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节科学民主的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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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下午有机会跟大家在一块儿交流学术问题和思想见解，我感到很高兴。我要讲的主题是“五四先哲对科学和民主要义的洞见”，这个题目是周雁翎老师点的，他让我讲一讲五四时期关于科学和民主的观点。恰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80周年前夕，记得是在**年末或1*9年初，我应沈阳一家出版社之约，就这个论题写了三万余字的长篇论文，后来因为出版计划告吹，一直没有机会发表。直到2001年，才在安徽的《学术界》杂志第3期和第4期连载。大家不需要记笔记了，这篇文章收录在你们北大那个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网站上，还有我的一些相关文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查阅。因为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只能给大家讲一讲要点。

大家知道，中国的，实际上是一个新文化运动，是一个思想启蒙运动，也是中国文化现代化、思想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的肇始。提起文化这个概念及定义，的确众说纷纭，但是它的内涵、它的层次，人们的意见基本上还是一致的。文化有三个层次：一是器物层次，二是制度层次，三是观念层次——就是思想、习俗、传统、意识形态、价值观、心态、国民性之类的东西。有了这个前提，我转而讲一下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不同，不是原发的，而是后发的，跟西方现代化的历程正好相反。西方现代化的历程是从观念层次开始的，比如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是以观念形态为先导的，是从思想启蒙开始的。先启蒙你，开导你的思想，然后过渡到制度层次，比如说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最后进入到器物层次，比如说产业革命或工业革命。这是大方向，是总的路线，可能有一些细节上的交错，但是一般趋势是这样的。但是，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却反其道而行之。这是落后国家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从本能反应到自觉应对的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人家洋枪洋炮打进来了，中国人看到洋枪洋炮比大刀长矛厉害多了，所以就搞洋务运动，开矿山、办工厂、造机器、制枪炮。得搞这些东西，不搞就得吃眼前亏，怎么能行呢？谁料甲午一役，堂堂大清国的装备现代化水师，却吃了大败仗。国人傻眼了，洋务好像也不是灵丹妙药，救不了中国。反思反思，中国之所以强大不起来，原来跟制度有关系。于是，随之。变法变不动，辛亥革命接踵而来。孙中山搞的这个革命，是制度层面上的变革，大清王朝变成了共和国。中华民国成立了，长时间徒有其名，军阀混战、封建割据乃至复辟绵绵不断。一看，事情就这样明摆着：制度层次的变革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虽然皇帝被赶下台了，但是一些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和落后的文化心态还是根深蒂固的，弄得共和体制只是个空架子。怎么办？当时，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看到，西方之所以发达兴盛，主要有两个法宝：一个是民主，另一个是科学。他们就这样举起了“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面大旗，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启蒙运动，这实际上是一个企图使文化和思想现代化的运动。

我在这里所说的，不是专指**年那一年，我用的是一个泛时间概念。严格讲来，应该是一个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从*14年中国科学社成立，或者说从*15该社出版《科学》杂志，还有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起始，到**年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结束。或者，也可以说是**年前后三四十年的时期，都可以算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在中国的现代史上，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这是一个各种社会思潮激烈交锋的时代，是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的时代，是中国思想现代化的源头。后来，70年代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我们在改革开放时期搞的现代化，也就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主要是物的现代化。我们提及的科学技术，心目中意指的是技术，高官名人说科学是生产力，老百姓说科学是财神爷，就是把科学混同于技术，当作器物看待。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器物现代化，是器物层次的现代化，而没有强调制度层次的现代化，甚至没有提到思想的现代化、观念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而这才是现代化最根本、最深层的东西。当然，在近20多年，我国现代化的成就是显著的，大家也看得到，但是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尤其是观念层面的现代化步履艰难，拖了器物现代化的后腿，这也是事实，明眼人心理都很明白。

在现代社会，人的现代化和思想的现代化是最根本的现代化。你们都知道，海湾的石油国家是挺富裕的，钱很多，不费太大的气力就能买一个“现代化”，你能说它们是现代化的国家吗？物质的东西，的确是现代化了，但是相当多的人的思想，还停留在一种很过时的、很落后的理念上。在五四前后，国人对科学、民主的意识是很淡薄的，有的只是无知和误解。不仅科学知识在国人里面不普及，包括对科学的整体看法也很差劲，看不到科学的真精神，看不到科学的真谛。当年，科学社的创始人之一任鸿隽留洋回来一看，不光是老百姓，就是饱学之士，对科学的理解也相当浅薄，把科学看作是奇制和实业的代表，是变戏法的，开工厂的。另外把科学看成跟中国古人做文章、做八股文章一样的事情，只不过题目不同而已，不知道科学要用仪器、用试管来做实验的，要运用数学来推导和计算的。对于科学的看法有很多误解和曲解，把科学看得很浅薄。正像梁启超所说的，一是把科学看得太低、太粗了，把科学看作艺和器。二是把科学看得太呆、太窄了，不了解科学的性质，只知道科学的结果有用，不知道科学本身的精神价值，以为科学就是实业，就是讲科学，也仅在实用上考虑。三就是把科学看得太势利了、太俗了，以为科学使得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科学闹得社会不得安宁，还闯下了战争的祸害。一句话，对科学多有误解，很有偏见。

