要依据之一。在我队的辩论经验中，对语言优美的刻意追求，乃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比如，为了驳斥剑桥队的“温饱决定论”，我方三辩对裴多菲的诗作了如下的改动：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温饱故，

两者皆可抛。

这一幽默的驳斥在场上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又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我方三辩又幽默地说：“如果哪个人给艾滋病‘爱’上的话，恐怕会‘此恨绵绵无绝期’吧！”，在批评对方把艾滋病局限于医学领域，必然会延误治疗，从而给全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时，我方三辩又机智地引证了柳宗元的诗：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从而生动地刻画出对方在理论上孤立无援的窘态，为我方赢得了长时间的笑声和掌声。

语言之幽默当然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之诗化上，也表现在机智的应对上。在辩论“温饱”问题时，剑桥队的第四辩手一口气向我方提出了三个问题，可是，他在讲话中错误地称李光耀为新加坡的“总统”，我方第四辩手站起来，立即指出了他的这一常识性的错误，引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把严谨的逻辑思维与生动的形象思维结合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训练中，我们既设置了对辩题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的项目，又设置了形象地表达思想的项目，从而使队员们善于把这两种对立的思维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整个辩词显得严谨而又生动，条理分明而又感情充沛，从而得到了评委和听众的高度评价。

预定陈述与临场应对的关系

辩论中的全部台词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辩手预先准备好的陈述词，可以说是“死的东西”，另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辩手在陈述前和自由辩论中灵活应对的东西，可以说是“活的东西”，辩论的一个重要的艺术就是要把这两部分东西有机地结合起来。

我们知道，一、二、三、四辩手发言的时间分别是3、3、3、4分钟，自由辩论单方累计4分钟，单方共有发言时间17分钟，假设一、二、三、四辩手分别留出0．5、0．5、0．5、1分钟用于临场辩护和驳斥，加上自由辩论的4分钟，共有灵活应对的时间约6．5分钟，占总发言时间的38％左右。换言之，从时间上划分，17分钟中有10．5分钟是陈述“死的东西”，而6．5分钟则陈述“活的东西”。这两部分交接得是否好，是辩论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先来看预定的陈述。这部分内容是在辩论前已准备好的、队员已熟读乃至背诵出来的东西。我们对这部分内容的要求是：在集体讨论、明确总体思路的情况下分头写出来，务求立论鲜明、说理透彻、语言形象、境界不俗。这部分内容不能草率地形成，而应在反复斟酌辩题的基础上，在反复权衡各种思路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因此，在辩论过程中，不管对方的论点和论据出现什么变化，也不管对方提出了哪些出乎我方意料的新概念、新问题，我们都要求，辩论队员无权擅自改动其中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临场组织起来的语言如何好，在逻辑严密性、语言的条理性和华美性上都不可能超过已经形成稿子的、精心准备的东西；第二，如果任何一位队员有权在场上擅自改动已准备好的陈述词，弄得不好就会把整个辩论队的思路、立论和底线都搞乱，后果不堪设想。

当然，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陈述词并不是教练的“硬性命令”，而是辩论队员自己已接受的东西。如果教练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队员，队员上场后的表现不可能是很出色的，因为他们有心理障碍，他们讲的不是他们所想的，这就难免出岔子。所以，在准备陈述词时，队员们的任何一个疑问都应得到回答和解释，要鼓励他们提出各种顾虑，竭尽全力予以解决。总之，一句话，要使陈述词成为每个队员自己的东西。这样，他们在场上不但信心十足，而且也不会擅自去改变陈述词。当精心准备的陈述词能完整无遗地表达出来的时候，它远比那些“急就章”更能打动评委和听众的心。

再来看灵活的应对。如前所述，辩论的任何一方可灵活支配的时间是6．5分钟左右。这一时间是短暂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双方的激烈交锋就发生在这一段时间里。灵活应对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辩论的胜负。从评委和听众的接受心理看，这部分“活的东西”具有更大的观赏价值，因为它是敏捷的才思和机智的应变能力的集中体现。乍看起来，这部分内容似乎是完全不可捉摸的，其实，是有规律可寻的。一个人的知识面愈是宽广，可供调动的事实和素材愈是丰富，他对某个辩题的准备愈是充分，对可能出现的各种交锋想得愈是深入，临场应变的余地就愈是大，出语愈能惊人。

