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实践科学观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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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根据区委的统一部署安排，我与大家一起探讨政绩观问题，我讲的题目是“领导干部要树立和实践科学的政绩观”，主要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绩观的基本内涵；二是树立科学政绩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三是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把握和实践科学的政绩观。

一、政绩观的基本内涵

所谓政绩观，主要是指怎样创造政绩和如何衡量政绩两个问题。其内涵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价值取向，即其为官一方到底代表谁的利益，用什么作为评判政绩的标准。它是区分不同政绩观的基本量标。二是方法论取向，即用什么来取得政绩，特别是在主观需要和客观基础之间，决策需作何种取舍。它决定了政绩的效果。就我理解，政绩观还有以下几个特性：

一是政绩观具有政治性和阶级性。政绩观存在于每个从政人员的思想意识中，统治阶级都要求从政人员形成符合自身发展利益的政绩观。列宁曾经说过：“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看待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政绩观的其中一项内容，就是为谁创造政绩，就这点来讲，不同的统治阶级，其政绩观必然有明显的差异。如在封建社会实行“家天下”，是皇权统治，在不正确的政绩观支配下，更多的官员搞横征暴敛，以致官逼民反，造成中国历史上平均每30年左右就有一次战乱或动乱，这是台湾著名历史学者柏杨研究得出的结论。再比如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宪政政治制度，但各级官员作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角色、身份一直未曾改变，其衡量政绩的标准，大财团的看法是关键。从其价值取向来说，资产阶级政客之所以要出政绩，基于二方面考虑：一是要对扶其上台的垄断集团负责。政客竞选需要大笔的经费，而经费只能自筹，谁给他大笔的经费，谁就是他的股东。其上台后自然要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这种例子是举不胜举的。美国就有驴象两党说，总统上台委派官吏原被称为“政党分肥制”。有的专家称：小布什之所以实行单边主义，就是为了迎合支持他上台的军火商的利益。而克林顿夫人希拉里在竞选纽约州议员时，为了取得美国犹太富翁的支持，一反过去限制以色列的主张，提出要帮助以色列打击巴勒斯坦，后来干脆称自身就是犹太裔。（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历届政府都对以色列采取袒护政策，其根源就在于犹太富翁控制了美国的经济命脉，决定了其政治生命的存亡续断）。可见，每一个政客都代表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二是对选民负责。票数的多少决定了政客的政治生命。政客在竞选前后必须尽可能满足选民的需要。在从政时，尽可能取悦选民。什么方式合适就干什么，如克林顿在朱钅容基访美时，原决定马上与中国签订WTO协议，但鉴于美国两个最大的工会组织——劳联和产联的巨大压力（这两个工会组织掌握着几百万钢铁行业选民和纺织行业选民），在最后关头却退却了。以至朱幽默地说：煮熟的鸭子飞走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政客在迎合选民需要的时候，确实也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的事，但“选民”并不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当然也不能代表整个民族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为了财团和政党的自身利益，他们也可以不顾国家和民族的安危。如国会弹劾克林顿案，就是某些国会议员为了所谓“政绩”而“小”题大作的典型写照。这种事在韩国也出现了。卢武炫现在被弹劾，说到底，就是议员们为了政党利益公报私仇，而导致韩国出现了权力真空，从而损害了整个韩国的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陈水扁不也是做着同样的事么？马基雅维里在《君王论》里宣称：“不要问是否作恶，而要问是否善于作恶”，这正是资产阶级在政绩方面取向上的座右铭。

二是政绩观具有时代性。不同的历史时期，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发展阶段，以及不同政治经济环境，有可能形成不同的政绩观。如在解放战争年代，战绩就是政绩。谁能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用兵如神，谁就是统帅之才，邓小平能27岁就走上正军级领导岗位，也是27岁就当军长，就是对其战绩的肯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曾经有过“多快好省”的建设高涨阶段，在“超英赶美”等不正确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下，出现时期的“大炼钢铁”，以及后来的“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在当时，都曾作为值得表扬的“政绩”。虽然今天，看到这种政绩观显然不符合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在时代，政绩观更是产生了严重的扭曲，奉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直至国民经济严重衰退到崩溃的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审时度势，坚定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并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倡发展是硬道理，使我国二十多年一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有目共睹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的发展观，要求广大干部确立科学的政绩观。政绩观的演变过程，实际也是我们党对三大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