但是，五四先哲就不一样了。我所说的五四先哲，指的是五四时期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他们相当一部分有国外留学的背景，所以对外国的现代化，对外国的科学、民主制度比较了解，而且他们毕竟是从中国本土出去的，对中国的国情也比较熟悉。两相对照，中国的各种弊端就看得一清二楚了。同时，他们也找到了救治中国痼疾的良药，这个良药就是科学和民主。

我首先讲一下五四先哲对科学要义的洞见。

第一，对科学的内涵、外延、特质的认识。五四先哲尝试给科学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陈独秀认为，科学是对于事物的概念，是综合客观的现象、诉诸主观的理性而不不矛盾的概念。梁启超从广义上解释，把有根据、有系统的真知识叫做科学。任鸿隽强调，科学是由近代的事实之学和实验之学发展而成的，是有条理的学术。还有其他人物也持有类似的看法，这抓住了科学的主要的方面。当然科学还有其他的内涵，比如说他它是研究活动、一种职业的研究活动，另外它也是一种社会建制，这方面他们论述得少一些。这是历史的局限，要知道，科学的建制化当时在中国刚刚开始。他们认为，科学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注意“系统”二字，常识也是知识，但是常识不是科学，因为它不成体系，容易被表面现象迷惑，自相矛盾之处颇多。你看到太阳从东边出来，转个圈子，到西边落下，这是常识，但是科学说这是地球自转的结果。他们对科学的特质也看得很准，认为科学就是实验加理性的学问，这抓住了科学的根本。

关于科学的外延或范围，他们认为科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科学专指自然科学，就是数理化天地生，相当于英文词science；广义的科学包括一切有组织的知识，哲学、历史、语法、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等都被囊括在内，这与德文Wissenchaft一词所指相仿。所以，对科学的内涵、外延和特质的认识，五四先哲基本上把握得还是比较准确的。

第二，对科学的社会功能审视全面，强调科学的精神价值。五四先哲对科学功能的审视是全方位的：不仅看到了科学的物质价值，而且也看到了它的精神价值。要说明的是，科学的物质价值并不是科学本身直接具有的，一定要以技术为中介加以转化，才能体现出它的物质价值来。科学是一种知识体系，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样笼统讲也可以，但是心理要明白，说科学是生产力就成问题了。因为科学要通过技术这个中介，而且要经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才能转化为生产力，生产出产品或商品，投放市场，赚得利润。所以严格地讲，科学不能说是生产力，技术才是生产力。现在，我们依旧把科学看得太低、太呆、太俗了，把它看做是生产力，是财神爷，科研人员下乡了，就说财神爷来了。我们中国人把科学技术相提并论、混用，甚至简称“科技”，而西方一般是分开讲的——scienceandtechnology。这么一混用，不仅造成概念上的和理论上的混乱，更严重的是，直接影响到国家科学政策的制订和科研部门的管理。诺贝尔奖跟中国50年无缘，固然有好多社会原因，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但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思想观念上对科学的概念认识模糊，因此在制定科学政策的时候，总是严重偏向技术，没有给科学留下应有的地盘，沿用军事化的方法、管理技术的方法管理科学，不知道科学和技术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我写过一篇文章“在科学和技术之间”，着力澄清这个问题，今年年初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网站也有。我从对象、目的、取向、过程、问题、方法、结果、评价、价值、规范上，论述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差异，你们若想了解详情，不妨用鼠标点击一下。例如，与技术创新相比，科学研究的目标往往不甚清楚，探索性极强，偶然性很多，而且一些重大的科学原理，往往不是从经验直接归纳出来的，需要思维的自由创造和理智的自由发明，来跨越事实和理论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个鸿沟没有逻辑的通道，靠的是直觉的洞察力。

五四时代的一些人物，对科学的精神价值看得比较清楚，已经强调科学的精神价值了，所以说他们的科学观比我们现在的一些人还要高明。比如说任鸿隽，已经认识到科学功能的各个方面。他说，科学施于实用，则为近代工商业之发明；及于行事，则为晚近社会改革之原动；影响于人心，则思想为之易其趋；变化乎物质，则生命为之异其趣。科学使人的思想、行为、习惯、动作起了一个大革命，生了一个大进步。陈独秀也看到了科学革除无知、破除迷信的精神价值。

特别是，五四先哲清醒认识到，过分注重科学的应用有失偏颇，乃至造成某种恶果。黄昌穀以德国为例说明，科学的应用太重，注重功利太过，其流弊遂至于专尚功利，不顾及道谊，其弊到了“质胜文则野”的境地。杨铨也认为，科学的应用为枝节，而根株在理论。若把理论束之高阁，不特科学无进步的希望，后人欲发明新应用也失去了根基。胡明复也说过，科学不以实用为始为终，在求真而已。真理既明，实用自随。科学起初莫不从细微及无关紧要的东西开始，结果却为科学立新纪元，为社会造一新思潮、新文化。任鸿隽点明，应用是科学的偶然结果，而不是科学的当然的目的。科学是理智上的事情，物质以外的事情。把科学纯粹局限于应用，是小看了科学。可见，五四先哲看重和强调科学的精神价值，他们的思路是很明确的、很清晰的。