对灵活应对的东西，我们的要求是：第一，准确性。即用于临场应对的语言、事实、数据、典故必须准确无误，不能出半点差错。一个人名的偏差、一句话的口误、一个典故或引证的差错、一个数据的不实，都可能是致命的，如果对方穷追不舍的话，就有可能把我方击败。第二，针对性。即必须重点攻击对方陈述中的基本概念、问题和观点。对方辩手在陈述中也许会出现许多问题，有不少“小辫子”可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驳斥，一是会影响陈述的时间，使已经准备好的陈述词无法完整地说出来；二是多中心等于无中心，抓的问题太多，注意力就被引到与主题无关的细枝末节上去了，结果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就太惨了。因此，强调针对性，就是要使我们的队员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削除枝蔓，着力于抓住那些根本性的问题（包括对我方立论有根本威胁的问题）实施坚决的打击。第三，效果性。凡是灵活应对的内容，尤其要注意场上的效果。如果出语不惊人，即不可能构成对对方立论的有力打击和对我方立论的有效维护，那就应当换一个角度进行进攻，千万不可在这段宝贵的时间内说一些没有效果的废话。举例来讲，在与剑桥队辩论“温饱”问题时，我方在短短4分钟自由辩论中引经据典，出语幽默，竟赢得了15次掌声和笑声，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大致界定陈述和自由应对的时间比例是容易的，困难的是在辩论过程中真正地使两者水乳交融，换言之，是把握好两者关系的“度”的问题。有的辩论队偏重于陈述词而对灵活应对部分缺乏认真的准备，在场上会给人留下过于呆板、僵硬的感觉；也有的辩论队过于重视灵活应对部分而轻视陈述词，给人的感觉是在理论上缺乏系统性和深度，且有支离破碎的感觉。显然，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只有同时重视两者并以最佳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在辩论中立于不败之地。

正与奇的关系

《孙子兵法》强调在军事上要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要兵不厌诈，这里涉及的正是“正”与“奇”的关系问题。拿破仑用兵如神，被他打败的将领都抱怨他打仗不遵守规律，实际上他并不是不遵守规律，而是用兵已达到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自由境界，因而能出奇制胜。在辩论中，也涉及到“正”与“奇”的关系。

所谓“正”，也就是对立论、自由辩论的设计都合乎常规；所谓“奇”就是在整个设计中植入出人意料之外的东西，往往使对方在辩论中措手不及，从而陷入被动的局面。在辩论中应当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果只讲“正”而不求“奇”，会给人以呆板的感觉；反之，如果一味求“奇”，失了正确的方向，也会“走火入魔”，陷入歧路亡羊的窘境。我们的看法是：辩论应以“正”为基础，应从大处着眼，作充分的准备，然后在可能的条件下，即在不损害立论，不哗众取宠的前提下，力求“奇”的表达方式，以有效地打击对方。

比如，就“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来说，当然重点是讨论“温饱”与“谈道德”的关系。根据对方的设想，我方在立论中将会割裂“温饱”与“谈道德”的关系，可是，我方的立论却有出奇不意之处。我方并不否认温饱了可以谈道德，我方否认的仅仅是把谈道德局限在温饱条件下的观点。另外，道德不光与人们的经济情况有关，它的部分内容（如性道德）与人们之间的性的交往方式密切相关。即使在非温饱的状态下，只要人们之间存在性关系，就会有相应的性道德。这是我们原来在设计自由辩论时准备的一只“杀手锏”，后来由于时间关系在场上没能打出来。如果打出来的话，对方一定猝不及防。

又如，在“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的辩论中，我方准备了一个出奇不意的问题：“艾滋病的发生究竟是社会出了问题，还是医学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模棱两可，对方很难回答。如果对方回答是社会出了问题，那我们就说艾滋病是社会问题；如果对方回答是医学出了问题，那我们又可以进一步责问对方：同性恋、吸毒等都是医学问题吗？我们还准备了另一个十分刁钻的问题：“如果一位老太太给一辆车撞倒了，肇事者已逃之夭夭，另一个人把她救了起来，那么，这个事故的责任应该由哪个人来负呢？”言下之意，老太太被撞伤了，当然要通过医学手段给她治疗，但事情的起因却在社会上，应是社会交通事故，即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在辩论中突然提出来，对方要马上理清思路，进行回答是困难的；如果贸然回答，则可能被我方思路“套住”，陷于被动。

再如，在“人性本恶”的辩题中，我方估计对方为了针锋相对地强调人性中的善根，肯定会提到“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问题，因为常人，包括我们的好多理论家在内，也常常会提出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中蕴涵的逻辑错误是：人和动物的概念是重迭在一起的，动物是人的种概念，而人则是动物中的一类，尽管是最高级的一种，但归根到底，人仍然是动物。不管我们给人下怎样的定义，如“政治动物”、“社会动物”、“制造工具的动物”等等，这些定义的最后两个字总是动物。由此可见，“人与动物相区别”这个提法就是错误的，因为它在逻辑上否认了人是动物。正确的提法应是，“人与人以外的动物相区别”。如果抓住这一问题，出奇不意地攻击对方的话，这对我们将是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