三是政绩观具有导向性。决定领导干部晋升的因素，最大的标准就政绩标准。政绩观就象“高考”指挥棒，考什么内容，学生肯定得学什么内容。一个时期形成的政绩观，容易使各级干部的从政行为目标共性化，价值取向一致化。我们国家有搞运动的传统观念基础，有跟风从众的心理基础，有一哄而上的社会风气，无疑会使政绩观的导向作用更加明显。上面讲要做什么，下面就一行百效、千篇一律，紧跟照办。一些地方发展某项产业大获成功，那各地就会快速仿效，遍地开花。如全国有23个省市区发展汽车产业，整车厂比世界其它国家总数还要多。这种盲目发展已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比如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地方把“发展是硬道理”理解为“GDP”增长是硬道理，产生的“GDP”崇拜现象。GDP是一个重要指标，但GDP不是万能的，1968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竞选总统时说，“GDP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种东西”。GDP不衡量社会成本，不衡量增长的代价和方式，不衡量效益、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不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正像砍伐森林，“算做了当年的GDP，但对国民财富却是负积累”。中国的万元GDP总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呈现高投入、高耗能、高增长，低效益。一位德国学者和两位美国学者曾这样描述：“乡间小路上，两辆汽车静静驶过，一切平安无事，它们对GDP的贡献几乎为零。但是，其中一个司机由于疏忽，突然将车开向路的另一侧，连同到达的第三辆汽车，造成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随之而来的是：救护车、医生、护士、意外事故服务中心、汽车修理或买新车、法律诉讼、亲属探视伤者、损失赔偿、保险、新闻报道、整理行道树等等，所有这些都被看作是正式的职业行为，都是有偿服务。即使任何参与方都没有因此而提高生活水平，甚至有些还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的GDP依然在增长。”他们最后指出：“平心而论，GDP并没有定义成度量财富或福利的指标，而只是用来衡量那些易于度量的经济活动的营业额。”城市不断建路修桥盖大厦，由于质量原因，没多久就要拆除翻修，马路拉链每次豁开，挖坑填坑，GDP都要增加一次。为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各地都普遍扩大开发区建设规模，国土资源的利用呈失控状态。据统计，全国解放以来，建城区面积有3.1万平方公里，而近年来开发区的规划面积达到3.4万平方公里，面积相当于台湾省，超过我国50年城市建设用地的总和，这实际上就是追求GDP增长起着导向作用。

四是政绩观的检验标准具有实践性和群众性。不管是哪个历史时期，不管是哪个国度，真正的政绩应该经得起实践和群众的检验，实践和群众检验是判断是否是政绩及政绩大小的根本尺度。心中想着群众，有群众观点，即使没有把功劳记在自己的帐上，老百姓却会把政绩一笔不漏地记在自己的心上。古人白居易、苏东坡在杭州任职期间，疏浚西湖而用淤泥堆成长堤，千年后还被百姓称为白堤、苏堤。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在兰考治风沙种下的泡桐树被称为“焦桐”。被称为人民的好总理，流芳百世。

二、树立科学的政绩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这种新的发展观呼唤新的政绩观。尽管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科学的政绩观”在实践中不断形成并丰富起来，但真正明确提出“政绩观”概念的，却是最近的事。**年11月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在最近结束的人大会议上，同志又重申了这一观点。科学的政绩观轮廓逐渐明晰起来。综合起来看：以人为本，特别是以民为本观念凸现出来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突出的就是一个“民”字，即解决政绩观中的价值取向问题。而讲真话、办实事，求实效，则要解决求政绩的方法取向问题。与此相对应，对干部考核的改革与研究也正在悄然兴起。据我所知，有这样四件事：一是北京市于1月7日起，专门邀请公共政策专家研究、制定群众评价政府部门工作的有关方案。二是由国家行政学院牵头《公共管理部门绩效评估和领导人员素质评估》课题，以及由中组部研究室开展的同类课题也在积极的进行之中。三是一些地方对干部考核改革也正在进行：如曾轰动全国的南京万人评议领导干部活动已进行了两年，据李源潮称：通过群众的意见，罢免不称职的干部获得了成功，今年还将继续做下去。四是最近出台了《纪律处分条例》和《党内监督条例》。由此可见，政绩观正在逐步成为党的建设问题的焦点。因此，要充分理解树立科学的政绩观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充分认识树立科学政绩观的重大意义。