第三，对科学精神的深入剖析。五四先哲在揭示科学精神方面站得高，看得远，认为如果没有科学精神，就跟没有科学一样，因为科学精神是科学的本原和真诠。科学精神是什么呢？任鸿隽认为，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求真理。他说，“以事实为基，以试验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验为决”的科学，它的精神是“高尚纯洁”的，科学精神表现为崇实、贵确、察微、慎断、存疑五个方面。崇实是崇尚事实和实证；贵确是重视定量分析，追求精确性；察微是察觉常人所不注意的微小的事物和微渺的地方，科学家对此不肯以轻心掉过；慎断即是不轻易下结论；存疑是把所有不可解决的问题，搁置起来，不去曲为解释，或妄费研究。黄昌穀认为科学精神有两个特性，一是依据事实求真理，不虚设玄想，不放言高论；二是认定求知求用的宗旨，力行不倦。秉志是咱们北大的生物学教授，他指出科学精神包括五个方面，用五个字来概括。一是公，公开结果，大公无私。二是忠，忠诚，忠于事实，不存虚伪。三是信，惟求真理，是非分明。四是勤，勤苦努力，穷年矻矻。五是久，锲而不舍，终身不懈。胡明复断定，科学精神就是科学方法的精神，所以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精神实际上是二者为一的，这就是求真。了解求真精义的人，非真不从，非真不信，此种精神直接影响人类的思想，使人们排除迷信与妄从。

五四的先哲之所以对科学和科学精神有比较深刻的透视，是因为他们跟国际上的科学哲学的新潮流接轨了，他们把西方的一些新的科学思潮都吸收过来了。他们特别得益于批判学派。我下工夫研究过批判学派和它的五个代表人物马赫（E.Mach）、彭加勒（H.Poincaré）、迪昂（P.Duhem）、奥斯特瓦尔德（W.Ostwald）、皮尔逊（K.Pearson）。批判学派活跃在*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科学和哲学舞台上，是20世纪科学革命和哲学革命的先驱。当时与之对立的是机械学派或力学学派，这个学派总想把牛顿的理论框架修修补补，力图把新实验装进去。批判学派觉得旧框架不行了，必须打破它，另建一个新的框架。不过，牛顿力学的定律和理论，在它的适用范围内还是正确的。像皮尔逊的《科学的规范》，彭加勒的三本科学哲学著作《科学与假设》、《科学的价值》、《科学与方法》，对当时中国科学界和思想界影响很大。这些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被翻译成中文，在八九十年代我把它们重译了。英国哲人科学家皮尔逊的书很明确地提到科学精神，他用的是spiritofscience和scientificspirit，这两个词意思差不多，只有微妙的差别：前者似乎多指科学本身的精神即科学之精神，后者大概指通过学习和训练，人人都可习得的科学的精神。他也用过scientificframeofmind这么一个词，就是“科学的心智框架”或“科学心态”。最近几年，国内学者热烈讨论科学精神，我觉得所撰写的文章的水平太低了，连五四时代的人都不如。原因在于这部分人，既不读国外的文献，也不看五四的先哲讲了些什么，就凭着自己的空脑袋，谈一些心得、感想、体会，或者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所以讨论得很肤浅。2001年初，在北京友谊宾馆开了一个科学精神高层次讨论会，我也去了，还去了一些权威人物，最后出了一本《论科学精神》的书，绝大部分文章的水平很低，跟五四时期的水平差一大截，还有一些科学史等方面的知识性错误。也难怪，根本没有下工夫研究嘛。有文章说，西方没有科学精神的提法，这明显是信口开河、空口无凭。皮尔逊的那本书1892年就出版了，100多年前就明确提出了。还有英国思想史家梅尔茨，他在多卷本著作《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中，分章论述了法国的科学精神、德国的科学精神、英国的科学精神，这部著作于1896年出版，也快100年了。以达尔文斗犬自称的赫胥黎的孙子朱利安•赫胥黎，也多次论及科学精神，他是生物学家，也是科学哲学家。美国科学史家萨顿也就科学精神发表了诸多见解。五四先哲从西方借鉴了新思想，加上自己的思考，才能高瞻远瞩。你撇开前人的思想遗产，凭自己在那儿空想，怎么能看得更远一些。像牛顿这样的天才还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像我们这样的凡人就不用说了。否则的话，你怎么能超过前人？

第四，就是对科学方法的重视和探究。五四先哲特别关注科学方法，他们认为科学很重要的东西就体现在科学方法上。凡是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的，所得到的结果就是科学。所以胡明复讲，科学之所以在事理之繁、变端之奇、种类之多、性质之异的困难面前取其同异，通其变化，溯其通则，全在科学方法，这是科学之所以为科学的特性。他引用了皮尔逊的名言：“整个科学的统一仅在于它的方法，不在于它的材料。”在世界上，材料包罗万象，如果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它，所得的结果肯定是科学的东西，你不用科学方法来研究，那你得到的就不是科学，可能是其他方面的知识，我们也不是小看其他方面的知识，但是它不是科学。大家应当把科学、非科学、伪科学这些名词尽可能弄清楚一点。一般地说，科学我们主要指自然科学，当然社会科学有好多也采用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比较接近自然科学，像经济学、社会学现在也搞一些调查、统计这方面的，所以把研究社会问题的学问也叫社会科学。非科学比如说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美术或者是语法学、语言学、宗教学等等，这些学科也是很有学问的、很有用的，但是它属于非科学。伪科学把本来不是科学的东西，硬说成是科学，它既通不过实验检验，也经受不起理性分析，更有甚者，还以此瞒天过海、招摇撞骗。