1、发展理念的转变，必然要求树立科学的政绩观。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破除了“两个凡是”，提出了工作重心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国由此走上了经济建设的快车道，创造了堪称“经济奇迹”的中国现象。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是10.1%，90年代的年均增长率则名列世界榜首，为10.7%。在一个规模如此之大的国家，保持了如此之快和如此之久的增长，在世界经济史上恐怕只有19世纪后期的美国和20世纪5、60年代的日本可堪媲美。但是，我们又要看到中国也为增长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一是资源浪费严重。**年中国消耗相当于全球总产量30%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创造的GDP则仅占到世界的4%。如果按1美元生产总值能耗计算，我国比发达国家能耗高4至5倍。第二是城乡差别大。在经历了25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城乡差别最大的国家之一。不算财政对城镇居民的补贴，中国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是3.11倍，这个数字在1985年是1.72。第三是地区差别加剧。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国情专家胡鞍刚称之为“一个国家，四个世界”，不同的省份如此，同一省份的不同地区也如此。中国最富的上海与最穷的贵州的人均GDP差距，1978年是9.1倍，2002年12.9倍。实践证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没有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没有错，但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等同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经济建设也不同于社会全面建设。党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在过去3年里，党中央先后作出了“西部大开发”（2000）、加入WTO（2001）、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三个代表”写入党章等重大决策，分别回应了地区差距、全球化、执政基础等重大问题。而**年10月14日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还第一次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提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应该说，这是中共执政50年来在国家发展观上的历史性突破，其意义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而后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个概念，可见，我国这艘巨轮正在进行艰难的调整。从这点看，提出政绩观问题实质上是现代化建设发展的必然要求。

2、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然要求树立科学的政绩观。党的执政能力体现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政绩的汇集、积累则是对一个党执政能力的检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创造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绩就是执政能力的具体体现。西方有个著名学者提出“政绩合法性”概念，指出：“在民主国家，统治者的合法性通常依赖于他们满足一些关键选民（如资产阶级财团等）对他们政绩的期望。但是这一制度的合法性却建立在程序之上，建立在其选民通过选举选择其统治者的能力之上。那些在职的统治者不可避免会做不出政绩。这样，他们就失去了合法性，也就会在选举中被击败，新的统治者会接替他们。因此，统治者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导致了这个体制重新肯定其程序的合法性。”这个政绩合法概念就是相对执政能力而言的，对我们党同样具有借鉴意义。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毫不含糊地指出：“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是死路一条。”他又说，“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根据世界发展进程规律，在人均GDP500美元—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意味着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关键阶段，也往往是社会矛盾最为严重的时期，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调整”的关键时期。过去单纯地追求GDP的增长并不是真正的发展。比如GDP增长很快，同时，“三无”（土地、岗位、保障）农民大量增加（全国有近4000万“三无”农民），不注重农民及城市失业人员的收入问题和生活状况，很可能会落到“拉美陷井”里头去。“拉美陷井”是以巴西、阿根廷等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失调的现象，这些国家都有二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失业率上升，生态恶化等原因，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危机，经济社会发展趋于长期停滞。阿根廷在2001年12月，爆发了南美洲国家一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在政治领域，先后有4位总统在半个月时间内走马上任。在经济领域，失业率高达20%，1000多亿美元的外债无力偿还。为预防“拉美陷井”在我国重演，中央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社会和人的发展，是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在20多年改革期间，我国的国民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世界银行一份研究报告提出，在如此之大的国家之中，在如此之短的时间之内，收入分配差距如此迅速地扩大，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有过的现象。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呈扩大之势，影响了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民意基础，“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老百姓采取极端方式表达自己的要求，如上访呈愈演愈烈之势，如何维护社会公正，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对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是增强党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重要基础，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之一。

3、领导干部存在的追求政绩的不良倾向，必然要求树立科学的政绩观。中央领导同志之所以近来反复强调领导干部必须树立科学的政绩观，是针对目前政绩观方面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而提出来的。一些领导干部对什么是政绩、为谁创造政绩和如何创造政绩等问题缺乏正确的认识，主要表现为：