五四先哲对科学方法很重视，他们认为，科学的主要方法是归纳法，另外还有演绎法，而且讨论了两者的异同。黄昌穀认为，从F.培根主张研究自然现象须行观察与试验二法推求真理以后，科学的致知方法逐渐形成现在所谓的归纳法，与之相对的是演绎法。前者能发明古人梦想不到的新知，后者能推广古人不完全的旧知。杨铨这样回答何为科学方法：征集事变类分之，简析之，律之以假设，证之以实验，假设与实验符合，则律例[定律]成立；科学知识可变，而方法不可变。任鸿隽从搜集事实、分析、归纳、假设等方面详论了科学方法，并把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的特点、长短加以对照。

在五四时期也有科学万能论的提法，大家不要误解。现在有些文章老是对五四采取了一种无端批判的态度，当然对于前人的东西采取批判的态度也是可以的，但是批判要有根据，总得肯定某些东西，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的不对的。尤其是，把要批判的对象还没有搞清楚，就凭主观愿望和好恶出发，认为五四时期的科学派好像都是科学主义。实际上，当时就是言论比较激进的丁文江，他虽然有科学方法万能的说法，但那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在知识界内”，而且他所指的知识又是科学知识。在科学知识内科学方法万能，这有什么错呢？给他扣一顶贬义的科学主义的帽子，不合适吧？丁文江对科学是比较清醒的，他的论敌张君劢却以为科学是牢固不拔的、一成不变的、有定论的。丁文江反对这样看待科学，他的先见之明是从批判学派、特别是从皮尔逊那里借鉴过来的。当时批判学派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科学理论都是可错的、暂定的，是像生物一样进化的。有些人望文生义，想当然，对丁文江等人的所谓科学主义大加鞭笞和讨伐，我觉得这是无的放矢，有点唐吉诃德和风车搏斗的味道。

现在，反科学主义在国内很时髦，就像60年代反科学主义在西方十分时髦一样。严格讲来，科学主义在英语大辞典里有两种含义：一种是中性的，就是科学家（或者被归之于科学家）对科学的典型的方法和态度；一种是贬义的，就是一般说的科学方法万能论和科学万能论。认为科学方法可以无条件地应用于所有学科，科学独自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这当然是错误的。问题在于，在今日的科学界，到底有几人坚持这种极端立场？要知道，哲人科学家的科学观在100年前就大为改观了，更不必说20世纪科学代言人爱因斯坦的开明而睿智的科学观了。不过，科学方法的确可以或多或少地应用于其他科学或学科，科学确实对解决社会和人生问题有所帮助，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当然，什么东西都有个度，超过一定的限度，真理也变成谬误了。说科学无所不能，当然是夸大了科学的功能和作用了，这种观点，稍微有头脑的科学家都反对，科学不可能把人们面对的所有问题都解决，如果都能解决，还要其他知识干什么，就不要其他知识了。其他知识之所以存在，是有存在的道理的。

我在这里想再次强调一下，五四先哲对科学的倡导，强调科学的精神价值和文化意义，强调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普适性，这是他们眼光明睿的表现，但是却被批判者指责为把科学意识形态化。科学是用经验和理性来建构世界图像或宇宙观的，科学对物理世界的描述优于其他知识，就像其他学科对主观世界、对人性的把握优于科学一样。你能说科学对人生观没有帮助？科学的宇宙观、或世界观、或自然观肯定对每一个人的人生观有大大小小的影响，它们肯定是有联系的。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机械论的世界图像，达尔文的进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这些在人类思想史上耸立的里程碑，对社会进程和人类思想的影响是多么大啊。

第五，对科学的文化意蕴和文化影响的探索。五四先哲明确地认识到，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是近世西方文化的本源和代表。西方文化的代表就是科学，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点。任鸿隽从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子和态度的定义出发，认为近代人的生活无论是思想、行动、社会组织都含有一个科学在里面，这是近世文化的特点，也是科学的最大贡献与价值。他充分地揭示出，科学的价值、科学的意义就在于它的文化价值，在于它的文化意义。在科学的人生观的里面，最能显示科学的文化影响了。其实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前，五四先哲就对这个议题发表过精辟的见解。像杨铨，他认为宗教的、艺术的、竞争的、实利的人生观均有弊病，应该用科学的人生观补救。科学的人生观是客观的、慈祥的、勤劳的、审慎的人生观，它与科学精神相通，它有三大特色：颇具德谟克拉西（民主）精神，实事求是，甘于淡泊。任鸿隽也坚持，没有科学知识，必然不足以解决人生问题。“文学主情，科学主理，情至而理不足则有之，理至而情失其正则吾未见之。”王星拱也坚持，科学为智慧发达的最高点，用智慧维持生活与改良生活，总要比本能高千万倍。胡适也宣布了他科学的人生观或自然主义的人生观的十大基旨，强调其中“未尝没有美，未尝没有诗意，未尝没有道德的责任，未尝没有充分运用‘创造的智慧’的机会”。任鸿隽也指出，科学不但借助物质文明间接地把人生观改变，科学自身也可直接发生各种伟大高尚的人生观。尤其是唐钺，列举了七个方面论述科学与道德的关系，阐明科学有利于道德。他讲得很有道理的，当然科学不能决定道德，但是它肯定跟道德有关系，也有影响。而且科学本身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智慧，我们不应当把科学仅看成一种纯粹的知识，应该提升一个层次，叫科学的智慧。《科学的智慧》这本书是我翻译的，作者是英籍澳大利亚天文学家，写得挺精彩，是很简明的一个小册子，十几万字。这位名叫汉伯里•布朗的科学家是去年去世的。