一是追求政绩的“物化”倾向，表现为重视显绩。专干“显山露水”，只求表面风光。只重视看得见的“硬环境”，不重视看不见的“软环境”，只把硬环境当政绩，不把软环境当政绩。一些干部认为基础设施等硬指标，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热衷于铺摊子、上项目，因为这些政绩既能让人一目了然，让群众有所感受。这些干部陶醉于“工程政绩观”之中，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前阶段被判处死刑的安徽省前副省长王怀忠，1994年到东南亚转了一圈，回来后脑子一热，提出要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并亲自起名为“龙潭虎穴”，要在动物园养千只老虎万头巨鳄。王设想，这将使阜阳成为中原地区的一大观光旅游中心。王怀忠没有经过规划和设计，甚至没有一个成熟的思路，就圈地数百亩，发动数万干部、教师、学生去挖“龙潭虎穴”的义务劳动，毁了不少良田，最终动物园工程历时三年，耗资千万，半途而废。王怀忠所搞的政绩，并非学识不够，头脑发昏而决策失误，其出发点根本就不是为了老百姓，是为了个人仕途的升迁而搞的形象工程。

二是追求政绩的“短期”倾向，表现为急于求绩。重近期效果，轻长远利益。从不科学计算投入产出比，不顾社会和人的发展，以为经济搞上去，其它诸如生态、资源都可以不管，“吃祖宗饭、砸子孙碗”。

三是追求政绩的“超前”倾向，表现为政绩作秀。不惜民力、借债开发，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一任政绩，几任包袱”、“前任政绩后任债”。王怀忠在阜阳任职期间，立志要把阜阳建成中国第一大市，要建设与“大都市”计划相匹配的“大机场”。机场建设项目共耗资3.2亿人民币，由于客源严重不足，勉强营运1年之后，现在只剩下两条短途航线，每年财政要贴几百万元搞维护，飞机场成为野鸡、野鸭的乐园，成了“飞鸡场”。

四是追求政绩的“数字”倾向，表现为谋求假绩。把数字指标作为衡量政绩的主要依据，以数字论英雄、定优劣，导致“政绩不够数字凑、数字不够水分凑”。“政绩注水”的背后“以数字论英雄”的倾向，引起某些追名逐利者推波助澜，以至于“层层加水，水到渠成”，“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国务院”（朱钅容基视察安徽粮库成为一个经典的笑谈），给国家政策的制订造成了误导，如目前阶段的“圈地运动”，就与一些地区粮食统计“注水”有某种联系，使有关决策者误以为国家粮食储备很高，减少种植面积，或者改种各类经济作物不影响大局，去年年底粮食市场供求关系已发生急剧变化，已经危及国家安全，才知道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去年，一些国际组织对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怀疑态度，因为中央和地方的统计机构在数据方面自相矛盾，这个就是受数字虚报的影响。

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在追求政绩存在的几种不良倾向以外，还受观念、体制及官场不良文化的影响，对政绩观的认识还有几个误区：

一是“唯名”。搞“面子政绩”，对自己任内能看到政绩的抓，不能增加政绩的不肯抓；对容易出政绩就肯抓，对难啃的硬骨头，对一些热点难点问题唯恐避之不及，不肯承担责任，只做保险事。对本届明显利益好处的，就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处使，对当前没有明显得益的，工作推动力度明显缺乏。

二是“唯新”。“一个艄公一道河”，“新官上任三把火”，月月都有新思路，年年都有新规划，陷于“浮躁政绩观”，习惯于做表面文章，树政绩脱离实际，抓工作似蜻蜓点水，浮而不深，详而不入，汇报起来新思路层出不穷，客观情况却问题多多。

三是“唯稳”。有的干部守摊子思想严重，缺乏开拓进取精神；有的干部面对复杂的工作局面，不善于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以拖应变，过分求稳，反而错失解决问题的良机，使一些问题积重难返，不可收拾。有的干部一事当前，总是计算个人得失，避实就虚，避难就易，能推则推，生怕接手后一着不慎，影响自己的政绩，影响自己的形象。

四是“唯上”。已受到查处的王怀忠有这样的“政绩观”，“只要你能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唯上”，凡事都以上级领导的所好是瞻，“不怕群众不满意、只怕领导不注意。”

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在树立科学政绩观方面存在一些情况，这些情况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思想根源。这些不正确看法，不同程度地误导了施政行为，导致了浮躁作风的蔓延，不但给事业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而且影响了干部自身的健康成长。从这种角度讲，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引导树立科学的政绩观是非常必要的。

三、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把握和实践科学的政绩观

政绩观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折射，是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的反映。科学的政绩观的基本内涵是为公为民、全面发展、求真务实。根本价值取向要符合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就指出：“国家官吏应当是人民的公仆”。则把为人民服务定为我们党的根本宗旨。邓小平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条方针的出发点和归宿。同志则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而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更加明确地要求我们的干部必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要求干部“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尽管言辞不一，但应该说，从其根本观点来说，是一脉相承的。如何树立科学政绩观，我想可以从自身的、组织的、社会的三个方面去把握：