当然科学不能完全解决人生观问题，但是科学对人生观肯定有助益，因为科学也是人类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在当代，科学文化的权重是很大的。当然应该与人文文化平衡起来好一点，这种平衡不是半斤八两，因为一个时代总有一种文化处于强势地位。但是，缺一不可，而且一个太小了、一个太大了也不好，削高就低、揠苗助长也不好，要两个兼顾，协调发展。

第六，对于反科学思潮的辩驳。反科学思潮可以说是与科学相伴而生的，在五四时代也有反科学思潮。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梁启超到欧洲转了一圈，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叫“欧游心影录”。他虽然说他不承认科学破产，也不反科学，他确实也不是明显地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责归之于科学，但是文章透露出那个意思，起码客观上给人造成一个印象，好像是科学这个东西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的科学美梦落空了。不管怎么说，梁启超的文章助长了中国当时的反科学思潮，帮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忙。

五四先哲对这一思潮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们认为，你不能那样怪罪于科学，也不能怪罪于科学家，这是政治家的问题，这是搞政治的人的责任，是从本民族的狭隘立场出发，或者从私利出发干的坏事，这是教育家的责任，没有把人教育好。陈独秀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借鉴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学说，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是帝国主义争夺世界资源和市场，妄图重新瓜分世界，跟科学不相干。他认为这是一种社会问题，当然要用综合措施来解决，并不是科学造就了世界大战。丁文江挑明，欧洲文化并没有破产，纵使破产，科学绝对不负这责任。他们说的有道理，确实是这样，没有科学的时候，人类不是照样有战争，用冷兵器互相残杀，死伤的人、残酷的程度也不亚于现在。现代战争的根源，完全在于罪恶的军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极端的宗教基要主义、狂热的民族主义、狭隘的爱国主义，情况难道不是这样吗？

作为知识形态性的科学，严格地讲来，是中性的，没有什么好坏的，所以我不同意有人提出的致毁知识或者负知识的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不能成立。哪个知识是致毁知识呀？造炸药的化学知识是致毁知识？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是负知识？如果对它们做肯定的回答，那么任何科学知识都是致毁知识或者负知识了，牛顿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自然也不能例外。你从高楼上扔重物砸人，不是运用了牛顿发明的知识了嘛？就算是致毁知识，用炸药也是做了好多好事的，虽然它在战争中运用，但是你没有炸药，封建城堡和政权推翻不了，它在政治上也有意义，就不必说它的经济价值了。当然，运用科学知识，也造出原子弹、氢弹这些恶的东西，使这个世界处于危险的边缘。但是，社会情况往往是很复杂的，对它的解读也不能局限于一个角度。在20世纪前一半，接连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中间相隔仅仅20年。可是，后来的50多年，尽管局部战争时有时无，但是世界大战没有打起来。原因在哪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了原子弹，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你扔原子弹，发动战争，人家扔过去报复你，结果双方即使没有立即死光，也会在烟雾笼罩的所谓“核冬天”中慢慢死掉，而且弄得第三方乃至全世界都随之遭殃。这当然有违战争发动者的初衷，也会遭到全人类的反对，世界大战就这样打不起来了。不用说，这种核和平是令人不安的，但是毕竟长时间没有爆发世界大战了。另外，太阳系有许多小行星，它们随时会向地球撞来，尽管几率很小，据说恐龙就是因此灭绝的。好了，现在我们有火箭和原子弹了，到时候发射一颗，改变一下小行星的轨道，不就免除了人类的灭顶之灾。

世界上的诸多东西好像都有两面性，包括一些很简单的东西，比如说火的发明。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但是，用火也可以杀人放火，火烧秦宫，火烧连营。就是石块，打制成一个石器，当然可以用来打猎，也可以方便打人呀。所以不能用极端的观点看问题，把一切罪责归于科学，这纯粹是对科学、对技术怎么应用和使用的问题。当然有的是出于恶的动机，我们要坚决反对。有的人也出于好心，因为科学知识的应用很难预测，技术的一些副作用也很难预测，所以也可能造成负面影响。但是，一旦发现问题，人类的智慧也会找出办法对付的、处理的。就像滴滴涕，在60年代已经限制或禁止使用了，因为它有很大的负作用。不过，你也不能否认它的功绩。当时世界人口数量已经相当可观，虫灾一来，流行病一来，不知道多少人要饿死、病死，是滴滴涕杀灭了农作物害虫和苍蝇、蚊子，把千千万万的人从死亡线上挽救出来。在中国古代，解决人口问题就是靠战争、靠饥荒、靠疾病的。有人研究过这个问题，一个封建王朝走向鼎盛时期，老百姓安居乐业，人口随之激增。一旦发生一些自然灾害，靠天吃饭的农业没有收成，粮食不够吃了，他就要造反，造反还有活的可能性，不造反肯定得死，所以就造反。结果天下大乱，饿死的饿死了，杀死的杀死了，人口骤减。中国的封建社会周期性地改朝换代，人口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在现代，人们依靠科学和技术，可以说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反科学者应该客观冷静地看到这一点，一味地反科学，是不明智的。实际上，那些反科学的人也乐于享受科学和技术的成果，同时又大反科学，我觉得这就有点滑稽可笑了。