（一）要准确理解、把握科学政绩观，在谋求政绩时实现价值观取向和科学性的统一。坚持做到五个统一：第一，要用政治的观点看政绩，坚持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统一；第二，要用群众的观点看政绩，坚持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统一；第三，要用发展的观点看政绩，坚持近期效益与长远效益的统一；第四，要用实践的观点看政绩，坚持开拓进取与按社会发展规律办事的统一；第五，要用全面的观点看政绩，坚持客观公正地看成绩与实事求是看问题的统一。总之，要用科学的发展观评判领导干部政绩，有利于走出评价政绩单纯以几项经济指标论成败甚至单纯以GDP论英雄的误区，而是以是否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评价标准，从经济指标、社会发展指标、人文指标、资源指标、环境指标等多方面对政绩进行评价，促使领导干部注重三个文明建设的整体推进。

（二）建立一套科学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为树立和实践科学的政绩观提供制度保证。

在我党历史上，对干部的培养教育乃至考核历来受到高度重视，但具体标准和方法却因时而异，它反映了每个时期党和政府工作重点的转移。如战争年代对干部的考核标准以战绩为主；“”年代则看谁放的“卫星”最高；“”时期，则把能否积极地投身到阶级斗争中去作为考核干部的最高标准；改革开放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干部的选拔和考核主要强调“德才兼备”。这没有错，但关键是它仅着眼于干部本身的素质，而在实际工作中，并不是一个干部具备了好的素质就能够做出成绩的。

真正为干部的选拔和考核标准赋予了具体的内容的，是1989年邓小平提出的“要让那些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进入新的领导机构，要让人民感到满意”。这段话为后来选拔和考核干部的标准定下了基调，即今后在选拔和考核干部时要遵循三个标准，第一拥护改革开放路线，第二要让人民满意，第三政绩突出。我党注重和强调干部要有政绩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它使干部选拔有了可操作的尺度，推动了一大批干部作出实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缺点又开始出现，因为对官员政绩的衡量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它的困难之处在于，公共管理部门的绩效是很难量化，而且公共管理部门的目标往往是多重而不是单一的。199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给写了一封信，提出怎样才能科学地鉴定一个干部的政绩，他以省长和部长为例，说现在考核省长的政绩主要看他所在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但完全看国内生产总值行不行？财政收入很重要，但是不是有了财政收入什么都好？

其后，1994年至1996年，中组部出台了一个“县级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考核办法及考核标准体系”，并在部分县市试点。这个考核标准体系共分三大类十八个指标体系。三大类指标包括：经济发展指标、社会发展指标、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指标。1996年，中央正式颁布了这个指标体系，并在全国部分县市试点。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发现它的优点是可操作性强，注意了统筹协调，但也有明显的缺陷：第一，它太偏重于经济发展的内容，特别是偏重GDP考核。第二，它是按照全能政府设计的一套指标体系。譬如这套指标体系中设立了企业应减亏多少，这就明显不是现代有限政府的管辖范围。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提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五大“绿色”标准，一是原材料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的原材料消耗，体现工业增长对原材料的消耗强度，是技术、管理水平、经济结构调整的综合体现；二是能源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的能源消耗；三是水资源消耗强度，即万元产值水资源消耗；四是环境污染排放强度，即万元产值的“三废”排放总量，体现了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压力水平和程度；五是全社会劳动出产率，综合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资源利用水平和劳动素质的高低。

我认为，要建立一个比较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在目前，尤其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是要从“硬指标”与“软任务”的成果上检验绩效。要以“三个成果”来衡量干部的实绩，既注重干部在物质文明建设中的成效，又注重干部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的成效。在评价标准上，既要重数字，又不能唯数字。防止“数字出干部”的倾向。

二是要从个人实绩与集体实绩的区分上看待绩效。一个班子工作上能够取得成绩，往往是班子集体努力的结果，但又与班子成员的努力密切相关。要根据干部在班子中所处的位置，承担的责任和应发挥的作用，通过仔细考察，实事求是地看每个成员所起的作用。要在突出对领导班子正职考核的同时，强化对领导干部班子副职的考核，解决好干部在实绩上吃大锅饭的问题。