在五四时期，流行科学损美说。彩虹多漂亮，引发多少美妙的想像，你非说这是太阳光线折射造成的，岂不大煞风景？嫦娥奔月，多浪漫，你把火箭放上去，一看月亮原来是个死寂的世界，美好的幻影没有了，把美梦给破坏了，多扫兴。还有一种是科学败德说。科学的发展，新玩意儿不断出现，财富不断创造，人的欲望越来越膨胀了，没有个止境，好了还想再好，享受了还想再享受，所以败坏了勤俭、朴素等传统美德。五四先哲在这方面看得也很清楚，他们借用了皮尔逊的思想，说科学不仅没有损害美，而且还创造了新的美，给人的审美判断以永恒的满足。科学也没有败坏道德，人心不古是社会问题，也是个人修养的问题。我觉得，五四先哲讲得有道理。确实，人应该树立开明的发展观、消费观、价值观、人生观，在物质追求方面应该有所节制，大吃大喝，为摆谱一掷千金，挺乏味的，够低级的。有正常的、体面的物质生活就行了，在精神生活方面，你可以永无止境地追求嘛，这才是高尚的追求。

五四先哲对科学的洞见就讲到这儿。他们对对民主也有好多理念，这方面的文献很多，我没有下工夫研究，在这儿仅以陈独秀为例加以说明。由于陈独秀是五四时代的代表性人物，所以他的观点也具有某种代表性，他的一些观点，也反映了当时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的总认知。陈独秀把democracy译为民主或民主主义，有时也称其为惟民主义、民治主义，或径直音译为德谟克拉西。他正确地论证了什么是民主国家。他说，民主国家是真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是公民的公产，并不是执政者的私产，人民是主人，执政者是公仆。民奴国家是伪国家，执政者是主人，以国民为奴隶，牺牲全体国民的权利，以奉一人。

关于民主的真谛，陈独秀在一篇文章里强调，西方的民主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就是林肯所谓的“由民”而不是“为民”，用英文原文就是bypeople,而不是forpeople。这两者差异是很大的，一个是民主主义，是人民当家作主，是bypeople。中国古代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民为邦本，是仁民爱民的思想，是forpeople，是民本主义，因为它是以君主的社稷为本位的，为的是巩固皇帝一人的统治地位。中国古代没有民主主义，只有民本主义。中国领导人出国讲话，不知道哪一个人给写的稿子，说中国古代早就有民主思想了，孟子怎么说，孔子怎么说。仁政和王道比暴政和霸道要好一些，这没有错。有趣的是，过去有学人居然这样断言，霸道能激起人民的反抗，激起农民起义，推动社会发展。这是什么逻辑呀？仁政和王道固然比暴政和霸道好一些，但是，人家皇帝毕竟高高在上，一言九鼎，绝对权威。他知道，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度量大的，像唐太宗，你给他提意见，顺耳他就听了，不顺耳，他可能忍一忍，想一想。他不高兴了，就不愿意听了。度量小的，你如果提意见反对他，那是没有好结果的。你若威胁到他的权威和王权，则格杀勿论无疑。要是民主思想和政体，怎么可能那样，所以这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民主这个概念，不信你查查辞源、辞海。在中文里面，民主这个词的本来意思是什么呢？是“民之主宰者”！正好与西方民主的意思背道而驰。《书•多方》曰：“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休命于成汤。”这句话中的“民主”，指称的就是“民之主宰者”。皇帝主宰人民，这叫民主吗？所以民主的概念是西方的，但是它是全人类优秀的思想遗产，民主体制也是在一切难以令人满意的制度中缺点较少的一个。五四先哲慧眼识真金，一下就看准了西方这两样好东西，把民主和科学引进来了，这在中国现代史、思想史上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怎么估价也不过分。中国的本土文化本来缺失这些新因子，而这些新因子又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或水土不服，因而一开始很难在中国落地生根。你看，科学和技术刚刚进入中国，遭到多么强烈的反抗和抵制呀，连修铁路都受不了，说火车一响他的母鸡不生蛋了，他祖坟的脉气也给冲散了，非要把那个铁路给扒掉不可。至于民主，由于和政治、政体和意识形态等相关，遇到的阻力就更大了。即使在思想层面，连民主主义和民本主义都分不清，在高官名人那里都搞不清，你说这不可怜、可悲。

对于民主的内涵、精义和实施问题，陈独秀也有明确的认识和独到的见解。他采纳了美国哲学家杜威的思想，认为民主有四个要素：(一)政治的民治主义。就是用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之类。(二)民权的民治主义。就是注重人民的权利，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自由之类。(三)社会的民治主义。就是平等主义，如打破不平等的阶级，去掉不平等的思想，求人格上的平等。(四)生计[经济]的民治主义。就是打破不平等的生计，铲平贫富的阶级之类。陈独秀就此议论道，前二种是关于政治方面的民治主义，后二种是关于社会经济方面的民治主义。原来，在欧洲古代，民主仅仅是“自由民”(对奴隶而言)参与政治的意思，和“专制政治”(autocracy)相反。后来，随着社会和思想的进步，民主的意思也日渐扩张：不但拿它反对专制帝王，无论政治、社会、道德、经济、文学、思想，凡是反对专制的、特权的，遍及人间一切生活，几乎没有一处不竖起民主的旗帜，自然不限于政治一面。陈独秀觉得杜威关于政治的民治主义的解释有点不彻底，他说：我们既然是个“自由民”不是奴隶，言论、出版、信仰、居住、集会，这几种自由权，不用说都是生活必需品。宪法我们也是要的，代议制也不能尽废，但是单靠“宪法保障权限”，“用代议制表现民意”，恐怕我们生活必需的几种自由权，还是握在人家手里，不算归我们所有。我们对政治的民主的解释，是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换一句话说，就是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老实说，就是不要被动的官治，实行积极的人民自治，必须到了这个地步，才算得真正民主。

五四先哲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民主的真谛，看到了科学的深层价值。所以我们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先哲们从西方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启动了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思想现代化的进程。五四至今已经80多年了，特别是最近20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的面貌有较大的变化，但是还不尽如人意。中国的科学水平与世界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诺贝尔奖至今与国人无缘。政治改革一波三折，步履艰难，既拖了经济改革的后腿，又为维系特权和腐败继续提供温床。现在有些地方，官员不贪污、不腐败就奖励他，官员不贪污、不腐败是做人的最低的、最起码的标准，你怎么还奖励他？真叫人匪夷所思，啼笑皆非！这是做人的底线呀，你还要奖励，岂不是太可悲了？真是天下大了，无奇不有，现代版的《官场显形记》。

我已经讲了对科学的误解和曲解，对民主的迷误似乎更严重一些。

第一，民本主义不是民主。上面讲过的，我就不饶舌了。我想结合现实强调一下，我们现在对民主的理解，远远达不到五四先哲的水准。我们至今还对明君圣睿、伯乐相马、士为知己者死等封建思想和专制体制津津乐道，这好像已经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很危险的，也说明我们民主意识的淡薄和缺乏。打开电视，荧屏上演的是大清官、好皇帝，这些人物成了我们讴歌、颂扬的对象。我们的报纸长时期宣传伯乐相马、士为知己者死，这那有民主思想和平等观念？把人才等同于马，拉到市场让所谓的伯乐评头品足，伯乐高高在上，被选上的马是给人干活的，他不会说话，没有发言权，这哪有民主和平等的气息？“马”为什么不可以反过来“相”伯乐？你这个自称的伯乐称不称职呀？你到底是真伯乐，还是假伯乐？话说回来，只要社会有一个公正的、自由的竞技场，让马赛跑，让人比试比试，不管是马才、人才都会脱颖而出的，哪用你劳民伤财、装模作样去“相”。士为知己者死，这战国时期的遗风，是那些所谓的侠客义士、或鸡鸣狗盗之徒的报恩意识，是十分狭隘的封建思想，纯粹是忠于个人，为此甚至可以置民主与法制于不顾。这一切，跟民主的概念、民主的精神显然是南辕北辙的，纯粹是一种封建的、过时的、落后的东西。

第二，集中民主和专政民主不是民主。我们老是说集中民主，强调集中民主，办什么事情，制定什么政策，先征求一下意见，大家议论议论，议论完了以后，把意见收集起来，再由领导集中。好一点的，再如此这般地反复一两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没有什么不对的，也不能说集中后的决策没有对的。但是，集中民主确实一进入实践领域，往往容易变味。我让你讲，你讲得虽然好，我来了一个集中，把你的意见“集中”掉了，等于你没讲，正应了伟大领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老百姓的话一万句也顶不上一句。或者是我听得不顺耳了，我马上给你扣一个帽子，你是，反社会主义。或者更厉害一些，采取一个引蛇出洞的阳谋，我故意让你讲，谁对我心怀不满，一讲不就原形毕露了，我马上就抓你不放，戴政治帽子、大批判、下放、劳动改造、关监狱甚至杀头，这哪是民主呀？集中民主之所以屡屡变味，关键在于人民无法做主，而是由高官做主：上下不对称，重心在上而不在下，大权在上，而且无法监督，甚或不受制衡。所以，所谓的集中民主，不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操作层面，都存在严重的缺陷，它高不过明君圣睿，不变味才怪呢。还有专政民主，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谁是敌人，谁是人民呀？要有一个标准嘛。这个标准掌握在当头的手中，而且是随意的，没有法制去管。于是，好多人本来是大好人，却被划成阶级敌人了，打成反革命了，一个个被专政了，遭到灭顶之灾了，这能说是民主吗？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总结、认真记取的了。

第三，民主是天下的公器。民主是千百年来人类宝贵的思想遗产，而且经过社会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当然，民主也是有缺点的，但是在所有有缺点的制度里面，它算是比较好的。古希腊实行多数民主，有人控告苏格拉底败坏青年，对青年讲坏话，大家一投票，他不得不死，虽然他视死如归，死得从容而安详。所以民主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它有一套纠错机制，能及时发现错误，把错误尽可能减少。而且，民主思想和体制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与时俱进的，比如保护少数、宽容等原则。不像我们，没有监督、制衡、纠错机制，文化革命一搞就是十年，把几代人给误了、给毁了。即使到崩溃的边缘了，也刹不住车。直到老人家去世，事情才出现了转机，否则还要把革命进行到底，不知延续到猴年马月才算到头。所以说，民主这个东西，是人类的共同财富，跟市场经济一样，无所谓姓资姓社。过去我们说市场经济是姓资的，计划经济是姓社的。邓小平说，没有什么姓资姓社之分，社会主义照样可以搞市场经济，没有必要争论了。我们搞了市场经济，不是很快就活起来了吗？同理，民主也没有姓资姓社之分，他好像没说这个话，我们可以动脑筋想嘛，我们可以说嘛。民主确实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没有资本主义的民主，没有这种区分。当然，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文化传统、经济基础不见得一样，实行起来肯定有差异，这可以理解。但是，总的方向和大原则应该是相同的或相似的，例如公民主权、多数统治、保护少数、平等参与、权力制衡与防范、有效纠错、以及言论出版自由与法治等，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无论西方还是东方，有的国家实行了几百年，有的实验了数十年，挺有效的。所以，我觉得民主是天下所有人的公物、公器，跟市场经济一样，哪个国家都可以用。有人说中国的经济落后，文化落后，所以民主很难实行。这是托词，环视全球，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退一步说，中国大学的经济和文化不落后吧，文化素质够高的了，在座的都是读博士、硕士的，但是大学的领导就不是民主投票来选出来的，是由上面任命的，这不自相矛盾了吗？我就不相信，在座的同学和北大的教师一个比一个笨，不具备民主选举的素质，选不出中意的校长来。