三是要从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上透视绩效。既要看干部局部工作成绩，又要看干部对全局利益所持的态度和所做的贡献。领导干部在局部范围内所取得的成绩对全局利益的影响和作用越大，绩效就越大。

四是要从日常工作与重点工作的完成上衡量绩效。日常工作体现了岗位职责的基本要求，而重点工作则体现了事物的主要矛盾。考核中既要重视日常工作的完成情况的考核，又要把紧紧围绕党委和政府的工作中心，足以反映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面貌、工作实绩的若干重点工作，作为考核干部实绩的重点内容。

五是要从当前和长远的结合上考核绩效。我们在考核干部时，就不能只看干部近期取得了多少成果，还要看这些成果是否有利于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是否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是否有利于今后的发展。

六是要从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的程度上把握绩效。由于干部的岗位不同，物质条件、工作基础不尽相同，取得实绩的难易程度就有所区别。在考核中既要看干部的主观努力、工作态度、创新精神等，也要看实绩的外因条件，分清哪些是主观努力得到的，哪些是客观环境带来的。

七是要从领导和群众的统一上评价绩效。考察干部实绩必须走群众路线，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把群众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决定干部升降去留的主要依据。

八是要从真实绩与假政绩的辩别上判断绩效。要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工作绩效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辩别，剔除那些贪大求洋、短期行为、形式主义等与求真务实和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的所谓“政绩”。

九是要从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的结合上考察绩效。在重视定性考核的基础上，要加大定量考核的力度。没有质的考核，就难以作出基本评价；没有量的考核，考核工作就难以在更高层次和水平上完善深化。要建立实绩考核指标体系。在明确领导干部岗位职责的基础上，制订好领导干部年度工作目标，为实绩考核提供依据。对本身有任务指标、能量化考评的工作要坚持做到量化；对没有具体指标但非常重要的工作，有可能量化的也要尽量量化，难以量化的，则应采取群众民主测评、群众满意度等方式，将抽象变为具体。

十是要从成绩和失误的识别上洞察绩效。成绩总是与失误相伴产生的。在处理二者关系上要做到一看主流，二看发展，特别要善于把握成绩的发展态势和失误的发展态势。善于分析过失的性质、程度、因素及其关系。同时还要观察干部对过失的态度。

（三）在全社会切实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破除“官本位”的社会土壤。这是树立科学政绩观的治本之策。要树立科学政绩观，必然要求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即要有正确的宗旨观、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尤其要正确对待权力，进一步解决权力是谁给的，为谁掌权的问题。领导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干部政绩观之所以出现偏差，说到底是由于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孕育而成的“官本位”观念作怪。美国一名学者以自己的亲自经历撰写了一本书，当他成为州政府部门主管和州内阁成员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增加了许多新朋友，他想见面的时候，商业和社团领导人会随时恭候，经常有上电视、报纸的机会，而当职务终止的时候，不再“重要”，没有“地位”了，就没有再受到邀请，也没有媒体的采访了。这种突然间得到朋友，又突然间全部失去的现象，他经历了多次，他经过思考认为与成功相伴而生的荣耀和失落，是一种必然现象。这个学者提出不管在位不在位，你都应善待得意时遇见的人，因为他们和你失意时再次遇到的人是同一群人。作为领导干部，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得失皆坦然，善待自己的职责，切实践行“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而要破除“官本位”，就是要树立“民本位”，即人本位。“以人为本”观念恰恰是从根本上树立干部科学政绩观的基石。首先，它决定干部在执政时必须平等地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次，它决定了干部必须在执政中破除“GDP神话”。本来，“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万物的灵长”，可有段时间，人没能成为尺度，反倒是GDP成了尺度，人没能成为万物的灵长，反倒为GDP所驱使。而现在要把它重新倒过来。再次，它决定了领导干部必须深入贯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所以，如果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能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都能牢记并践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么，科学的政绩观在每一个干部中的树立就已经指日可待了。

同志们，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以科学的政绩统领各项工作，这并不是抹煞、否定各级干部以往创造的政绩。我区作为台州市主城区，近几年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全面、协调发展是有目共睹，是群众认同的。大家在各自岗位上积极开拓进取，真抓实干，作出了应有的政绩，功不可没。这一点，历史不会忘记！群众也不会忘记！在进一步推进主城区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我们要以科学的发展观、政绩观作统领各项工作，求真务实、勇于进取，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社会、无愧于后人的政绩。

让我们永远记住郑板桥的两句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