第四，民主主要是治上，而不是治下。民主是主权在民，人民委托当官的来管理这个国家和社会，人民把权力赋予他，让他来代管这个国家，人民就要用一套机制来监督他，主要是监督那些最高当权者，民主的好多条款和程序是监督官员的，主要冲着这个方向的。因为当权者一旦缺乏民主监督，那就乱套了，社会动荡，经济崩溃，民不聊生，像中国的、文化革命，造成多大的损失呀，死了多少无辜的人呀。*58年开始，牛皮吹得一个比一个大，一亩地打数千斤、几万斤粮食。还没吹多长时间，闹得全国人民饿肚子了。据说*62年前后饿死了两千万，这是在没有战争、没有严重饥荒的情况下，中国人口负增长，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起码也是罕见的。中国农民起义，是发生饥荒了，引起战争了，人口出现负增长，一般的年景下，没有，没有战乱，中国人口没有什么负增长的。人民活活地就饿死了，当官的饿死了几个？生产队长、公社书记饿死了几个？就不必问比他们大的官了。都到了饿死人的地步了，人民也没办法把三面红旗拔下来，你拔，他给你头上插一个白旗，你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成了反革命了。所以上面一旦坏了，确实祸国殃民，轻则也是贪污、腐败，这怎么得了。刁民好治，你犯法，你破坏社会秩序，好治多了，抓起来、关起来就行了，杀人者偿命，很容易解决的事情。真正不好治的是上面，那是大巫，刁民是小巫，所以民主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操作机制，是监督和制衡当权者的。现在贪污腐败肆行，其实不管什么政权和主义，不管皇帝、总统、总理和主席，对贪污腐败一般都不留情，即使他本人贪污腐败，也不许下边的官员贪污腐败，因为它对政权构成直接的威胁，从内部挖空你，搞垮你。有贪污腐败资格的，都是手中握有权力的，或大或小总得是个官，起码也得是个“管”。你是个平头百姓，你坐到家门口等上一年，也没有人行你的贿。你就是黑了心，想贪污腐败，怎么个贪污法？腐败的温床供不应求，谁给你无偿提供？眼下贪污腐败久治不愈，就是民主制衡缺席，政治不透明，暗箱操作，新闻舆论监督不力。我们得借鉴世界各国成功的经验，完善民主体制，使民主意识深入人心，制衡权力，监督当权者。这样的话，不仅贪污腐败会减少，整个社会也会和谐发展，人们的心情都会舒畅。

第五，民主也是文化之全体和做人之道。这一见解把民主概念在理论上泛化了，在实践中普及了，民主并不是达官贵人和知识人的事情，它跟人人都有关系。长期以来，在国人的心目当中，民主常常被狭隘地理解为是一种政治手段，甚至仅仅是少数服从多数。其实，杜威早就说过，民主自身就是一种教育，是教育的利器，政治的事是人民也可以过问的，人民不问过政治，就把政治的才能糟蹋完了，再也不会发展了。还有，张东荪也讲过，我们整个来说，民主主义同时是一个政治制度，同时是社会组织，同时是教育精神，同时是个生活态度，同时是个思维方法，同时也是个前途的理想，同时是一个切身的习惯。于是，民主就等于一个传统的文化的全体和一个做人之道。从而，民主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与每一个公民息息相关。

讲了一大堆，现在收个尾吧。上面所提到的对科学和民主的迷误，不是短时间就能消解的。要启动和加速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不是一日之功。五四先哲掀起的换民心、开民智、新民德、塑民魂的启蒙运动，很有必要继续进行下去。五四先哲的确有眼力，确实有先见之明，他看准了民主和科学这两个利器，是国人所匮乏的，是救治中国的良方。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两样东西都还没有完全的在中国生根，对于民主的迷误，对于科学的迷误，就是没有完全生根的表现。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后来被救亡主题压倒，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戛然而止，也没有完成五四先哲的遗愿。相反地，从上世纪末开始，国粹派和后现代派结成神圣同盟，不遗余力地批判五四的所谓激进主义和科学主义。他们不仅掀起了一股反科学的小浪潮，而且对民主也大加诋毁，扬言要用儒家那一套封建的思想和礼制治理国家。这是对五四精神背叛和反动。看起来，要使民主和科学在中国生根，把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变为国民的意识，还有漫长的路要走。21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肩上的使命，把五四先哲的未竟之业担当起来，并进行到底。中国的知识分子任重道远。中国的未来是有希望的！

今天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